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嵩軍不但包庇販煙，在省城，也常常搶掠民家。這種搶案屢見不鮮，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一天夜間，督軍署前大街南首一煙商家，有幾個人闖進來，聲言買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槍相挾，結果把櫃撬開，搶去了數百兩煙土。這事發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張治公和軍法處長鄧哲熙等前來。我說：
“我們的責任是維持治安，保護人民，現在甚至省城內，督軍署前，也出了搶案，我們拿什麼臉麵去對人民？你們一定要在三天之內破案，否則，你們來受審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饒恕的，現我先受應得的處分。”
於是我把自己的兩腳戴上腳鐐，告訴他們，幾時拿獲人犯，我幾時才脫刑具。他們央告了半天，也無效果，隻有慌著分頭嚴查。當天晚上即把人賊捕獲。鄧哲熙送來兩個匪犯的口供，知道都是鎮嵩軍的士兵，不由分說，即綁至被搶者門首執行槍決。此事辦後，人心為之一振，鎮嵩軍也乖巧多了。我說什麼，劉就不像以往那樣地藐視，他對人歎氣說：
“遇到馮某人，我真算倒了黴了！”
然而他仍得意揚揚的，一點羞愧的意思都沒有。
過了不久，又出一離奇的事。一日晚間九時光景，我們手槍隊在外巡邏，忽見從東南走來十餘個百姓，手裏拿著烙餅，一邊急走，一邊挨家挨戶打門，告訴各家，說督軍有命令，每家烙餅十張，趕忙往西送去，要趕快，不遵從者定予槍決。霎時之間，家家戶戶都忙著烙餅，鬧起了數十裏。後來巡邏的人抓著他們查問，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第二天打聽，說是這謠言從臨潼那邊傳來，直至鹹陽，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麼妖孽，後來我恍然了，我想這事絕不是沒有根由的，其意義就是造謠惑眾，以其鬼蜮伎倆，和我搗亂。
我在此處境下，一麵積極整飭政務，一麵仍努力訓練部隊。我在新督署住著，每天督促官兵加緊學術兩科功課，未嚐一日懈怠，使全體官兵每時每刻都有應付非常局麵的準備。同時各項建設，亦在力量所許的範圍內努力進行著。自潼關到西安的一條大道，敗壞不堪，天晴時固坎坷難行，天雨時尤泥深二三尺，無法舉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隊從事修築，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這條重要的大道修得堅固平坦，兩邊遍種楊樹柳樹。可惜後來無人保護，多半被毀壞了。其次，自西安至鹹陽必經渭河，那河水漲時有一裏多闊，水落時也有半裏。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種笨拙的木船，日長月遠，都用得腐壞漏水了。我因造了幾艘渡船，以利行旅，曆來這些都沒人管。因為中國有句俗話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舊址修造新督署，複盡力之所及改造路政，於是人家都譏笑我作傻子了。
實業和教育方麵，我完全是個門外漢。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範圍提倡之。我屢次召集當地各界的領袖談話，鼓勵他們改良現狀，發展將來。凡我力之所能，必從旁輔助之。那時陝西學校都貧困難支，我將督署公費的一半擴充各校的經費，雖然杯水車薪，然而與必要設備和優良教師的增加上也不無小補。各校學生我最喜與之接近，常常集合起來，把我所見所感的進德修身的道理，累舉實例，談給他們聽。我以為學識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養尤為不可漠視。學識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則又往往為惡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但結果卻都做賣國害民的事。又，青年學生處境簡單，意誌未經磨煉，往往在學校時正直不苟，熱血精誠，可是一置身社會，在洶濤駭浪中浮沉數年，便意氣消盡，同流合汙。這是我多年來看得最多、見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複言之，使他們有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學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紳，我和他們立下深厚的友誼。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學養，亦所以收“廣征博采”之用。那時陝西人望所歸者，為二李、二郭、二宋，還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舉人。所謂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們的學問都是最切實際最能實用的，絕非空浮迂闊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時為陝西省長的宋聯魁先生，品學皆高，為人尤淡泊，還有一位，地方上稱做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歲，民國十八年時還以他老練筆法，畫了八幅可珍貴的畫贈我。此外還有董、浦二位牧師：浦牧師，即浦化人先生，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熱誠樸實，最愛真理。民國十六年遊俄歸國，思想忽然轉變，著有《窮人有福》一書，闡述社會革命的道理，後來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釋出來。
陝西昔有李二曲先生，為一代大儒，最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蓋一亭，懸其相片於其中，每請名人講演，即於此亭前舉行。我曾想為他立祠以為永久紀念，可惜終未如願。後來我離開陝西，此亭即被拆毀。
陝西著名的河流為渭水、涇水，長安東門外有一灞水。山以鳳嶺、秦嶺、太白為最有名。這些古老的山水間，常有外國人足跡。一天美國亞洲古物調查團的領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國礦師高士林到終南山打獵，獵獲兩隻野牛，回到長安見我。那時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帳篷內會見他們。談了幾句，我問他們到終南山行獵，曾和誰關照過，領到許可證沒有。他們卻很率然地答說，他們打的是無主的野牛，所以用不著通知任何人。我覺得這事應該教訓教訓他們，告訴他們說：
“終南山是陝西的轄地，野牛是我國領土內的東西，怎麼會是無主呢？你們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獵，就是犯法的行為，你們知道嗎？”
他們說：“我們此次到陝西，貴國外交部發給的護照上，明明寫著準許攜帶獵槍字樣，可見得我們行獵已蒙貴國政府的準許。怎麼會是私自行獵呢？”
我說：“準許你們攜帶獵槍，就是準許你們行獵麼？若是準許你們攜帶手槍，那你們豈不要在中國境內隨便殺人了嗎？”
兩人之中，高士林最為強橫。此時那位美國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經默默無言。英人高士林卻仍強辯，他說道：
“我在中國已經十五年，所到的地方從來沒有不準許打獵的！ 再說，中國的法律上也沒不準許外人在境內打獵的條文。”
我問他道：“中國法律上沒有不準許外國人行獵的條文，難道又具有準許外國人行獵的條文嗎？你十五年沒有遇到過官府禁止你行獵，那是他們睡著了。現在我為陝西的地方官，我卻沒有睡著。我負有國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維權之責，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見情勢不佳，連忙向我認過謝罪。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嘵嘵不休地狡辯著，簡直不可理喻。我站起來，大聲喝道：
“別的話都不必說，我現在要你負賠償之責！否則決不放你出這道門！”
他問如何賠償。我說你把我們的活牛打死，現在就要你們把它們弄活，送回終南山去，否則一定不放你們走開。安德思知道鬧僵，把高拉到一邊，低聲說了半晌，高才軟了下來。兩個人說，他們行獵，自當邀我準許的，隻因他們來時，正值我忙軍事，所以未及通知，這的確是他們的過錯。現在野牛已經打死，沒法弄活賠償了，隻有請我饒恕他們這一次，以後再不蹈犯就是了。我笑道：
“你們知道這麼說，早不就完了嗎？為什麼不服理和法，定要強硬相待，才肯軟服呢？試問在你們自己國內容許外人這般胡行胡為嗎？”因告訴他們，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後再不許有這樣的行為。說了一頓，才把他們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親房嫂子到陝西來找我。在我家窮困時，她曾竭力資助過我的祖母。第一章中，敘及我父親考中武庠時，報子報來喜訊，我祖母無錢開發，幸賴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雞蛋來，才打發了報子出門，說的便是這位嫂子的事。現在她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了，聽說我已做了陝西督軍，特地帶著她的孫子由家鄉巢縣遠遠地跋涉前來，要我為他的孫子謀一優美的差事。論事情她是我的親族，又是有恩於我家的人，我應當好好償其所願，以報我的私恩。但我知道她的孫子並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當回避，以免生出弊病。所以我和她說：“你若有什麼特別困難，我一定設法幫忙。若願意在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學，我也可以籌款供給。可是若要將孩子送在我署中來，鬧個一官半職，那萬萬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著公事來報答私恩，這一點無論如何要原諒我。”我這答複給了她一個失望，僅僅送了她一些路費，讓她帶她的孫子回籍了事。這以前，有一位堂弟來找我謀事，我送以樹秧數千株，令其回鄉安理本業，永遠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巢縣的鄉親，都不滿意我，又有許多人罵我矯情，罵我故意以此鳴高。關於用人的意見，和重用鄉親本家的病害，在我的書中一再言之了。總之，我寧願叫親戚本家罵我，不能叫全國人民指責我；寧願叫糊塗人罵我，不能叫有知識的明白人譏笑我。那種以公報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實以讀了些書，見了些事理，又受許多朋友們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國家大事為徇私情的兒戲耳。
我在陝督任內，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來，案子上便擺著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這些文件表麵上堂哉皇哉，其實百分之九十都是無關重要的例行公事。關於批閱公文，向來有兩種辦法：一是交給別人代看，一是自己親看。托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裏不能自安，事實上往往會發生病竇。如果親自動手，則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責任，那就是管理軍隊。倘終日忙於案牘，把軍隊的事丟到一邊，那算得什麼督軍？我為這事很覺躊躇，結果仍是要發奮自己來看。我努力試驗了幾個月，每天一早起來，即與秘書長陳經綬、參謀長劉驥和軍務科長石敬亭四個人同看，直看到晚間七點，還是看不完。看得軍隊的管理與訓練既被荒疏，而於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補益。我覺得這種官僚製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軍事負責者將其本分之事拋棄，而日勞於案牘；二是叫人耗費精力時間於無關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麵。兩者都是行政製度的大問題，實在不可忽視。
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彌漫起陰沉的戰霧。原來直皖戰後，奉軍即替代了倒台的皖係地位，與直係漸成對峙的局麵。日本帝國主義因其鷹犬皖係既倒，即又拿起奉係，其為以擾亂中國攫取權力的工具。可憐軍閥們隻知自己眼前的一點權勢和利益，哪裏想得到國家民族的危險！
奉直兩方開釁的導火線是梁士詒組閣的問題。梁氏組閣是以替奉籌款為條件，因為若要直係政府站得住，則非使奉軍不得入關方可。梁既甘心為奉係效力，奉係即以武力撐其腰。梁士詒的確是位能手，他為了向日本籌借巨款，獻忠於他的主人奉係軍閥，不惜在華盛頓會時，將山東問題對日讓步，又借口財政困難，發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債。媚日誤國的行為層出不窮，若不以斷然手段將他擊倒，則其為非作惡將不知伊於胡底。醞釀至四月二十八日，所謂第一次奉直戰爭終於在直隸北部爆發了。
梁士詒的行為是我深所反對的，張作霖倚仗日本撐腰，覥顏無恥地要出兵保護他，尤為所切齒痛恨。由於這個原因，我即毅然決心願以全力幫助直係對奉係作戰。當時致電曹、吳，說明願意參加討奉的誠意。可是曹、吳複電，卻調我坐鎮後方，反將劉部開上前線去。這個調度，使我非常詫異。那時劉的部隊分駐二十餘處，若要集中，至少也得二十多天。曹、吳非不知情，何以竟如此決定？原來劉能得曹、吳親信，是有緣故的。他善於送禮，有逢迎巴結的本領。舉一例言之。當洛吳做五十歲生日時，劉送了八十多把萬民傘（每連一把）和許多金銀古董，而我卻本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送了一罐子涼水為禮。一罐子涼水當然比不過金銀古董，因此我說話就不能生效力了。
但作戰不是兒戲鬼混的事，到了所需要的不是送禮的本領所能滿足時，洛吳終於急電請我出兵了。我既然決心為國鋤賊，自不能以小事而生意氣，接電之後三小時內，我即動員部隊向潼關開發。
臨行送一信給胡笠僧，我說我為參加討伐媚日禍國的張作霖，現在離開陝西了。你若要爭權奪利，可和劉打；若要救國，請你和我同來。及至我到了潼關，胡笠僧的複電來了，他說：
“你放著督軍不幹，要去參加討奉戰爭，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使我敬佩無既。我不過一個師長而已，打仗也丟不掉的。你既去討賊，我自願率部追隨在你之後，同向為國奮鬥的途上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