“你們貴國的僑民，太不替貴國爭氣了，什麼正經事不做，卻在中國做匪類奸徒，在地方上搗亂。我負有保安地方的責任，怎麼可以輕易釋放他？”
高橋連連鞠著躬，自認不是，左求，右求，請我把人交給他去訓導監視，擔保以後再不會做這樣事。我說：“你既然自認罪過，又負責擔保，姑念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給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監視他，我隨時還要提審他的，到時你得交出人來。”
高橋滿口答允，說了許多道歉的話，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給他領走了。
那時張之江的團部駐在桃源，要路上也設崗兵盤查行旅。一天，張部又捉著兩個販賣煙土的日本人，連同煙土都送到常德來。我在院中坐著，左右站著衛兵，地上擺著幾根軍棍。犯人押解進來，一個年老的，一個年少的。他們看見這情形，慌作一團，渾身隻哆嗦，尤其年少的一個，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年老的隻哀求著：“饒我們一次吧，饒我們一次吧。”嚷個不休，這次也是高橋新二來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領去，但說明不可釋放，我要隨時提審。查獲的煙土都沒收充公，也是接來當地紳士查明收存，作為修路的費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續數年的歐洲大戰告終，翌年一月開和會於巴黎，中國在名義上亦是參戰國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關於山東問題，畢竟沒有得到公平的解決。此時日本乘機占據青島，使中國複蒙喪失領土之恥。這一件事，激起中國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學校的學生尤為激昂，罷課遊行，抵製日貨，毆擊賣國賊，浪潮波及全國各地，演成中國文化史上最有意義的“五四”運動。
常德的學生受了這一運動的波動，情緒也極是熱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頭宣傳，痛哭流涕，勸說國人不買日貨，不乘日船。那種愛國熱情，真是可愛可敬。一天，全城學生罷課，結隊遊行，經過大街時，群眾情緒憤激難過，幾家日本洋行，都被他們搗毀，貨品什物，狼藉滿地。南門外碼頭上，更經常地派有學生值班，勸阻國人不買日本船票，商家貨物不得交日本輪船運輸。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個繁盛的碼頭，日本大阪公司輪船定期往來於上遊及下遊。學生們這一舉，使他們營業受到致命的打擊。
我為常德鎮守使，地方上發生這樣的事情，自須負相當的責任，於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見湘督張敬堯，提出質問，張就派外交部駐湘交涉員伴同他們來常德與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橋新二為首。他向我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損失;二、懲辦凶手;三、正式道歉; 四、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說這是他們極合理的要求，我必須一一接受。
我說：“既是張督軍派請我們的交涉員，同你們來和我商辦此事，那麼許不許我發表意見呢？”
高橋說：“依你的意見怎樣？”
“依我的意見，”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說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著想，必須確確實實地把你們的真實利害方麵都加以考慮，第一，要使你們居留常德的僑民，生命財產能夠永遠安全；第二，要使你們日常的營業能夠日益興盛發展。……”
“那好極了，那正是我們所要求的。”
我繼續說：“所以，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隊是流動的，駐在常德是暫時的，而你們日本商民在這裏卻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長久地負保護你們之責，不但我不能，任誰也不能夠。因此你們居留此地，必須要使本地人民對你們有好感，你千萬不能開罪於他們。根據這個原則，你提出的那四項辦法，我為你們的利益著想，我不能照辦。我現在替你們想了一個最周妥，最徹底的解決方法。隻怕你們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請快說你的辦法。”
“我的辦法是：你們各家洋行都貼出告白，說明你們過去營業方法的不良，以後當極力改革，必使大家滿意。這次搗毀所受的損失，甘願認受了，但請以後不要再予搗毀。你們若能這樣辦理，我敢擔保本地人民必能對你們發生好感。不但你們的財產能夠永遠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興隆起來了。到那時，你們這次
所受的一點損失，又算得什麼呢？……”
高橋聽著，連連皺眉搖頭，我說道：
“你們若是不能辦的話，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絲毫不能負責!”
“馮鎮守使，”高橋皺著眉說，“你的辦法，第一是說我們受的損失由我們甘認，你們不負賠償之責; 第二是說你不肯懲凶；第三是說反要叫我們向你們道歉; 第四是說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負分毫責任。這從哪裏說起？從哪裏說起？”
“我說你們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訴你：你們若是還打算在常德居住做買賣，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萬萬不可得罪的。你看你們被打了，不算一回事，這顯得多大方，多體麵，人民以後自然對你們有好感了。”
高橋憤憤地說：“鎮守使，怪不得人家說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說的話全是偏護那些暴徒的話。”
“他們是愛國的行為，是出於義憤。你說是我唆使的，我心裏高興極了。我的好話你既然不聽，那你照你的辦法辦去好了。我是不能夠的。”
這樣糾纏了許久，兩麵都不讓步。我說：
“既然這樣，那高橋先生，請你另外想辦法去吧。這事我們不必多費唇舌了。我們還是談些別的。前次交給你兩批貴國罪犯的事，我現在正想把他們了結了結，請你回去把三個人犯交來，我要提審他們……”
高橋先生跳起來說：“你怎麼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攪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結了嗎？”
我說：“都是要辦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談了，談也沒有結果的。—你不能記性這麼壞，我交給人犯時，一再和你說明，我要隨時提審。怎麼天大的罪案，就會糊裏糊塗了結了呢？”
“馮鎮守使，你這人太難纏了! 太難纏了。”
高橋說著站起來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來，重新和我談判。這次提出我們補償一半損失為他們修理費的辦法。我說：
“為你們自己計，我一文錢也不能出。我若賠了錢，地方上的人氣不憤，必定還要二次三次地砸你們鋪子。你們願意受更大的損失，我可不願意和你找那些麻煩!”
又糾纏了一會兒，他又提出補償四分之一修理費的辦法。我告訴他說修理費是一個也沒有。不過我可以邀請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學生來談談話，勸他們對日商加以體恤，以後不要再有搗毀商店之事。並且我是本地負治安之責的官吏，此後我自當保護你們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為你們商店站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說著我就站起來送客，同時派了兩個副官跟住高橋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橋等一班代表都沒了主意，嘰嘰噥噥商議了半晌，終於接受了我那最後的話。
他們走後，我即為他們的洋行每家設崗兵二人，以為保護。有中國人到他們店鋪裏來買東西，崗兵即先加以盤問，而後再渾身搜查，戒備很嚴。如此過了數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門可羅雀，誰也不再上門。這時高橋又來找我，要求我撤除崗位，說這樣，他們沒法做生意，損失更大了。我道：
“你們提的條款要我擔保以後不再出事，而你們又不肯結好於人民，我當然隻有這麼辦。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擔不起責任。”
高橋著了急，左說道歉的話，右說道歉的話，隻要求我撤除崗位。說現在人民對他們已經很好，不必再受保護了。我說：
“你定要撤崗，也可以，你得寫個字，聲明以後出了事，我不負責任。那是你們自願的。”
一場天大風波，至此算完全了結了。
我對外交的事完全是個門外漢，我也不知道我這幾次所辦的事對還是不對。但我深知國與國之間相處，平時當以禮相待，有事當據理力爭，萬不可迫於淫威，忍讓苟安，置國家尊嚴於不顧，使恥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國固有許多為國爭光的外交家，我國先賢也給我們留下許多光輝的榜樣。如趙之藺相如、齊之國佐、楚使者於桓公、蘇武之在匈奴，這些不屈不撓、不辱使命的史實，是舉不勝舉的。決不像民國後當權者們那種奴顏婢膝、以敵為友的賣國做法。直到以後，還是有的人抱著媚敵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著報私恩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著不抵抗的外交政策。一國外交政策如此，怎不教人悲憤。崔東壁先生有篇爭論，其言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又說：“人心無盡，非讓所能化也。”人與人之間相處，尚且如此，何況與日本這樣虎狼之國，是更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無理對無理，以強硬對強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個很好的遊覽地方。但有一個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蟲特別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種惡性瘧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種蚊蟲傳染的。聽說光緒三年的時候，湖南鬧旱荒，德山設有一座大粥廠，難民多集此就食，後來瘧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現在那裏有一座由書院改成的學堂，就是建築在那些難民的墓地上。那時劉汝明帶著一營人在此駐防，弟兄們患瘧疾者極多。後又調張維璽一營駐此，也是病了大半，幸虧營中有醫藥設備，趕緊移至他處，極力診治，才使死亡減少。當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惡性瘧疾，也不知道是蚊子傳染的，隻說是山中的瘴癘，當時我很想設一根本方法，使那種蚊子滅種，並且購辦大批的金雞納霜散給居民治病。可惜沒有來得及辦到，我就離開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猶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隊在德山練習野戰，忽然趕出一隻猛虎。兵士與山居民聯合圍擊，那虎連中數槍，竄到江裏死了。兵士們把它拖上來，從頭到尾，足有八尺多長。當它將未死的時候，趙登禹騎在它身上，說：“看我是打死老虎，還是打活老虎？”當時照了一張相片，現在還留著。老虎抬回營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頓虎肉。肉味很好，煮時香聞數裏，吃後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
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隻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當時把病減去了大半。後來我又把虎骨交人製成藥酒，分送朋友，患風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驗。
常德北邊還有一座涼山，滿山都長著一種百合，有時三五步一株，有時十餘步一株，百合花開得極是熱鬧。我常常在天明時到山中散步，或行軍，那種花在露中浸潤著，撲鼻都是異香，在別處從來沒有見過。後來采了許多野百合來吃，我知道它可治肺癆，味道又甜美。聽說還能治多種的病，就不知其詳了。我想若是將其種廣為播植，不但實用，而且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東西。至今還不能忘。
梁山上還有一座祠廟，是為一梁某蓋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漢時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頭。據說漢馬伏波將軍征交趾回來，走到常德，正值炎熱天氣，即在梁山上駐屯。漢光武得其凱旋的消息，派梁某前來慰勞。馬伏波為梁某父執，看見來的是晚輩，即未行接迎之禮。梁某以為鄙視了他，懷恨在心，回朝後說了馬伏波許多壞話。光武帝誤信讒言，竟奪馬伏波之職，將兵權交給了梁某。梁即統兵駐紮此山。梁又說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寶財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馬伏波的家。但可憐僅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寶的影兒？我聽了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權，以馬伏波這樣光明磊落，功在國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時我們又可知道為人處世，謙下有禮是要緊的。古人說“驕必敗”，“傲必敗”，馬伏波之於梁某，雖非驕，但於謙下有禮之道總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敗事，真是冤屈。由此我們更可知聽言之難。以漢光武一代英主，竟亦為佞臣所蔽。總之我覺得這都是專製製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製度之下，這些黑暗的現象就無從發生了。但梁某既是這樣一個壞人，怎麼還建祠宇紀念他呢？我想也許像在徐州張勳的生祠一樣，是梁某自己建造的吧？這就不得而知了。
我平時除公務而外，常喜歡在鄉間各處走走看看，和老百姓們談談。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著一隻小劃子。那搖船的年輕力壯，可是眼睛不得力，一隻簡直瞎了，另一隻看東西也十分勉強。我問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來就這樣，還是後來得病弄壞的呢？”
他歎了口氣，說：“說起來太難過了!”告訴我，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頭鋪裏剃頭，剃完了，剃頭師傅給他一個手巾擦臉。他接過來擦了擦眼睛，就出來，走在路上覺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邊，疼厲害了，如有針刺著一般。他告訴他父親，父親說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東岸，過了江就是家，用鏡子一照，兩隻眼睛已經腫得合了縫了。母親替他請來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給他吃，三四天過去了，腫痛如故。這才想起常德東關外有個廣德醫院，就到那裏醫治。羅大夫給他診看，說這是淋菌入眼，耽誤久了，已經治不好了。醫了一個多星期，隻把一眼醫的能見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聽著，覺得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記上。以後每逢講話，就要對弟兄們細細講說，要他們隨時注意。
那時常德鎮守使署所轄的有三縣：即常德、臨澧，還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樹木缺乏，若是能夠普遍地發動造林運動，這一帶的山河必大大改觀。常德附近有個臥虎山，上麵多樹，都是鬆柏。我養了許多樹苗，連著二三年在附近一帶分植，後來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滿眼童山濯濯，一直沒人栽植。我常到桃源去視察，桃源縣的知事我委的王錫瑞。王曾為我當文案，十五章中曾經寫到他的個性，不知讀者還記得否？他學問有根底，文字有鍛煉，此時正值年富力強、閱曆漸多的時候，很希望他能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哪知他到任後，暴露出許多書生的弱點, 最壞的是神經過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辦事也魯莽滅裂，不能有個分寸。那時桃源有一個大財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紳。他開了幾家錢莊，擅自印發鈔票，有一商人和他發生糾葛，告到縣衙裏。王知事也不調查調查，也不想個近情合法的處置，馬上就派人把那富戶抓了來，打一頓板子，沒收其鈔票，並且罰他出錢修路。這樣的做法，已經嫌其不當了。但是還不夠，又送去一塊“為富不仁”的匾額，勒令懸掛堂廳中。—這等於時時地打罵他、汙辱他，等於永遠地打罵他、汙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憤。那土豪在忍無可忍之餘，又從而翻浪揚波，遂致王知事無法自存，隻有自動辭職而去。我並不是說土豪劣紳不當得罪，相反的，我們必當嚴辦，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須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辦理，萬不能任意懲處，操之過急。罰款修路，沒收錢票，都是不錯的，但罰了之後，即不必再加辱打，至於送匾之舉，那簡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後，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什麼成就。至民國十八年，終以瘋病死於北平。王體貌瘦弱，兩眼露著大塊的白珠，一望即知是一個神經不健全的人。
桃源縣城西南數十裏有座桃源山。相傳陶靖節先生所描寫的世外桃源，即在此處。我到那裏遊曆，正值春天，從一個山口進去，即展開一片田疇，油菜花開得正熱鬧，看著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階引到一座廟宇中，有許多牡丹花，此時舉目一望，實在太美麗了。可惜我不會寫文章，否則定要寫一篇《桃花源後記》，以饗國人。桃源一條河灘，還產一種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蠶豆，上有花紋，有似鬆柏者，有似花卉鳥獸者，很是好玩。土人拾它起來，加一番洗淨磨光的工夫，更顯得晶澈玲瓏。凡是遊桃源的人，必定買些以為紀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頭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師夫婦，美國人，都是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說話很和氣，帶著兩個孩子，在此地教會多年，和我很熟識。有一天，他們夫婦請我吃午飯。菜不多，有一碗雞湯，還有幾塊雞，看著極潔淨。我誇讚他們的好菜。金牧師說：
“真是慚愧得很，實在太不豐富了。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我們已經一年沒有吃過葷菜，今天為請鎮守使才買了一隻雞。”
我問他是什麼緣故，他說：“自從我們美國對德國宣戰，動員了三百萬兵，我們一家就節衣縮食，餘積些錢寄回美國去，獻給政府。這樣地做，我們才覺得良心上安些。”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神色極嚴肅，聲音極懇摯，使我心裏起著沉重的感覺。吃完飯之後，我到院子裏散步。這時金牧師在屋裏，太太正照應孩子吃飯。恰好廚子從我身邊過，我順便問他道：
“金牧師平日吃些什麼菜？”
那廚子說：“早些時候是無葷不餐，近來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已經多時沒吃葷了。今天才宰了一隻雞。”
我站在院子裏思索著，實在不勝感想。覺得一個國家的強或弱，決不是偶然的事。這是國民文化水準的總表現。金牧師對於他祖國的責任與義務的自覺心，在文化落後的國度裏是不容易有的。我們中國到了今日，可算已經是最危險的時候，除了少數的熱血分子而外，大多數人誰有此心？尤其許多驕奢淫逸的官僚軍閥、富戶買辦，成天為自己揮霍無度，欲其拿一文錢獻給國家，就比抽他的筋還難過。我以為我們國民若人人有金牧師的這種自覺的意識，那我們民族必複興了。我們要想在世界上活得像個人，要想我們民族能夠生存發展，一般國民文化水準的提高是個很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