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我們的隊伍從武穴開拔，先駐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為響應南軍，弄得餉源斷絕，官兵們在民間不免做些搶劫的事，變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電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們收編。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編為一營，弟兄們都是鄂西人，訓練了若幹時候，便為很好的隊伍，派在石首駐防。曹仲三等聽說我收編了這批人，非常不高興，鬧了很久的別扭。
從石首又進駐公安。剛剛到公安，臨澧鎮守使王振亞連電向我告急：說胡瑛、周則範向他進逼，危急萬分；一麵又致電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電，右一電地催我赴援。後來我派偵探打聽，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進至津市。
津市是一個富庶的魚米之鄉。街邊店鋪規模頗大，勝過河北、山東的府城。王振亞在這裏鬧著一個銀號，發了數十萬的紙幣，門上貼布告，不準兌現。他用這種紙幣辦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運到漢口出賣，賺了現錢，回來又印發紙幣。因此人民頗為銜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談話，我說：
“我們的弟兄到貴地，用現洋在街上買東西，找回的零頭，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銀號裏發的不兌現的票子，怎麼帶到別的地方去花？你看這事怎麼辦？”
他就笑了。說這是沒辦法的辦法，請我的軍需和他的軍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設法的。我們隊伍剛入湖南界，總要和當方避免鬧意見才好，所以也隻好由他去了。原來他對於外來的軍隊卻是很客氣的。
王振亞是前清的舉人出身。他鎮守使署有著幾營人，幾營的官長，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辦國事，還是在辦家事。過了二年，王振亞即被他的鎮守副使卿衡所殺，財產亦傾蕩無餘。這種結局，是必然的，一點都不足怪。
三月初頭我又接到進攻常德的命令。隊伍沒出發，胡瑛和周則範部又圍攻澧縣，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蹤至澧縣，經臨澧而進向常德。此時最感困難的，就是糧食的運輸問題。由澧縣到常德一路，盡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彎彎曲曲窄狹的田埂，再無大路可循。從後方把蒸好的饃饃烙餅運到前方，至少得兩天的工夫，趕到了目的地，食糧都已發酵，餿得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開發富源，繁榮農村，必先須發達內地交通，就是單從國防著想，建設全國的交通網，也是刻不容緩的急務。遍地都築起鐵路，暫時當然不易辦到，但修築公路，倒並不是一件難事。如果全國公路網完成，那對於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麵將起如何的作用？( 可是還必須自己辦汽車製造廠，自己開汽油礦，否則還是害多利少）這時我就立下決心，要在我國人民的能力範圍之內，進行這事。後來我到處利用工兵修路，極力提倡辟築公路，都是這時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鎮守使的命令。到了臨澧，即委鄧鑒三先生為臨澧縣知事。鑒三先生名長耀，為河北鎮海縣人，自幼飽讀詩書，生長於農村，深知民間疾苦，在太醫院學醫，卒業後任二十四團第三營軍醫長，後於綏遠調到廊坊為我們第十六混成旅軍醫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師友。我請他為親民之官，料他必能勝任稱職的。他在臨澧兩年，果然政績卓著，很得人民的愛戴，到後來他卸任的時候，人民都燒香，放爆竹歡送他。他在任上，頗有些可記的事。因為醫學很好，他坐堂問訟的時候，看見告訟者麵黃肌瘦，或是有病的樣子，他就把訟事擺到一邊去，給他們診治，細細詢問病征，而後開了方子，請他們照服。和他們說：“你的官司是沒關係的事，還是身體要緊，你應當快快把身體弄好。”鄉民常感苦痛的就是無處問醫，現在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們醫病，心裏怎不感激？仁義所被，久而久之訟事也少起來了。他又常常下鄉走動，看見哪家有女孩纏著小腳，他就坐在哪家門口不走，見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萬語地談說纏足的害處，一定要把人家說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纏布，他才罷休。又提倡戒賭、戒煙，也是挨家挨戶地去說道理。這樣，不用政令，隻說道理，所以各項事都辦得特別有效果。還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孫子，從家鄉跑來找我。我是素來不肯用本家、用鄉親的，除非真是賢者能者。鑒三先生那時正要赴任，就把我這本家要了去。我請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縱他。哪知鄧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長。鄧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鄧在屋外散步，聽到屋子內幾位科長在談天，說像縣長這樣的弄法，隻是顧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聲，我們將來連褲子都落不著。鄧聽見這話就是我那個本家說的，當即毫不留情，把他趕走。他到長沙，又冒用我的名義，在省長那裏弄一個警務長的官兒，一放仍是放到臨澧。他耀武揚威地去接差事，意謂你把我攆走，我自有本事來做官，看你還敢管我不敢？鑒三先生看見他來了就說：“像你這樣不學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麼門路，我這裏反正不要你!”毅然決然地把他押解出境，決不因為是我本家的緣故，而對他有所姑息。這種公正嚴明、有膽有識的作為，實在叫人敬佩。—這都是後來的話，敘過不提。
那正是炎熱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進，一路甚感困頓。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裏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來歇午。我那時因出汗太多，在山腳下找到一座小茶鋪，有個天棚，異常涼爽，就把兩張桌子並攏，鋪上被單，躺著乘涼。一覺醒來，忽然四肢不能轉動，兩臂尤其感覺酸疼，急忙找軍醫來看，吃了藥，出了透汗，才慢慢見好。後來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帶視察，在確山縣西十二裏的一個小村上休息，和當地一個老人談話，我問他有兒子否，他指著旁邊一個瘸子，說：“那不是。”問他怎麼殘廢，說是大汗之後，在堂前睡覺，吹了過堂風，醒過來就腿痛，一直沒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後，當風睡覺，最易受風致病，其危險如此。
六月下旬到達常德，那時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廟裏，打聽到胡瑛的老太太還住在城裏，沒來得及走掉，改了陳姓。我就派副官長宋良仲拿四百元去買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帶著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後來胡瑛聽說，自己從辰州坐著轎子來看我。我們原是熟人，我笑著問他：“你大膽地到這裏來，到底帶了多少人？”他說：“我把我的全軍都帶來了!”所謂全軍，隻是四個手槍隊而已，兩下大笑了一回。
常德臨著沅江，也是個很大的魚米之鄉，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別潮濕，因此連貧窮人家的房屋也裝著地板。這在北方是很少見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隻鋪地磚，必是樓房才裝地板。這裏人民雖知注意防濕，但癬疥腳氣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內以瓦屋居多，草屋較少。瓦屋的蓋法也很特別，屋頂上架著木椽，瓦塊就挨著擺在木椽上麵，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時候，也並不漏水。這種屋子的優點是空氣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風凜冽的三九天，就滿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風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無論男女老幼都備置一個手爐。手爐的製法，是用竹篦編成籃子似的東西，裏麵鑲一缽子，中放炭火，蓋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們無論居家外出，都提著這樣一個手爐。我覺得這種房屋將來必須改良，用手爐的習慣也必須加以打破，因為不但妨礙做事，而且易成委靡之氣，實在不是一個健全的民族所應保有的。
此時以薛子良代理常德縣知事之職。薛為人謹慎負責，有頭腦、識大體，真能腳踏實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區，頭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為地方大宗收入。我們的軍隊駐到這裏，很覺得妨礙。和子良商量，決心驅逐他們出境。當通知娼家都來領執照，一時來了許多青年小夥子，都是二十多歲。問他們是什麼人，幹什麼事，答說：“我們是茶壺，來領執照的。” 所謂茶壺，大約就是娼寮中龜頭的意思。我說：“看你們一個個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為什麼不幹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賤，幹這種剝削人家肉體的買賣!真是豈有此理!”即拿著一個，以棍打之，打得直哭嚷，說：“我從此不做茶壺就是了!”問他不做茶壺，打算做什麼。回說不知道，我說：“你們應當趁著年輕，學些有用的本事，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訓，別人也都自願改行了。於是限他們三天內一律出境。此後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沒有為娼家的事出過亂子，找過麻煩。唉，這也隻是不得已的辦法罷了。
我們剛到常德的時候，一進城就看見許多商店門前掛著日本國旗，街頭上張貼著日本兵艦保境安民的布告，這使人驚奇極了。我想，這裏既沒有割讓給日本，也沒有被日軍占領，又不是日本租界，怎麼有這種景象呢？馬上就請薛子良四處打聽。打聽出來了，說這是商家的把戲，商家為避免潰兵搶掠，無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艦保護。因為常德一帶是南北軍交哄的要衝。北軍勝了，南軍潰退時要大肆劫掠，南軍打勝，北軍潰退時，也是把商家搶劫一空，等到南北軍都退完了，遊勇散卒和土匪又來趁火打劫。商民無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聽到這番情形，沒有不痛心難過的。當時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談話，費了很大氣力，才把他們召齊。告訴他們，托庇外人，是最可恥的事。但以往是為潰兵騷擾，大家不得已而出此法，現在我們的隊伍是嚴守紀律的，必能負保護地方的責任，絕不會再有騷擾的事。如果他們動了你們的一草一木，就請你們大家把我馮某逮捕槍決。我們是中華民國，若是掛起了外國旗，不但騰笑外邦，自己也應該覺得可羞可恥的。請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毀，永遠不要再做這種辱國辱己的事了。當天晚上，街麵上的日本旗統統撕毀。同時又去找來日本兵艦的艦長，質問他們為什麼要在街上張貼那種布告。那艦長說：
“這是貴國的人民要求我們做的，不過總覺得很是遺憾。”
說得很委婉客氣，也就隻好不加深究，隻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毀，不許他們再有這種侵害我國主權的不法行為。
至於那些日本旗從哪裏來的呢？查詢的結果，知道是城內一家魯東洋行出賣的。但這所謂洋行，隻雇用一個日本浪人做著幌子，其實店老板卻是中國人。我派人檢查他的賬目，上麵寫得明明白白，每麵日旗的價錢，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來，問老板何以做這種欺騙商民、汙辱國家的無恥買賣？他說：“因為有人家需要，我們所以辦這個貨。”問那日本浪人，答說：“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為的生活。他做的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我說：“你兩個都是奸宄，沒一個好東西!”當即把那日本浪人驅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來。
當日查看賬目，共計賣日本旗所賺的錢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來地方正紳，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紳士們收存。那時常德城內街路不平，地方汙穢。乃用此款為修路浚溝以及清除穢積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軍隊逼得無法自存，因而請日本兵艦保護，買日本旗懸掛，這當然不是人民的錯，可也不是士兵的錯。罪惡在誰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這就是他們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這就是他們窮兵黷武政策的賜予；第二，就在那些軍隊官長的身上，大官們自己胡作非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級官，下級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這是當然的道理。當權執政者的責任是福國利民，軍隊的職責是衛國保民。但是他們卻一反其道，把人民逼上死路，逼得他們出賣國籍，不願做中國人，要求外國人來保護!我把這事辦完，越想越是悲憤，多天還是恨得牙癢癢的。
那時內亂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內的治安之責，交由第二團第二營負之。第二團團長張之江，有膽有識，甚有才幹; 二團二營營長宋哲元，忠實勤勉，遇事不苟。城門上都有他們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經過，都要盤問檢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艦上下來幾個日本海兵，搖搖擺擺地從南門進城，把守城門的士兵即要加以檢查。日本兵在中國境內放肆慣了，哪裏肯受這個，表示不受檢查。弟兄為了執行命令，卻非檢查不可。其中一個日本兵逞起橫來，給我們弟兄一個巴掌，弟兄不能容忍，當即用刺刀與之搏擊。結果，日兵中三名受了傷，隻好憤憤地抬回兵艦上去。
事情鬧出來之後，張之江和宋哲元先後來向我報告，請示辦法。我說，沒有出事的時候，當盡可能地不讓出事; 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顧慮。卻看他怎麼樣，他若要打，我們即同他打，絲毫不容忍讓。一會兒工夫，薛子良來了電話，說有本地日本居留民會會長高橋新二和日本艦長要來見我，我就請他們來見。
那時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廟中，天氣正在秋熱，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麵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陳設。薛子良把兩個日本人介紹進來, 寒暄了幾句之後，高橋新二談到本題上來，說三個日本兵傷勢很重，嘮叨了一大篇。我問他道：
“那麼，你看怎麼辦呢？”
高橋新二說：“我們的意思，先要把你們行凶的士兵監禁起來，而後再談別的。”
我問他道：“你這是根據什麼說的？”
那位艦長就從腰裏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冊子，看著翻了一翻，貿然地說：“按照第二百幾十幾條，應該把凶犯禁監。”
我問高橋道：“他那是本什麼書？”
“日本海陸軍刑法。”
我立時舉起腳來，脫下一隻鞋，就要站起來，高橋新二看見我的神色不對，趕緊問我什麼意思。我說：“你告訴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個嘴巴!”
高橋問我為什麼，我說：“他用你們的日本軍法來判處我們的士兵，顯然是侮辱中華民國，我當然要用鞋底教訓教訓他!”
那艦長把那小冊子收起來，問我道：“照你說，是怎麼辦理呢？”
“我有我們中國的軍法。”
“你們的軍法怎樣辦？”
“我們的軍法是：士兵負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有權檢查任何進城的人，若對方不受檢查，即是奸宄匪徒。我們的士兵為忠實地執行命令，打傷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賞他這個大功。這就是按照我們的軍法的辦法。”
“馮旅長，”高橋不住眨著眼睛，憤憤然地說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隻有打電報報告我們天皇，直接和你們段總理交涉去。”
我說：“你這個人連普通常識也沒有! 我馮某剛不久在武穴停兵，通電全國，就是反對段總理，你不知道嗎？你快去吧，快去和段總理交涉，叫他來懲處我! 我馮某隻知真理，隻知國法。此外什麼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們就找你們政府交涉去了。”
一邊說著，一邊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舊坐下來看公事。哪知他們走到大門口，又重複折了回來，請薛子良問我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了結辦法。高橋也說：
“剛才的談話誤會太多了，我們再商量商量吧!”
我說：“你這個人不明白事理! 你隻知道你們的兵受了傷，你怎麼不說說我們受傷的兵應當怎麼辦呢？”
“怎麼樣，”他愕然說，“你們的士兵也有受傷的嗎？”
“我說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自然是兩邊動手，而後才衝突的起來，而且事實是你們的士兵先動手，我們的士兵才還擊的。這個你們也沒有查明白嗎？”
“嗬呀，真對不起啊，我們剛才確實都不知道。”他如夢大醒似的嚷著，深悔自己魯莽的樣子，我卻不知道他是假裝的，還是真情。
這樣交談了很久，他才提出兩方買些禮品互相慰視受傷者的辦法。我說：“這倒可以行的，就當我們的學生打架，我們做先生的不傷和氣。但須你們那邊先來人看，因為打架是你們的士兵先動手的，不然和的還是不公平。”
他們又提出以後不準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我說：“那個自然，我正要向你們提這句話。你們必須約束你的士兵，聽受我們士兵的查問，不準再有撒野逞凶的事發生了。”
於是把日期約定好了，高橋和那艦長才告辭走了。
這裏薛子良很疑慮地和我說，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受傷，到那天拿什麼給他們慰看。我說，我們的士兵挨了他們一個耳光，當然受傷的，怎麼沒有受傷？到了約定的那天，即請我的軍醫院院長馬瑛把兩個弟兄的頭上臉上都捆上紗布繃帶，等他們那邊拿禮物來慰看了，我們這邊也派薛子良和馬瑛為代表去看他們的士兵。至此，一場風波，始告了終。
我曾讀到《柏拉圖對話集》，上記蘇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問答，討論一些哲學上的問題。蘇氏問：“你們以為說實話好，還是說假話好？”答曰：“說實話好。”蘇曰：“若有敵人偵探來查問我們虛實，當如何？”曰：“這可不當說實話。”蘇曰：“怎麼又不應當說實話呢？”曰：“對朋友說實話，對敵人不應當說實話。”蘇格拉底又問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給他藥，他不肯吃，說這是糖水，不是藥，那孩子就高興地喝了。當如何？”曰：“要孩子病好，應當說是糖水，不能說實話。”蘇曰：“這又為何不能說實話呢？”答曰：“是為事情好。”有人說，馮某這次對日人辦的事，說話有不實之處。我就請他看看這段問答。
此外還有幾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時不但城門口盤查甚嚴，就是城牆頭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長帶四個弟兄負巡查之責，另又派上級官長帶兩個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處偏僻的城角上捉著一個爬城牆的日本人，盤問的結果，知道他是為某方做偵探的，當即押禁起來。那位高橋新二知道了，連忙來我處要求取保釋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