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吳蔭卿先生也來看我。他為九江鎮守使，江西軍務幫辦。和地方上處得極好，百姓都愛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時北洋官吏到了南方，總是軍警遍布，戒備森嚴，把民眾當成與自己對壘的仇敵一般。吳則不然，他常常獨自一人，拿著一根手杖，滿街滿巷地轉圈，遇見商民就和商民談話，遇見農民，就對農民問長道短，往往兩下談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間疾苦，與百姓處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愛貧保赤，真有愛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見無依無靠的孩子，他就帶回家來，悉心教養他，又送上學校，使受相當教育，直到能夠自立方肯罷休。他的養女養子極多，大都是這樣來的。對於自己的兒女和自己親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決不格外溺愛姑息。等到他們能夠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獨立成家。此時若再求助於他，就是挪用若幹銀錢，亦必使覓中人，按月計息，定期歸還，決不含混過去。持家勤勞節儉，沒一點官僚的腐敗習氣，對朋友真誠熱心，最愛說老實話，對於公家事則均能認真辦理，任勞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備學生，熱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鎮為標統時，最擅長術科，偵探步哨動作尤佳。記得光緒末年，那時候國人尚不知國歌何物，他最先按著風琴，教我們唱歌。他素愛這些陶情益智的東西，還能耍許多有趣的戲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講衛生，終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歲高齡仍結實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還甚密。這次他從九江來，我也請他看我們隊伍操練。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詳細。隨後他又講話，題目是“排孬種會”，談的是他自己帶兵時，維持軍風紀的一個辦法，極有意思。他說他民國元年當旅長時，從漢口撤回，駐兵郾城，因為戰爭之後，紀律不免廢弛，官長頭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擄之事。那時他因公未能和部隊住在一起，對於部隊中新生的惡劣現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車站遇見兩個頭目，向他辭職回家。問他們什麼緣故，那兩個頭目說：
“旅長，您不知道，咱們隊伍裏出了孬種了。頭目也有搶人家的，官長也有搶人家的，這樣的無法無天，將來還會有好結果嗎？”
他把事實查問明白，氣得發昏，立時集合全體官兵講話，成立了一個“排孬種會”，以連為單位，設分會，由著大家報告事實，盡量檢舉孬種，結果檢舉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車運走。自此紀律大大整飭，再無為非作歹的事發生了。最後，他說：
“官兵中有孬種，比如劣馬一樣，劣馬不除，好馬不能安在。我們要養有益的好馬，即非排除劣馬不可；同樣的要隊伍軍紀良好，也非排除孬種不可。”
這番講話，既有好教訓又說得妙趣橫生，給我們官兵以極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記得。
張敬堯的部隊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決他，當時將一部人分載幾艘輪船開向武穴。此時不知同誰勾結，又將這部分隊伍由武穴開回，要到諶家磯屯駐，顯然要同我們隊伍鬧事。這種擾民害國的部隊，使我痛惡，因決定將他們解決。當派韓多峰、張樹聲布置妥善，是夜把他們全部解決。共繳獲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機關槍一營、輜重營一營、炮彈及步槍彈無算，被繳械的兵員全部遣散，辦得十分妥當。王占元知道了這事，心癢眼熱，以為我們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繳獲的槍炮當歸給他。我始而不肯給，繼而他派人來，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後又派了孫傳芳來交涉，我不願為這等事鬧成意見，就都送給了他。後來他卻把這些器械都被別人繳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諶家磯附近還有一所揚子機器鐵廠。主辦者為王寵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約我到他廠中參觀。細細看了一會兒，辦理很是科學化，覺得很好。那時我們十六混成旅在北京辦有一所子弟學校，官兵子弟在學校讀書至十五六歲者，都令其學一專門之技能。此時我即與王光先生商量，請其每次收我們十名，學習機器及管理各項。後來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畢業者很多，有的出來充當機器匠，有的主辦修械所，頗有成績。王先生又勸我們旅中的官長們入些股子，俾其業務得以充實發展。我將此意告訴大家，當時很有幾位入股的。哪知後來這位王先生去世，這個廠旋即倒閉。原來當王先生勸我們入股時，其廠即虧折難支，我們是外行一點都不知道。錢雖不多，但都是官長多年節用積蓄下來的，所以很覺得對不起他們。由此亦可見出中國工業之一斑，國家事業，握在官僚軍閥之手，他們胡亂用人，辦得一團糟，而且隨意抵賣給外國人。真有才能的人，國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萬苦，好容易創出一個小規模的事業，卻又為力量所限，無法站立發展，宛如路邊野草，隻在一種自生自長的情形下聽其消滅了。
我在常德時，彙贈羅感恩大夫之子為學費的八千元，羅公子拒而不受，把錢又從美國彙回，前麵已經說過。我拿這錢，無法可想，此時特建一座禮拜堂，名為“思羅堂”。全部建築均用木材，可以隨時拆開，隨時搬移，如兒童積木一般。木屋有十餘間，可容四五百人。落成開幕之日，教會中朋友來參加典禮者很多，如漢口黃吉亭牧師、沈文清牧師、胡蘭亭牧師、胡厚齋牧師等都有很好的講演。自此我們軍隊駐在哪兒，房子就搬到哪兒。軍中講話、講課、開會、做禮拜，均用此屋。
這時候，曹錕和段芝泉在直隸扮演那幕武劇—直皖戰爭，已告結束。初，曹令吳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貴率隊自涿州向南抵拒，兩方接觸，左起天津，右至紫荊關，皆是戰線。段芝貴所統的是新成立的西北軍及邊防軍，完全新兵新器械，其軍械即用西原借款辦的，軍中自顧問以至軍需軍醫亦皆用的日本人。這明是皖係打仗，實際顯然即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提線的傀儡戲。戰事起後，自涿州至定興一線最為激烈。直軍器械窳敗，處境甚苦，但士氣極盛，很能鏖戰。皖軍處於優裕之境，恃著有日本為後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貴在前線指揮，專車中老帶著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樂。到高碑店時，直軍一個衝鋒直打到車站，段芝貴還在車上摟著妓女打牌，竟被直軍活捉而去，俘獲妓女達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軍尚有兩整旅未及編隊的炮隊，亦被悉數繳獲。至此，皖軍終成瓦解，戰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慘敗，絕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當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唆使；第二，他不當輕聽安福係賣國官僚挑撥離間的話；第三，他不當重用段芝貴這種荒唐鬼。因此國人都痛恨他，反對他，而同情直軍。全國民氣亦是盼望著皖軍敗，直軍勝。實在的，民意之所向，即勝敗之所係。這道理一點都不玄奧。因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對他切齒痛恨，軍隊哪能有士氣作戰？武器縱然精良，處境縱然優勢，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後，當逃入外國使館的時候，扔下了一個打破了的迷夢。吳佩孚趕快把這個夢拾到手裏，自此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橫衝直撞，直到民國十三年坍台方罷。這個迷夢是什麼？就是“武力統一”四個字。
我們部隊駐在諶家磯，沒人理會，到後來弄得吃的都成問題。我幾次致電陸軍部交涉餉項，先是不理，到後來令我們移駐信陽駐防。
我於十一月初旬率隊到信陽，住車站東首，也是臨時搭蓋帳篷，還是住不下，韓複榘一部分人即分駐確山。在信陽，又令李炘辦一工廠，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學習手藝。另外又辦一教導團仍分官長頭目兩班，以鹿鍾麟為團長，繼續加緊官長士兵的教育。辦得很有成績，真是越窮越有精神。信陽有一個很大的沙灘，可容全旅官兵操練。向來在信陽的駐軍，與百姓都有意見。我為糾正此項缺點，常常約請百姓看操、談話，弄得彼此成為一家，與地方上發生很好的感情。
此時信陽道尹及縣長都姓楊，他們出門時坐著綠呢大轎，打著官傘，完全滿清的官派。民眾被趙倜他們壓迫得如同死灰，社會上到處都保留著封建意味，毫無一點民國的氣象，有幾處大宅，封建氣味更為濃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寬的宅子，叫著袁家大樓。堂皇富麗，巍立於小小的街道上，極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層層樓房恍如宮殿。花園裏的牡丹花之類，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風大雪的時候，還能淩寒開放。可是主人長年躲在租界裏，並不來住。往來的軍隊隨時占據著，門窗戶扇都被折毀，糟蹋得不成樣子。袁乃寬為袁世凱的軍需，管過數十師的軍餉，又做過財政次長，想著他刮過多少人民的脂膏，到處浪費，究是什麼心思！
我們軍隊領不著餉，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自皖係兵敗失勢，直派軍閥取而代之，即忙著擴充自己的勢力。仍是走的皖係的舊路，但手段更厲害，意氣更驕橫了。吳佩孚一下就擴充了六師人 ( 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師) ，招新兵，辦軍械，國家財政羅掘淨盡。那時的所謂中央，事實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總統徐世昌，一光杆兒的傀儡，什麼家也不能當。總理兼陸軍部長靳雲鵬，本是皖係大弟子，段先生的親信，但此時已投降直係，倒過來與段作對了。他滿處搜刮，盡力供給直派軍閥擴張勢力，以維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軍而外，各省軍隊管各省給養，凡所謂中央直轄的軍隊，中央已經一概不管，聽他自生自滅。時駐保定及河間一帶的第十一師發生兵變，中央隻說要嚴辦官長，而不知實以官兵無飯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國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間，真是黑暗時代中的最黑暗時代，可以說完完全全是吳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們幾個月領不到餉，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軍趙倜商量，趙督軍自然也不過問。處此艱難窘困之境，我實在再無辦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訴我一個消息，說那天晚間經過信陽的火車中，有鐵路收入的三十萬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們，我們難道眼睜睜地餓死？反正是國家的錢，與其給他們吃得腦滿腸肥，何不截些下來為我們官兵填填餓癟的肚子。因於當日打一電報給中央，我說國家軍隊自當嚴守紀律，但中央已不把我們當國家軍隊看待，我們將盡為餓殍，無法枵腹等死矣雲雲。什麼難聽的話我都說了。大總統沒有回電，但路款畢竟截下十萬。然後，我決定到保定去見曹仲三。
此時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為副使，凡事曹都是聽吳的。中央被所謂保派、洛派團團保衛。—曹是保定人，吳駐洛陽—吳佩孚恃著直皖戰爭之功，意氣驕盈，咄咄逼人。這，處處都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