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住在恰克圖；我們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館預備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麵的情形，耽擱了一個整天。參觀了工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那兒整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閑階級，以及對勞動大眾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那兒的駐軍，每一連設有一座列寧室，為一種俱樂部的性質。這完全是為灌輸主義及對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個士兵問及其關於中山先生、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的過去曆史及今日為人和主張，都能對答如流，極是熟悉。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在此地又參觀紅黨與白黨作戰的遺跡，徘徊很久，亦使人不勝感想。
從恰克圖往上烏金斯克還是坐汽車，路上過河的時候，遇見一位布利亞特蒙古的老百姓。他戴著一頂帽子，樣式與滿清時代的紅纓帽相仿佛。我請翻譯把我的話翻給他說：
“你這帽子好像是滿清時代的官帽，為什麼還戴這個？”
那個老者回答道：“帽子雖然不好，可是我們本地自製的貨。我們不買外國貨。”言時語音安詳，態度謙和，很有學問與修養的樣子。我想到我國的上層社會，雖然國困民窮，卻非外國貨不買的情形，不禁使我麵紅耳赤。
這一路都正在修築公路，不遠即有一座未成的橋梁，不遠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築路工人絡繹不絕於道。
過了河，便到上烏金斯克，已是夜間十一點鍾了。當地各機關人員都到二十裏以外來歡迎。據說一兩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聽說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熱誠友誼和相愛之意。這兒的住宅雖然多是土築的屋子，但是家家戶戶都有玻璃窗，窗前還陳設著美麗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潔。街上也很清潔，不像庫倫那樣，這裏一堆糞穢，那裏一堆拉雜的汙髒不堪。上烏金斯克附近樹林中都是有電燈，沿途裝有電話，已經一天一天在現代化了。
到上烏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勞動節，這在蘇俄是很重要的一個紀念日。當地政府來函，邀我參加他們的紀念會，並參觀閱兵。那天天氣和暖，兩天前還有三尺多厚的積雪，此刻已化為泥水，街道低窪的地方都有積水，泥濘遍地，頗有些難行。據說這裏隻有冬夏，沒有春秋。那時天氣方由嚴寒轉變暖和，所以積雪便很快地融化了。
大會是在布利亞特蒙古政府領導之下召開的。他們最先請我向群眾講演。我說完後，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女工上講台講話。她講的話，翻譯為我詳細轉譯，大意說：
“今天是五一節，我們今天很欣幸地能夠在這兒歡天喜地地開會。可是在這同一日子，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的紀念會可不能像我們這等自由與快樂，他們的會場會被軍警搗亂，他們的身體會被軍警毆打拘捕！…… ”
據說她是一個洗衣服的工人，卻說出這樣富於煽動力量的話來。她說完後，又上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這女孩講的話也很能感動聽眾，講得大家摩拳擦掌，異常興奮。
會畢開始遊行與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後，工人過完後是軍隊。我和他們的主席團同站在樓上參觀，行列在軍樂洋洋的聲中，一排一排地經過，很是整齊莊肅。每逢走過參觀台的時候，台上檢閱委員就向他們發問：
“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大家如雷似的答應著。
這樣一問一答地過去，空氣非常地熱烈和緊張。
這次使我最難忘記的，是幾千個木工、鐵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著隊伍的步法，很整齊地參與操演。我們訓練六個月的新兵也不如他們的成績。更稀奇的是有一千多女工，頭上蒙著紅布或者花布，褲腳卷到膝蓋，袖子卷到臂膊以上，也同樣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著。我見了這種種情形，忍不住的眼淚如珠一般地下落。徐季龍先生問我怎麼回事？
“人家的國家是這麼一種情形，我們的國家卻演著混戰的醜劇；人家的女子是這麼一種情形，我們的女同胞還在纏著小腳！想起來我怎能不流淚！”
“請馮先生進去喝茶吧！”大家都勸我說。
我抱著滿懷興奮與悲痛的情緒，離開了參觀台。
分列式結束之後，我就約請布利亞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員們談話。據說，布利亞特蒙古的並入俄國版圖，據俄史記載，是在康熙年間，那正是俄國皇帝專製時期。他們民族被看做下等人種，受了俄政府種種限製與壓迫。比如不準當兵，不準設立學校，不準進城活動，不準穿用俄人的衣服；結果隻允許他們修廟信佛當喇嘛，這個不但不加幹涉，反予以種種鼓勵，以保持他們永劫不複的陳腐古舊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後，他們身上的枷鎖便完全解除了。他們組織了布利亞特政府，也成立了特為布利亞特人而設立的政治學校和軍官學校，以一個民族的平等資格成為蘇俄聯邦的一分子。他們政府的委員大都屬於農工階級以及精神勞動分子。他們的社會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參加勞動的人，是絕對不能立足的。我想這正與我國的情形相反。那時在我國，是工人無權，農人無權，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無權；社會上的權力者不是封建餘孽，便是買辦資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餘蔭而坐享其驕奢淫逸生活的老爺少爺！在我們中國社會上是“一人當官三輩爺”，行的是現代國家中最奇怪的製度。
從海參崴到上烏金斯克，火車須行六天六夜。由上烏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須花去六天六夜的時間。這是世界上很長的一條鐵路。我在上烏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這條鐵路向莫斯科出發。
火車分頭、二、三等。蘇聯政府特為我掛了一輛頭等車。我不願坐頭等車，要求改掛三等。我的顧問說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變。但我堅持不肯。結果是用了折中辦法，改掛了一輛二等車。上車的時候，布利亞特的軍隊和學生都到車站歡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個大臉大手大腳，整整齊齊地站在那裏，如鋼鐵一般。看他們的皮膚頭發，眼鼻嘴臉，無不和我們中國人相同，但我們中國青年卻多柔弱，未能到此健康地步。我接受著他們那種熱烈誠摯的友情，心裏感到萬分的難過和萬分的慚愧，又不禁熱淚奪眶而出。
當尚未上車、正在候車室裏坐著的時候，遇見了一個穿黃袍
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談，問他是不是活佛，他說：“是的，但已不準繼續收徒弟。”“你是不是真心虔誠信佛呢？”“哪裏是真心信仰！真心信佛的是豬玀！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詫異。在我國佛教勢力還是很大，甚至留
學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們如果聽了這位活佛的話，不曉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駐軍排隊歡迎。烏木斯克是沿鐵道附近各大城市約定歡迎的總地點，各省的軍政黨三方代表，都趕到這兒候迎。我下車致禮，看見了那些政府人員都是衣服油汙，拿著器物，有一位代表肋下挾著一柄鐵鏟，樣子像一個油廚子。他向我致歡迎詞，講了一個多鍾頭的話，極有條理，極有熱情。我問翻譯：
“他講的是什麼？”“他是省黨部委員，講的是歡迎詞。”“他挾著鐵鏟幹什麼？”“他在工廠裏做工，鐵鏟是他的工作器具。”“這太不像省黨部委員的樣子了。”
“蘇俄目前就是這種風氣，人人以做工為榮耀，以穿髒汙的衣服為可敬。假如一個人衣服穿得太整齊幹淨，反倒被人恥笑，被人攻擊，不曰資本家，就是罵他新官僚。”
我聽說了後，對蘇俄當局埋頭苦幹，建設新國家的情形，於驚奇之中深致無限的敬佩！ “資本家”、“新官僚”隻是兩個人人引以為恥的名詞，維持了全體人民的工作精神。
忘記是在一個什麼車站上，上來了一位蘇俄的軍區司令。這位老先生已經六十多歲。我因為他身負軍事重任，想由他處更深一步地了解蘇俄，經顧問替我們介紹後，我與他長談起來。我問他許多問題，他都詳盡相告，最使我覺得奇異的，是他告訴我他不是共產黨員。我說：
“你不是共產黨員，政府怎麼會叫你擔負這樣重要的軍事行政責任呢？”
“我本來是舊俄的老軍官，現在政府所以肯畀我此職，一來因為我有三個兒子，都是共產黨員，政府對我頗能信任；二來蘇俄行的是征兵製，假使非黨員便不能充任軍官的話，便不免引起國民許多的疑難了。”
他以為這是蘇俄政府手段高明之處，說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傳，說政府並不一定重用黨員，非黨員的我們也一律重用，無分軒輊。我聽了，甚是興奮。
後來他又說及一九二一年美日聯軍進占西伯利亞的情形以及蘇俄獲得最後勝利的原因，他說：
“國際的聯軍配備和士兵的訓練都很好，作戰能力也不錯。西伯利亞已經被他們占領了廣大的城區。但蘇俄紅軍所以卒能把頑強的敵人驅逐出境，第一是宣傳工作做得好，我們用飛機散放傳單，赤裸裸地揭露了敵國資本家進攻蘇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為資本家效死的非計。敵軍的下級官佐和士兵看了這些宣傳品皆很受感動，漸漸都不肯出死命作戰。第二是紅軍采取了致敵死命的遊擊戰術。那次國際聯軍在西伯利亞布置了六千裏地長的一道戰線。這條過長的戰線，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顧及周到。紅軍埋伏在戰線兩旁，抓著適當的機會，便隨時予他們一個猝不及防的襲擊；同時，對於他們的運輸和接濟也巧妙地給予許多阻礙和破壞，使他們隨時隨地都可遇到襲擊。於是敵軍陷於一種恐怖氛圍中，顧此失彼，疲於奔命，無法可以克複他們的艱難和困苦。這兩方麵已夠保證紅軍最後勝利的取得。再加上紅軍吃苦耐勞，戰鬥意誌堅強，對於主義有深刻認識，以及到處都有廣大民眾的協助和合作，於是帝國主義者的聯軍便不得不在重大損失、無法支持的情況之下，退出俄境了。”
軍區司令的這番談話，給我莫大的欣喜，真是“與君一席話， 勝讀十年書”了。
過烏拉山後，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販。他們販賣的都是全國各地特產的工藝品。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我想我國各地精美的土產也很多，像宜興的陶器、無錫的泥塑、濰縣的手杖、掖縣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們心愛的物品。如果把全國各地這些工藝品運到鐵路各站販賣，豈不增加很大的銷路！但這個事體不是僅憑百姓的力量所能辦到的，而當時我們政府正忙於權力的爭奪，又哪有心力管這些閑賬呢！
沿途各站都準備著熱水，旅客們可以隨意取用，不出水資。旅客下車喝水，都自動排隊，按照秩序先後取飲，好像有人指揮似的，絕對沒有爭先恐後的現象。在我國，當火車進站，剛剛停下的時候，旅客們便一擁而下，等到火車行開，又拚命地往上擠，那種你推我擠，紊亂紛雜的情形，與這兒秩序井然的現象一比較，真令人生無限感慨！我看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決不是政府的功令、軍警的打罵所可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