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窮困的陸軍檢閱使
陸軍檢閱使署設在北京南苑航空署舊址。命令發表之後，我即率領部隊開駐南苑。我們從河南開拔時，吳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撥助二十萬元為我們的餉項，但這顯然是一句哄騙的話。在他，是唯恐我們的隊伍不潰散，原有的款，亦必克扣不發；哪裏還會為我們在別處籌餉的道理？我一離開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諾言，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那時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吳鼻息，吳佩孚此次將我調職，其用意即要置我們於絕境，使我們即不餓死，亦必瓦解。因此財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須，為我們籌發餉項。我們全體官兵多年在饑困之中掙紮，幸賴上下一心、艱苦奮鬥，得以自存。在河南兩月，稍得喘出一口氣，至此又重新陷入糧匱餉乏的境地。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的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為張敬輿先生，辛亥年間他為二十鎮統製，我在他部下為八十標第三營營長，曾共同醞釀革命、討伐複辟之役，他又為我讚劃甚多。這些前麵都已說過。因此他對我有極好的印象。此時看我處於如此困境，就盡力為我幫忙。首先把我的部隊改編為一師三個混成旅: 第七混成旅，旅長張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長李鳴鍾; 第二十五混成旅， 旅長宋哲元。十一師包括二個旅：一以鹿鍾麟為旅長，一以劉鬱芬為旅長。部隊有了名義，餉項就不難設法。經我多方奔走呼籲，始得由崇文門稅關和京綏鐵路局兩處每月合撥十五萬元。數目雖然不敷分配，並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開始撥付，但洛吳的陰謀詭計也畢竟沒有成功。
關於餉項方麵的事，後來派薛子良、鄧鑒三及楊慕時三人分任督辦與總辦，整理得弊絕風清，稅收增加甚多，真是點滴歸公。自有崇文門監督之設，當以此時辦得最清明。在我們部隊的餉項還無著落、正在百般籌措的時候，張敬輿先生尤熱心為我們設法。他常常向黎總統替我們說話，黎總統以我們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為詞，表示對我不放心。張對他極力解釋，並勸他去看我們部隊，希望能從我們隊伍整齊與精銳上引起他的些許同情，而予我們相當幫助。但黎總統是個圓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為我們出力？那天張先生同蔭午樓先生陪同這黎總統看完了隊伍以後，黎總統集合全體官兵講話，大意說：
“你們是有革命曆史的隊伍。什麼叫做革命？就是拚過命的必定都有飯吃。我從床底下被革命黨拉了出來，領導民軍，推翻滿清，所以才當到總統。你們將來慢慢遇著機會，自然也會和我一樣，能夠高升，能夠飛黃騰達。”
我真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隨後敬輿先生說了幾句，勉勵大家刻苦努力，勉勵大家奮進不懈，勉勵大家要做救國救民的軍人，而不為一派一係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話，頗能助長官兵的精神。散後我和蔭昌先生同坐一車，他發表他的感想說：“您這沒有別的，就是賣什麼的吆喊什麼。不像別人，明明賣的油條，卻吆喊著賣饅頭，明明做著政客土匪，卻還頂著軍人的頭銜。”時蔭午樓先生為總統府侍從武官長。
在餉項窘乏之中，部隊的訓練工作並未一刻懈怠。學科方麵，分為士兵、正副目、初級軍官、中級軍官與高級軍官幾個班次。一般兵士的課目有軍人教科書、八百字課、簡明軍律、軍人教育、精神書、軍歌和各種兵教科書幾種；正副目於一般課外加授軍士戰術和軍士勤務二種；初級軍官複另加初級戰術、軍人寶鑒、典範令、曾胡治兵語錄、《左傳》摘要五種; 中級軍官再加高級戰術、軍器學、歐洲戰史以及各種經書和子書的選讀；至於高級軍官則另組各種研究會，從事各種專門問題的研究。
除教導團繼續開辦外，又舉辦高級教導團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導團畢業的學員。所請教官大都是陸大的優秀分子。以段雨村為高級教導團團長，熊斌負教育之責，孫連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時的學員，他們的學識能力，得於此者甚大。
那時—民國十二年，聽說王鐵老先生為辭去江蘇省長，在定縣閑住。我自幼對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領教為憾，此時特派鹿鍾麟專誠敦請，為我們各級軍官團講書。多蒙鐵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諾，但提出三個條件: 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紙煙，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來到南苑，他卻自動地不肯吸煙。問他為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因為個人的嗜好，破壞團體的紀律。日常相處，鐵老先生尤能言語有則，起居有定，潛移默化之間，予我們全體官兵極好的熏陶。除聽講《易經》、《書經》外，我還讀了一部《群書誌要》。課外時間並且隨時領教，得益匪淺。此外還有一位張先生和一位陳老先生，也請來為我們講經書的。陳老先生是我的參謀陳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時還留著小辮子，每談及父母，必流淚歎息。張先生後留張之江處為秘書。玉、陳、張三位先生各講過一篇《易經》，駐南苑期間，《易經》共講四遍。我以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時代，要讀中國經書，《易經》甚為重要。這是中國的一部哲學大著，卦辭爻辭所說的人生處世，國家大事的原則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讀者卻不可迷信，尤不可執泥。可惜我那時讀它，就不免過於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處世種種方麵都受其影響。比如謙卦中三翻四覆說的一個謙字，“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尊而光”等等，使我總以為消極的退讓，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對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積極態度。其實這並不是書不對，而是我自己的錯誤。我以為對人處世固當謙下，但對國事，對政治，卻必須有一種當仁不讓，積極負責的精神。一這不過舉起一端而言之罷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羅堂，以紀念在常德為瘋人擊死的羅感恩大夫。我用此堂作為請名人給部隊講話的處所。王儒堂、顏惠慶諸先生都在那兒講演過；黃膺白和蔣百裏二先生更應我們的約請，經常地來講話。黃講的都是關於國際現勢及中國政治的問題，蔣講的都是軍事學方麵的問題，每星期兩次。使我們全體將領，耳目均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術科的訓練還和往常一樣，軍官隊及軍佐隊成立的體操團尤予嚴格注意。刺槍、劈刀、射擊、器械體操等人人都會數套。至於應用體操，每連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餘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頂，跑八道阻攔。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訓練，便是在嚴冬三九天舉行的溝疊比賽。在那樣的天氣，大地到處結著很厚的冰，土層也凍得三四尺，堅如鐵板。各團營官長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發，在裂膚墮指的寒風中揮舞著鎬鍬鋤鏟努力各自團體的溝壘工作，到黎明的時候，各團營的溝壘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堅固適用者，予以勝利的獎狀。此時優勝者每個人臉上都含著愉快的微笑。這種比賽，意義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隊養成耐寒冷耐困苦的習慣，以及不怕艱辛險阻的精神; 第二，可以打破個人主義的優勝觀念，激勵並加強其團體活動的精神與紀律。至於在溝壘工作中獲得實際知識與經驗猶其餘事。
打仗是拚性命的事，官兵之間“共生死，同患難”的精神，必須修養於平時。在階級上固然有官長士兵種種高下之分，但禍福利害卻必須絕對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長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長的福利，官長士兵應該覺得彼此的關係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關，渾然一體。因此我於教育訓練而外，對於每個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於殘廢和陣亡的官兵在可能的範圍尤多方設法，予以特殊之關切。
殘廢和陣亡的官兵，為最勇敢最有為且為對團體最有功績者內。我們於戰鬥之後僥幸不死的人，對於他們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盡力予以安慰救濟和撫恤，實是義不容辭的事。對於殘廢的官兵，我總要很鄭重懇摯地贈送給他們一些禮品，並每年舉行一次特別宴會，以表敬重之意。聚會的地方搭蓋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層，曆年戰陣受傷的官兵，都有詳細的光榮記錄。據此查考，凡受傷三次有特別勳勞者請坐在第一層台上，每人麵前都有很豐富的五碗菜肴；受傷二次者第二層，每人菜四碗; 受傷一次者坐第三層，菜三碗；僅有輕傷者坐第四層，菜二碗; 沒有受過傷的坐第五層，每人隻菜一碗。飯後，贈給禮品，也按著層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禮品的價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數等。又每年舉行一次音樂會，專門招待並娛樂殘廢官兵。
對於陣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築了一個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廂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對著大門，院子後麵一片廣闊的墳地，便埋著曆次陣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對於陣亡官兵的家屬，我每年派員前去慰問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顧。他們有到達學齡的子女，便領來送入官佐子弟學校，一切費用都由軍中供給。沒有子女者，並設法為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陣亡後無子，即為過繼李正義為嗣。正義原是北京孤兒院孤兒，後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學，抱來的時候隻有五歲，後來畢業於育德中學及中央交輜學校。又如史家德的父親因教習拋擲炸彈，不慎炸死，我即供給家德入校讀書，以至自立。這些辦法，是一個團體應盡的義務，隻要有心，沒有辦不到的。
有一次，過之綱四十四團有一個弟兄得了嚴重的敗血病。一天我查問病號，向醫官問到那個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協和醫院。輸血多次，仍不夠，還要繼續輸血，請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給輸血。
按照醫學上的知識，一個年輕體壯的人，犧牲若幹西西的血，原無損於健康。但是士兵都是從鄉間來的，一點醫學常識沒有，照傳統的觀念，總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無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強令他們去輸血，於情於理都不合適。我以為救人助人，是最快樂的事，但必須出於自願。我就要求他抽驗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問題了。
“好！”醫官答應著，立刻便去拿抽血針去了。恰好這時候正遇著各營營長上講堂，他們聽說抽驗我的血，都跑來看，看見我坐在那兒仰著臂膊，等待抽血，都興奮極了。個個爭嚷著抽驗自己的血，輸給那病兵。取過我的血之後，又取了張自忠的血。大夫一麵詳說血液的學理、輸血的手術和那弟兄的病況，一麵便分頭抽驗他們的血液。結果除張自忠外好幾位官長把血輸給了那個病兵，那個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這件事使全體官兵都感到興奮，大家都覺得官長與士兵不但共著甘苦，而且是同著生命的。彼此間的感情便越發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個團長名叫馬玉田的談話。他是民國二年時招來的兵，共事已經多年。談起他家庭的現在狀況。知道他父母已亡，現在帶著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問他有小孩沒有？他說曾經生過兩個小孩，但都是患了臍瘋症，生下沒幾天便夭折了。我把這事記在心裏，一天請教一個美籍醫生，問他臍瘋症到底是什麼毛病。醫生告訴我說：
“這個病在歐美各國已經沒有，可說是中國特有的小兒病。因為中國舊式收生者毫無科學知識，小兒落地後剪斷臍帶時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傳入小兒的血內，數天內毒性發作，即無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決不會患這病的。”
我想這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當即打聽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說雇請一位新式產婆，每月不過數十元的薪資。我們這裏的官兵帶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誕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請一位專門收生醫士，實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聽從了他的建議，請來一位專門收生的醫士長川供養著，從此以後，不但嬰兒的死亡率大減，就是產婦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達結婚年齡者，我極力提倡他們聯親。一來因為他們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識，相互擇配，比較能滿意；二來團體的關係也可因此愈加鞏固。他們結婚的時候，我必兩方送禮，送男家的是鍋碗瓢筷等一套廚房用具，送新娘的則是一架織布機。大家送禮，也都必須適合實用，必須采用國貨。有人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