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士們最常練的是荷槍行軍,自官兵以至夥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帶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約四十八斤,不停地連走七天。那時最常走的路線,是由常德至臨澧,由臨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時日行八十裏,漸增至每日一百二十裏,一百四十裏。經常的每月舉行兩次,風雨無阻。這不但磨煉體力,亦磨煉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戰是怎麼樣的,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交通落後的國家,行軍力的強弱關係於戰果者至大至切。平時多一次練習,戰時就多一分獲勝的把握。
常德城頭皆大磚鋪砌,很是闊坦,可走四路縱隊而有餘。除遠途行軍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頭繞著圈子練習行軍。每繞一圈約有十裏。城頭上空氣鮮潔,遠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們多樂為之。
為提高官兵們關於軍事的知識與技能,特成立一個軍事教導團,內分兩隊:一為軍官教導隊,一為軍士教導團。由團、營、連隊選拔稍通文理的軍官及軍士為學員。教導團以鹿鍾麟同誌為團長,劉驥、門致中、劉鬱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課目有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戰史、築城及典範令等項。最初規定三個月一班,預計一年零三個月後,全旅各級官兵即可分別訓練完畢。 後來提高課程標準,每期改三個月為六個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駐兵南苑時仍繼續舉辦,改二年為一期,一直辦到十六期。故國民軍一般軍官的教育程度,比起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並不落後多少。
我部隊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貧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學,一般知識程度嚴格地說都很不夠。但怎樣才算足夠,這也沒有標準。最要緊的還是要普通常識豐富,多識得常用之字,故首先著重加強他們的閱讀能力。這是我素來治軍的注重點之一。在常德的期間,請陳秘書長和參謀劉驥編了一本軍人讀本,內選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麵,多由《戰國策》及《國語》之類書中選出,今文則為梁啟超等名家的作品。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階段講授。教授方法,一是講解,二是背誦。因為官兵們大半已過學齡,記憶力低減,若不背誦,則過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長其閱讀能力。連長以上的軍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誦之後令其講,回講之後,再令默寫。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須弄熟。規定五天讀熟一篇,一月讀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遞加。比這個較高的,有一漢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較高對國文有興趣者選習,亦由陳經綬先生選文,集成義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記中摘選出者,以為讀本。程度較低者,除印發在浦口時所編的《戰陣一補》令其熟讀外,複新編軍人教育一冊,又編一本八百字課,以為從未識字的士兵夥夫的讀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幫助一般官佐了解譯述的軍事書籍,並進而直接閱讀及翻譯外國軍事學名著。雖然進行很是遲緩,但選習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設一工藝班,分木工、鐵工、照相、修槍等數種。規定每個官佐,至少須習一種。先詢各人願習何種,而後分組請人教授。當時選習木工、鐵工及修槍者居多,故成立大組。我自己學的是修槍,每日由下午一時至二時請劉正琳先生來教。受傷殘廢士兵,亦須學習一種技藝,體力不足者,至少亦須學習繪畫或類似的輕巧工作。
那時的陸軍規章,凡士兵從軍三年,即當退伍。這個規章無人遵行,我在常德時試著籌辦,即遇最嚴重最困難的問題,那就是退伍後的生活問題。因為自從帝國主義者的大炮打開中國門戶後,中國農村普遍破產,一般青年在鄉村中無法謀生,方大量地投軍入伍,以謀出路。他們家中既無可資溫飽的恒產,本身又無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無法生活,結果必迫得他隻有利用其在軍中所學得的放槍瞄準的一套,而流為匪盜。原來中國的許多規章,都是從西洋原封不動地搬過來的。“三年退伍”的辦法,在西洋那樣的社會和征兵製度之下,是適合的,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募兵製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隻管官樣文章地頒布條例,實施這些條例的實際情形,大人先生們就不去注意了。試思士兵們之投軍,原多是為的救國,亦有為解決生活問題的,若三年後又複揮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後如何謀生,這種的辦法,豈不是製造匪盜遊民,破壞社會國家秩序的辦法嗎?
為試辦退伍,我采用寓兵於工的辦法。我在軍中成立一個小型的工廠,先在石友三主辦的學兵營中試辦,後補充基金為一萬二千元,委韓多峰專辦此事。又後,韓多峰升為機關槍營營長,不能兼顧,乃又委李炘為廠長。廠中分織襪、縫紉、織毛巾、編藤器及紙工五科,後來增設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學習,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幾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後來我在信陽駐防,即見有許多退伍的舊部在那兒經營小本工藝,都能成家主業,自立自給。
我們治軍的人,必須使士兵在軍隊時為保國衛民的好戰士,退伍後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這句話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當拿出精神來處處實幹,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軍隊時為害民擾國之兵,退伍後為遊民匪寇,脫了軍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患了。
這期間,還舉辦有夏令會。因為官佐們整日操練,生活緊張勞苦,每年必使之有一變換環境的機會,能從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會辦在城北梁山的廟中,四周都是濃密的樹林,山水清幽,地方涼爽而恬靜。內設琴棋書畫等娛樂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頓飯,常請名人講話,都是關於智體德群訓育方麵的講演。全體官佐,分為兩班,輪流換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個月的休假,都顯得興高采烈。我覺得這個夏令會,於全軍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們有暇,還練習泅水。因為我們在長江流域駐防,必須嫻習此道,非徒增進健康,且所以獲得技能,於作戰時、遭遇意外時,都極有用。有一次,恰好一個英國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傳道,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餘歲,曾在漢口泅水過江,把衣服脫下,拿在手中,遊到江那麵,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請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當地民眾對於泅水的興趣。沅江江麵比漢口窄得多,他不費勁地泅了過去,又泅了回來,還覺得不過癮。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回泅過二裏多長的江麵,見者無不歎服。一個民族的強弱,於整個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關係。仁修本老先生這次表演,給予我們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時於公餘之暇,還在本地的中學師範各校教課。教的是軍事體操,如利用地物,目測打靶等。常由營中借真槍去,以為學生練習打靶之用。常常對學生們講話,宣傳救國雪恥的道理。說要救國雪恥,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辦到的,必須把身體操練得十分強壯,必須有真正拿槍作戰的本領。每星期教課數次,教者學者都很有興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見那時上我的體操班的一位學生,他已經在當地當了小學校長了。
一日,我的副官長宋良仲從北京回來,和我見了麵,就向我請假,說不幹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幹了。原來他從北京回來,經過彰德府,他的馬弁遇見一位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彼此相熟,說了幾句。那馬弁回來就向他辭職不幹,說張敬堯部下的馬弁隻幹了二三年,就回家買了數頃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頭就有幾百元。而在我們這裏,一文錢的外快都撈不著。宋良仲說:“你看,連一個勤務都用不住,怎麼做人?”又說,他奉命到北京去辦事,什麼也辦不通,領什麼,沒有什麼。人家的副官都有數千數萬的應酬費,和軍需司、軍械司以及總務司的官兒們終日花天酒地地應酬著。他們辦公,就在窯子裏、飯館裏,打牌、 喝酒、躺煙燈,和人家打熟了,無話不可說,無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卻隻有四十元的路費,到了北京,沒處摸門路。“你看,這種情形,叫我辦什麼事?”
我隻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著急。
他說:“您若能出些本錢,讓我們把槍彈領來,怕不把這批混小子揍得幹幹淨淨!”
說的時候臉紅耳熱,氣得嘴舌隻打顫。我說,隻要你辦得到槍彈,我可以讓你再去一趟。他說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辦法。我給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數月,果然把槍彈領來。第一次領槍二百支,子彈四十萬;第二次領槍四百支,子彈一百萬。軍服甚至水壺亦均發下,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事。那時在北京辦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間,為北洋官僚軍閥所操縱的中國政局,又起新的變化。自民國六、七年間,因為對南方護法軍主和、主戰的意見不同,北洋軍閥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間,直派領袖馮國璋( 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李純等繼為首領) 雖曾一度對皖派屈服妥協,但畢竟裂痕宛然,實際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護法軍給分的,可是他們亦竟以此為號召。皖的兩員大將徐又錚和靳雲鵬,橫行恣縱,不可一世。他們利用握有中樞的權勢,作種種擴張自己的勢力,排除異己軍隊的活動。曾屢次向日本舉行大借款,假借對德參戰的名義招編所謂參戰軍,由徐又錚、曲同豐統率。歐戰告終,改參戰軍為邊防軍,另外又成立了西北軍,由段自兼,而由陸軍部部長靳雲鵬代理。其實所謂邊防軍、西北軍,統是擴張自己,統是要使之成為段家軍。另一方麵則盡力消減異己的部隊,始則不按期發餉,繼則將餉項由十足減至八成,再減而為六成、四成。越是認真訓練,紀律良好的部隊,越是不發餉,以使之消滅;而那種收容土匪、魚肉百姓的部隊,反倒特別優待。這都顯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還有明害暗殺的卑惡手段,凡稍礙他們眼的人,必除之而後甘心。如徐又錚之捕殺陸朗齋將軍,並不免其職,亦不宣布其罪狀,糊裏糊塗即把他處死。這種種做法,猙獰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將領顯然感到隻許他們胡作胡為,自己隻有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