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亂，數以百計。那個煩囂雜遝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煩躁而感不安，哪裏顧到孝道！有一次瑞福祥請吃春酒，也是唱戲，請著數十桌客人，那種鋪張的場麵，我這個窮小子也總看不慣。我想他們為什麼不願意把這些錢捐給孤兒院，或是捐給圖書館，定要如此浪費掉才覺得痛快呢？
敬輿先生的生活在當時原算是最儉約的，但因周旋於各部長及國會議員們之間，有些方麵也就不免習於奢靡而不自覺。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煙，問他每天須消費多少，他說每天約須二十筒上下。我又打聽他的賬房，也是說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餘筒。這個數目使我很覺得驚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計算，那麼，僅僅香煙一項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餘元。人們每以為這是小事，不加重視，其實不然。據我所知，民國八年時的估計，全國香煙消耗每天達六萬萬二千萬餘支。到民國十七年，別家煙公司的不算，隻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銷售八十二萬萬五千萬支。以此折算錢數，還不夠驚人嗎？外國人以不解饑渴的煙草來，換取了我們大量的金錢。他們把這些金錢運回去，造成飛機炮艦， 把此落後的民族威壓得俯首帖耳，一任他們宰割，這果然可以視為小事嗎！
和北京當政的大人先生們往還久了，使人更進一層地認識了他們的麵目。他們三個五個聚會一塊，多無一言涉及國計民生。大家嘻嘻哈哈，興高采烈地談著的，不是昨晚打牌輸贏了多少，明晚梅蘭芳的什麼戲牌，便是某某女戲子怎樣風騷，誰家姨太太怎樣標致，再不，就是商議著如何賣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牆、賣磚瓦一類的勾當。使人隻見目前漆黑一團，簡直悶得透不過氣來。
為一國元首的大總統黎元洪氏，是個不肯負責、圓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總要邀請在京的各首長在居仁堂會餐。被邀的不外國務總理、各部部長、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陸軍檢閱使等十四五個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著談著，總要引起黎總統的牢騷來，這時他就訴苦道：
“唉！總統真不是人當的，這一個月我又賠了三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三十六萬。長此下去，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隻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
在座的人的答話各樣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說他忠厚仁慈，有的說他大仁大義，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說往後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來，一概不予接見。一次我卻納悶不住，瞪著眼睛，脫口而出地說道：
“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
“存的呀！ ”他局促地說。
“旅長的餉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存那麼多呢？”我這樣魯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發窘。但總統總有總統的襟懷和雅量，他對這些無可置答的閑話隻以嗬嗬一笑了之，臉上紅也沒紅。到底他心裏是怎樣地懷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見到總統府華麗的陳設和總統個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國大眾的顛連苦痛的現狀。數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已如天羅地網，使中國農村一天天入於破產的厄運，而無可避免的連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國民眾都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之中。大量的農民，徘徊在饑餓線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貧苦無告的老弱，無法掙紮，終於做了道路上的餓殍！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軍閥們，仍是野心勃勃，計劃著殺人奪地的戰爭。一般腦滿腸肥的官僚政客們，仍在醉生夢死，恣意淫樂。而我們身為一國元首的總統，日居富麗輝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還訴告著自己不能賺錢！什麼是民生疾苦！什麼是建國大計！ 姨太太是他的性命，女戲子窯姐兒是他的安琪兒；國家人民的事誰有工夫去理會呢？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我每想到這句話，便不禁感到心頭刺痛。
政局是處處演著明爭暗鬥的醜劇。張敬輿先生等看著吳、曹胡鬧，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擁護黎為總統，吳、曹便做出一個吳大頭吳景濂時時與以掣肘。可是到後來黎總統和張國務總理之間也是意見不合，無法協和一致。黎是那樣地圓滑，張有許多好辦法，黎都不敢施用。張說在目前環境下，必得有些實力為後盾，對局麵始有辦法。黎不肯采納。張要改組衛戍總部，並收警察總監等機關而隸屬之，命令寫好，黎卻不肯蓋印，說：若總統幹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隻顧個人，不想做事，議會裏又有位吳大頭蓄意與張搗亂，故張縱有良好辦法，亦無可措施。
北京政府雖然堂哉皇哉地稱為中央政府，實則一切大權均操於遙鎮洛陽的吳佩孚之手，非吳者逐，異吳者去，這已是公認的事實。一些不肯與吳苟合、不為吳所喜的部隊，便都不免於糧匱餉乏。這時的財政部長是張弧。一天，我找他商談領餉的事，他很沉痛地對我說：
“部裏哪有錢開支餉項呢？別的不說，譬如拿錢不做事的顧問、參議、諮議就有幾百個，這些大人先生一個也不敢更動，稍有鬆縮，他們馬上便到國會造謠搗亂。額外還有所謂特別顧問，現在就有十七個：七個是女戲子，其餘都是走紅的姨太太。她們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錢去，不然，我這個財政部長的飯碗就捧不住。部裏的開支都是類此，人們猶正嫌其拮據，不能暢所欲為，您想軍隊的餉項等等，誰肯理會！這部長我是不能幹，也不打算幹了，這樣糊糊塗塗地幹下去，實在良心上說不過去！ ”
這是財政部長良心發現的說話。中國政治黑暗到這種地步，我不知道實攬大權的吳佩孚，究作何解釋。
那時駐守北京的部隊，不僅我們這一部沒有糧餉，衛戍司令部、警察總監、步兵統領等部分，也是餉項缺乏，奔告無門。有一次我和王衛戍司令、薛警察總監及聶提督幾個人，趁著國務院開國務會議的時候，跑去催索。等到各部長、次長到齊，張敬輿先生就領導開會，把各處來的電報報告完畢後，以荒唐鬼著稱的財政部長劉恩遠（這時張弧已經下台）就大發牢騷說：
“財政部長簡直不能幹，一天到晚東也要錢，西也要錢，誰也沒本事應付。譬如胡笠僧這種土匪，也是再三再四來要錢，國家拿錢養土匪，真是從哪裏說起！ ”
因這一番話，我看見了一幕喜劇。劉部長講完了以後，大家沉默了一會兒，正要進行討論別的議案時，農商部次長劉定五先生忽然站起來說道：
“我們今天要先討論財政部長的話。他既說胡笠僧是土匪，實在，國家為什麼要養土匪？我們該請總理把這土匪拿辦。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們也該有個說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噴人，不問事實。”
財政部長聽了這話，紅了臉，不能答複。大家也都靜默著，你看我，我看你，都沒有話說，空氣變得異常緊張。停了約有十幾分鍾，張總理才說：
“我們還是先討論別的問題吧！ ”“不行？”劉定五先生倔強地說，“我們今天要一定先根究
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問題，這是關係國法的大問題！ ”停了又有幾分鍾，劉恩遠才勉強地笑著說：“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一句玩話，您何必這樣認真！ ”劉先生板著臉，嚴肅地說道：“這是國務會議，不是隨便說
玩笑的場合。這件事隻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你通電，承認你說的話如同放屁；再一個就是下令討伐胡笠僧！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我看著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地
是劉恩遠竟跑到劉先生跟前，行了個三鞠躬禮，並且連聲說：“你算是祖宗，我的話算是放屁，請您饒恕了我，好不好？”一場僵局就這樣喜劇似的結束了。劉恩遠在當時是權勢煊赫、
炙手可熱的一個人物，劉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當眾撕破其醜麵皮，實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懷慶在民元時是殺革命黨最多的一個屠手，灤州起義的一般朋友都是慘遭他的毒手，可是這時他卻在首都當著衛戍司令。他雖是個武人，但做官的伎倆卻十分高妙。他為討好黎總統，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媽子都買通了，每個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們專為他報告黎的動靜，比如黎每天會的什麼客，說的什麼話等極小的事，他都打聽知道。一有機會，他就可借以取悅取信於黎。徐世昌為總統時，他也是運用的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幾本書的哪幾頁，他知道了，連忙看那幾本書的哪幾頁。及至與徐晤談，徐一開口，他便應對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誇獎他博學多能，的確是個人才。其實他那種人才說穿了原是聽差和老媽子造就出來的呢！
他此時在北京拿著衛戍司令在手裏，卻想盡鑽營搜刮的門路。他和薛總監、聶提督三個人合起夥來，先是偷拆北京城牆的磚，拿去出賣；接著原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遺族的府第大宅，他們都設法以賤價買來，以高價賣出，從中攫取大利。天壇、社稷壇等公地的樹木，他們也設法偷著變賣。後來南苑大紅門內一塊大空地，他們也私下賣給了外國人做跑馬場。南苑是個軍事重地，如何能夠聽從他把這兒的空地賣給外國人？他連這種事也膽敢做，還有什麼不敢做呢？
王懷慶之流為何膽敢如此無法無天、無所顧忌？就是因為“上梁不正下梁歪”。當時直係專權，整個直係的軍閥與政客就正在寡廉鮮恥、為所欲為的情形下，醞釀著賄選運動。
賄選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對原任總統黎元洪氏加以驅逐。他們先收買了幾家報紙，利用之以對黎作種種的攻擊，更進而收買了大批豬仔議員，使之對黎作種種的非難，最後，更唆使直係的師旅長們群起向黎索餉項。黎本是膽小怕事的人，看著環境險惡，知道勢已不能戀戰，便怏怏然一走去職。
黎氏既然讓出了總統的缺，豬仔們便捧出曹錕。選舉的運動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動的政客們，所得的報酬，當然不止此數。如此一來，一幕貽笑世界、觸怒全民的醜劇就完全登場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錢也畢竟買不了人心。賄選的醜劇演出不久，邵飄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氣有熱血的新聞記者，便把此事底細全盤揭露，甚至買票的收條也照相刊出。恬不知恥的曹錕在輿論鼎沸、萬眾怒吼的場麵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裝模作樣地上台，做了總統。後為總統府秘書長的某功狗說道：
“他們說我們賄選，這是古已有之的。曆史上唐堯禪舜，就是賄選。史家為要說得好聽，有意編出揖讓的故事。其實哪有的事！ 將來我們也可以編曆史的，我們編得比他們的更要好聽些！ ”
竟有此一段荒唐無恥的說話！嗚呼！真正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