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樣的入學讀書，到結婚時候為什麼又要女的學習織布呢？”
我回答說：“這是二而一的事情，並不矛盾。婚前學些做人的知識，婚後學習謀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賴男子，能夠卓然獨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資秉互異，不是每個人都能繼續升學，取得那大學文憑。何況她們縱然能夠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學問，但是婚後學得一點實用的技能，也是應該的，並不就是辱沒了她。我以今日中國中上階層的女子，多半不事生產，在社會上是個消費者，在家庭中，則為男子的附屬者；因此女子的地位無法提高。同時，男子也因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贅，以致對於職業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節，亦無奈何。我在她們結婚時送一架織布機，便是希望她們能夠學習切實的生活技能，在經濟上可以獨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會上能夠參加生產，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時，也可不為丈夫之累，兩下都可不相牽掛，各做各的事業，各做一個有益國家社會的鐵錚錚英豪！ ”
官佐中凡有婚喪一類的事，我們的規矩是隻許上級官對下級送禮，下級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備禮贈送。這一點，在當時的軍隊中是絕無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驚異。我有一位第八師的朋友，在我營中住了幾天，看見這個現象，和我說：
“我在軍隊中看見的慣例，是隻有下級對上級送禮，連長送營長，營長送旅長，旅長送師長，誰的禮品辦得貴重，長官就喜歡誰，到後說話就特別有效，官也升得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禮上麵用心、努力。送一次禮，典賣借貸，都在所不惜。因為這是下的本錢，升官之後即可一本萬利的。下級官對上級官送禮，有這番講究。你們這個規矩卻是為什麼呢？”
他認為我們這些辦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罵我為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辦的培德學校，在通州設立分校，專為教育官佐的眷屬。派蘇欽文為校長，對校務勤勤懇懇，成績斐然可觀。學校中的課目除讀書外，就是做工藝，以糾正一般家庭婦女坐請吃穿的積習。另外辦有附屬小學和幼稚園，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們的子弟年齡較大的，則送入我在北京辦的育德中學讀書，育中校長派餘心清任之。餘為美國留學生，專攻教育，辦事甚認真，極小之事亦不放過，故當時曾造就出不少的有為青年。我現在記得的軍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學校畢業，後來考入交通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總站服務，頗有能力。還有一位姓李的學生亦以成績特優、做事認真，後來甚有貢獻於國家社會。可惜這個育德中學沒能夠辦得長久，即以政局影響而致停頓。
在此時間，對於退伍及殘廢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過去辦法辦理。即是退伍後送入營中所辦的工廠學習工藝，軍中遍貼非工不食的標語，每個士兵都一定要學得一種技能，以維持生活。這時工廠廠長以石友三任之，辦理頗努力，對傷病兵照顧得尤其細心。後來石友三入高教團，改任許長林為廠長。
地方的公益事業，也如往常一樣，在能力之內，令部隊踴躍參加。那年永定河在豐台西南決口，一時北京永定門和平則門外的居民驚惶異常。我知道以後，即命鹿鍾麟等督率著兩旅人馳赴當地，星夜搶救，費了很大的氣力，終於把決口處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紳看見我們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搶救的精神，都誇獎不已。
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謂無定河，但是年湮代遠，河流業已改道多次，不複是舊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這常常釀成災變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當時計劃疏浚舊河床，並且加寬加深：擬開三十丈闊，一丈深，先開個三百丈遠程，必須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漲，永定河的水即可歸入舊道。計劃確定，我們隊伍即著手挖掘。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團一團地開上前去，五天一換班，在那風狂沙暴的天氣裏工作著，連鼻子耳朵也塞滿沙土，一直做了幾個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對國民軍感情很好，決不是沒有緣由的。
我在南苑期間，與北京社會亦多接觸。北京那時為中國的首都所在，各國都有外交人員駐節於此。那時蘇聯公使為加拉罕，因王正廷與徐季龍兩先生介紹而相識，常相過從，談談蘇俄革命後各方麵的情形，使我得到許多新的認識，覺得他們國家實有偉大的前途。時俄國正有旱災，我國人士亦頗關切，曾努力賑濟。一日加拉罕開一會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謝意。我認識了使館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裝，胸口掛滿勳章，仔細一看，全有列寧的像。與之談話，懇切而多智慧，實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開會，到夜間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車，他自己司機，開得又快又穩，非常熟練。我很驚異，問他身為大使，何以也會開汽車。他說他是工人出身，這在他們是極平常的事，就如我們會走路一樣。我聽了覺得很有意思。回來也學著自己開車，可惜沒有長久時間的練習，學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級教導團宴會，專請有十多個日本人。收拾會場時，例懸掛萬國旗以為點綴。我叫把萬國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齊，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點，即問何故不見日旗。我告訴他說，這旗是從街上買來的，我們辦事的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著帶有日本旗的萬國旗，真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貴國對我國提二十一條的事，使百姓的惡感深刻不磨。另有幾位也說：“一定是百姓幹的，這些地方正是表現出中國人民的意思。”我請小幡公使不要以為此是小事而漠視之，應當打個電報報告他們政府，俾能知所考慮與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們的軍隊大放地雷，以紀念國恥，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隊遊行示威，各持一紀念五·七國恥的小旗，喊著口號，唱著國恥歌，整齊而又嚴肅地走過大街。第二天《順天時報》上即刊載新聞，說馮玉祥惡作劇，鬧得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覺。
英美各國公使亦不時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國公使請我們吃飯，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和一位美國朋友格裏君同去。那時天還未黑，車到東郊民巷口，一個中國巡捕忽攔住車子，用手中棍子一陣敲打。我問他什麼意思，回答道：“你們沒有燈，車子不讓走！ ”我叫點了燈，又說點得太晚，仍是不許走。我說，若是違犯了章程，或是罰錢，或是扣人，都可以，怎麼就胡亂打車子？究竟是為什麼緣故？他說：“沒有緣故，就是不讓走，你忘記你是中國人！ ”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奪過他手中的棍子，還敬他一頓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車子開了過去，直到公使館赴宴。散席以後，公使對我談及崗兵被打的事，說他們巡捕要報複。我把全部事實都告訴了他，並請格裏君作證，我說：“主人請客，客照約定的時間赴宴，你們雇的巡捕不許通過，而且無理打車，出言不遜，豈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則我真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意思！”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關係，常有幾位美國朋友往來。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師，事母至孝。他母親已八十五歲，新從美國來，辦有一個聖經必帶會，刊印一種小本《聖經》，贈送友人。那天來看我，汽車一停，戴牧師就下來，背著他的老母親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說話也還清楚，和我說：“快要死了，特意來看看您，並且贈你這書。”那時戴牧師年過五十，猶未結婚。問他為何不娶，回說若娶了親，必須與母親分離，就不能照應母親了。但不打算抱獨身主義，將來母親過世，再說婚姻的事。我看他語真意直，與中國人在禮教下所講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為孝親之道，出於人情與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個至情至理。我國新文化運動初起，曾有人主張非孝，那不過是對禮教的一種反響，實在不免矯枉過正。戴牧師生長在個人主義風靡全國的美國，而不為社會累沒至性，我始而以為稀罕，繼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偉大。他請有一護士照應他的老母，自己也朝夕不離左右。
美以美會還有一位名叫劉海蘭的牧師，即是北平彙文學校的創辦人，他和他太太結婚五十年，此時已八十多歲，還很健實。循照歐西風俗，結婚五十年，謂之金婚紀念，是個盛典。我特意贈送一隻花籃，親去賀喜。看見主人隻在桌上辦置了幾盤點心，客人來了，親熱地拉一拉手，願意吃的，吃一塊點心，即走。簡便而又懇摯，什麼繁文縟節也沒有。金婚過後沒幾年，劉牧師即死，不到九十歲。送葬在西城外一個教會墳地中。發喪的時候，我也親去送殯。到的朋友很多，喪儀簡單，但極其哀痛。想到我們中國的出殯，叫花子雇他數百名，行列綿延十數裏，一點哀痛之情也沒有，時間金錢消費於無用，無非擺擺排場，顯顯闊綽而已，那真是敗家子的辦法。從這種禮俗對比上，顯得我國社會實在腐敗，人家的社會實在是向上進步的。
在此時間，國民黨中的朋友亦往還頗密。一次孔庸之（祥熙）先生來看我，帶有一份中山先生手書的建國大綱給我，說總理把他手寫的這書送給你，問你有何意見，有何需要增減之處。當時談了幾句，匆匆即走。他說日後再來看我。我把那份手書的建國大綱細細讀了兩遍，覺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裏湧起了一種興奮欽慕之情，無從筆述。過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見麵，他問我看了那個寫本感覺如何？我說這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對症藥方，必定照著這樣辦，中國才能夠成為自主的現代國家，卓然獨立於世界。自從讀了這個，我完全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後來民國十四年孔先生到張家口看我，告訴我這寫本原是贈送宋慶齡先生的，那次借來送給了我，打算另寫一份歸還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寫，即已故去。現在這寫本已是一女許配兩家，歸了我，宋先生就沒有了。我說我雖把寫本視為珍寶，但我絕不能將孫夫人的紀念物奪為己有，當時翻箱倒籠，好容易才找了出來，即請孔先生攜歸孫夫人。他要我在上麵寫一小跋，記述此段因緣，以留紀念。但以人事倥惚，一直未得寫成。倒是後來到了南京，替孫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寫了一個小跋。
又有一位劉盥訓先生和一位郭維一先生為了山西的事來看我，談山西人民的苦痛，談山西的種種假做法，話說得很多。我聽之後，亦未加思索，就歎息一聲，衝口而出地和他們說：“我有一句俗話要奉告兩位：是有老王時恨老王，沒老王時想老王。其實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我的話剛剛說完，郭維一先生即紅著臉把腳一跺，扭過頭來就走。追上去請他不要生氣，他說：“你既這樣說，我和你就沒有話說了。”當時情形至今我還記得。
北京的官長，我自來不肯隨和周旋。我的種種不合事宜的幹法，除去少數有知識、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場社會都譏我孤雁出群，罵我為活妖怪，把我當著眼中釘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對我上條陳，說我在河南失敗，在北京領餉無著，領械領彈無門，所遇種種困難與打擊，都是因為我太不隨和，太不講應酬的緣故。我覺得也有相當道理。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我也勉強和各方應酬應酬。那時的北京上層社會，總而言之，是官僚惡習太深。隻拿請客一事來說，請柬上明明寫著六時到席，可是到八點鍾客還不齊。我老是前五分鍾或準時赴宴，至則闃無一人，連主人也沒來。等得我無可奈何，隻好自己叫一盤包子或一碗麵條，吃完，留一張明片謝謝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們把我看做怪物，我把他們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請客並不預先約定，總是臨時下請帖，往往同日同時收三四份亦或四五份請帖，到時隻好在這邊坐三分鍾，吃一點湯;又到那邊坐五分鍾，吃兩粒瓜子，一餐飯要吃數處。東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遠，汽車也來不及。大家都是這樣，結果十人一桌的席，不過剩個三兩個坐著，主人費了許多金錢辦起來的豐盛珍貴菜肴，幾乎沒一人下箸。這樣的宴會，金錢上、時間上都成浪費，既不能吃，又不能談，隻是擺官僚排場而已。我想為什麼不能預先約定時間，家常做四五樣簡單的菜，大家聚一聚，又好吃，又好暢談呢？官場中固是如此，其他紳商大老，也無不要擺官僚場麵。記得一位周姓銀行老板為其尊翁做壽，叫了戲子彩排唱戲，請了數百男女客人，仆役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