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錕請我們在巡閱使署吃飯。在席的有何春甫（何豐林）、王承斌、吳佩孚、孫嶽、曹四、曹七等。何豐林原為前江蘇督軍李純的參謀長，李純新近死去，齊燮元繼為蘇督，何即為齊之代表。關於李純的死，因其過於突然，當時有種種傳說。一說李是自殺，原因不明。一說李有一四姨太太與馬弁有奸，李平時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門不開，叱令開門，那馬弁無可躲藏，情急之下，即開門將李打死。一說齊燮元急於要得蘇督之位，特設計以毒藥殺之。這類說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斷孰是孰非。這次我們在席上正吃著飯，吳佩孚就聲色俱厲地問何豐林道：
“李督軍到底是怎麼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豐林答道：“也不大清楚，隻知道確是自殺的。”
吳追問道：“為什麼緣故自殺？”
何說：“不知道。”
吳佩孚即沉下臉，瞪出兩顆眼珠，說：“我要在書上寫一筆：某年月日，直皖贛巡閱副使齊燮元殺其長官李純於南京。還要添一句，其參謀長何某預謀其事！ ”
何豐林紅著臉說：“那不行，那當不起，副使的話說得太重了。”
吳說：“怎麼不可以？我這春秋之筆，我一定這樣寫！”
何豐林弄得無法下台，神色異常狼狽。曹仲三看見這情形，連忙解圍道：“吃菜！吃菜！”一席飯終於不歡而散。
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時吳佩孚驕橫自恃、目中無人的情形。李純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麼憑據一口咬定是齊燮元所殺？又有何憑據一口咬定何豐林預謀此事？更怎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這樣地挾逼人家，不顧人家難堪？其驕橫放恣若此！
此時曹仲三正忙著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築花園（後改為公園)， 樓台亭榭，栽花植樹，他每天帶著工，悠閑自得。但一方麵李星閣的第十一師，仍在天天鬧著兵變，在民間搶掠，搶後逃散。一方麵有許多中央直轄的部隊都在餓著飯，岌岌不可終日。我想，他難道在睡著覺嗎，怎麼還有這些閑情逸致呢？
在保定數日，交涉餉項的事毫無結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謁見徐總統，掛了號，傳早晨四點鍾見麵，我打著燈到總統府，他已在那兒。徐雖在政府中做著泥胎，什麼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見客“早朝宴罷”的意思是真有的，我兩次見他，都是如此。我們談了幾句，就提到軍隊無餉事上來。我說：
“現在國家行的恐怕是兵變政策。這個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
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 ” 徐總統聽了愕然，問我什麼意思。我說：“許多軍隊，中央都不發餉，餓得無法維持，隻有兵變。兵一變，
中央即可將這部隊一筆勾掉，這些軍隊就都可以消滅了。將領們想，總統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們被殺處罪之日。百姓門也想，總統的政策達到之時，即是他們妻離子散破家蕩產之時。總統今日是坐在一大堆幹柴上麵，洋油也倒好了，隻要一點燃， 就是滿天大火，那時大家都同歸於盡！ ”
他聽了很動容，沉吟了半晌，才說：“竟是這樣的情形嗎？……”我說：“實際比這還厲害。總統不知道，簡直是在油鍋裏呢！”他深長地歎息道：“我在北京住慣了。倒不大感覺這樣的危
險似的。”我說：“恐怕是總統沒有看見軍隊的緣故吧！” 談話就是這樣情形，徐總統裝呆裝傻，滑頭滑腦，任我怎麼說，
他也不生氣。對於餉項的事，始終不說一句確切解決的話。
我又去找總理兼代理陸軍部長靳雲鵬，他在他家裏會見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個客廳裏，滿屋擺的都是古董。停一會兒，又引我到第二客廳，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滿目。後來又到第三個客廳，仍是數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裏有多少客廳，更不知他搜羅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風，說你們若求我弄官，快給我多多送古董來。不然，哪來的這許多破銅爛鐵？我想，這個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國負軍政重任的總理兼代理陸軍部長，看他成天玩著這些，心裏究竟想些什麼？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來了，眼斜嘴歪的樣兒很是猥瑣。我談了幾句，即說要餉的話，他卻裝著沒有聽見，笑著說道：
“我打算明天請你吃飯。” 我說：“總理，我們弟兄都沒有飯吃了呢！” 他說：“是呀！我們找個清靜的小館兒，大家敘一敘。”
這樣地支吾著，使我什麼話也是白說。他為什麼這樣？他的意思就是說，我什麼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說，你去找保定洛陽交涉吧。
從靳雲鵬公館出來，特去拜訪了薩鎮冰先生。薩時為海軍部長。我在常德時，薩即致電中山先生，說我對時局態度如何，我的軍隊又如何好，若趙恒惕等攻湘，萬不可犯馮旅長雲雲。我和薩先生素不相識，蒙他如此知遇，甚覺可感。所以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謝意。薩那時剛從海軍部回家，穿著軍服，神采奕奕，態度可親。談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謙虛，說那是他分內的事，他應當做的。
第二天靳雲鵬果然在一家飯館請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個代表，那代表就是後來做財政總長的潘複。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來二十多個妓女。那些妓女一進門粥粥地擁上潘複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吧嗒！吧嗒！”連著打他耳光。潘複哈哈地笑著，一手抱住一個，妓女即躺在他的懷裏，揪他胡須，叫他喊媽，他即喊媽，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著：“真是什麼王八蛋的玩意兒！”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無怪乎徐總統說住慣了，即不覺得危險。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過氣來了。
在北京數日，毫無頭緒，可是我雖沒領著餉，那時為旅長的張宗昌卻把餉領到了手。我聽說後，心裏很納悶，便向我的副官長宋良仲說：
“張宗昌就領了餉，我們六、七、八，三個月的餉，怎麼一文也領不著呢？這其中必有什麼緣故。”
宋說：“人家領著餉，是這樣的，具十萬元的領票，實際隻領四萬，咱們要全數領，所以一文也領不出來了。”
“十萬元領票，隻領四萬，那六萬做什麼呢？”
“那就算做敬儀了。”
我沉吟了一會兒，說：“我們總不能等著餓死。你去一趟吧，咱們也那麼辦。”
宋去了一整天，回來非常高興，說：“有門路。”說可具十萬領字，實領七萬，扣三萬。但到晚間去具領時，忽然又變了卦。因為聽說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發，回說：
“你們領下了餉，回頭你旅長打一個通電，宣布我們如何如何，
那我們怎麼辦。你們都是一批革命狗，說咬就都咬起來了！” 於是這幾成的餉，又成為泡影。 一天，一位朋友在東興樓請客，我坐洋車去，張宗昌是坐汽
車去的。散席之後，張宗昌堅要拉我坐他的汽車。我坐在汽車裏心想，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為什麼他能領著餉，又能坐汽車呢？走了一會兒，張又拉我同到西華門韓千古那兒去坐，我推辭不了，隻得去了。韓千古那時是京津一帶赫赫聞名的人物，曾為馮國璋做謀士，現又為張宗昌的謀士。他教張宗昌販賣煙土，替張宗昌出種種歪主意，張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賢費”。 我想這種無恥政客，比軍閥還該殺。軍閥想作惡，智尚有所不逮，經過無恥政客一教唆，什麼禍國殃民的事也幹出來了。
過了幾天，無意中又遇著張宗昌。那天張低著腦袋無精打采，
我問他什麼事，他說：“再不要談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餉款都輸光了！”“怎麼輸那麼多呢？”“隻許人家贏，我隻能打背牌，怎麼不輸光呢？”“你為什麼隻能打背牌呢？”“不打背牌，還能領著陸軍部的餉嗎？” 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我想這一定也是韓千古替他出的主意。一天，宋良仲和我說，咱們領東西的公事，陸軍部老沒批下來。
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若要他們批，必得請他們吃飯，吃完飯，同到窯子裏打牌，等到玩得盡量了，趁機會把公事拿出來請批，那時才能夠得到批。
從這種種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敗壞的軍隊如何反倒能夠日事擴張的道理。想到我們全體官兵，平日殷勤訓練，努力不懈，沒一事不著意，沒一事不認真，而北京卻天天玩這樣的一套。要逼得我們消滅，要治得個個都和他們一樣，那時全國弄成整個的糞坑，他們就得其所哉了。看著這些魍魎們的跳舞，想著國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癢癢的。
我從北京一無所獲地回到保定。此時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麵策動驅逐豫督趙倜。他們說，駐河南的隊伍沒有餉，是趙倜把持之故，如把趙倜驅逐走，你們的餉項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時駐河南的有程慎一師。程慎原是很好的將領，當時聽信了他們的話，便發動了部隊，通電驅趙。但電剛發出，吳佩孚忽來一電，申責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官話。張之江此時被形勢所迫，亦與趙部發生衝突。等到趙倜潰敗，吳佩孚卻又將程慎驅逐，回頭又來對付我們的部隊，指責我們胡亂動作，我氣憤地說道：
“你們若定要這樣說，那我就把保定會議的情形完全宣告國人！”
我算更深一層地體味了軍閥翻雲覆雨的鬼蜮伎倆。我把隊伍撤回信陽，在饑困線上徘徊著。此時不但全旅官兵餉項無著，連吃食的也十分艱難了。官兵每日兩餐，隻用鹽水佐食著雜糧與粗糲。他們雖然都沒有怨言，但我心裏的痛苦為如何？此時期我曾經憤然辭職，然終以全旅官兵的挽留，與中山先生來書的勉勵，仍不能不勉強擔起重任，在困苦中繼續掙紮奮鬥。
軍中功課和操練，仍照常進行著。此時我編了十六混成旅《練兵紀實》一書，共分訓練、裝械、校閱、比賽、講演、考績、獎懲、撫恤、教導隊、軍佐隊、官佐體操團、讀書、運動會、售品所、目兵存款辦法、青年會、新劇團、工廠、學校、規則等二十卷，把我們多年來訓練教育的一些實況與成績忠實地記載出來，以問國人。軍工築路的事也推行著，信陽的街道多泥土，崎嶇難行， 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下，從河灘裏運來沙子鋪墊，墊的二寸多厚。 道旁栽植許多柳樹，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發葉，後來有
人告訴我說那些樹多已長大成林，百姓們名為“馮公柳”。 信陽有幾處教會，有名的牧師為朱浩然，熱心公益，長於講演，並開著商店，生意頗好，也有外國牧師，我們常常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