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我在留俄的三個月內，接見了蘇聯朝野的許多人士：工人、農人、文人、婦孺，以及軍政界的領袖。從和這些人的會談以及我自己對於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潛心研究和考察的結果，深切地領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行動為中心的黨的組織不可。在我留俄的期間，我自己和國民軍全體官兵，都正式登記加入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了。當我們國民軍與軍閥集團在南口浴血鏖戰的時候，國民革命軍也在廣東誓師，出發韶關，實行北伐了。當時全國各地彌漫著革命的雲煙，而我們困鬥數月，彈盡糧絕的國民軍，此時又有放棄南口向西北退卻之訊。石筱山代表國民軍全體將領到庫倫，連電促我歸國，在此情形中，勢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幾位朋友討論，他們也都讚同我回國的計劃。於是略做準備，立刻動身。
啟行前的一切準備，都是顧問烏斯馬諾夫代辦的。為防備日本帝國主義或其他方麵歹人的暗算，我們極力保持行蹤的秘密。此次我們未乘專車，僅在西伯利亞東行列車的後麵掛了一輛客車。上車之後，沿途各站都不下車，深恐被人知道。這樣靜悄悄地離了蘇俄，和去時的熱烈情形大不相同。車在廣漠遼闊的原野中穿行而過，所見唯有一望無際的麥、濃蔭夾道的樹林，還有各種芳菲美麗的花草，迎風搖曳，也好像在歡迎我們的歸國。
列車很長，我們的車掛在最後，每逢到站，我們掛的車正好停在站外。此時我也常常下車，在野地裏轉轉走走，以恢複身心的疲勞。有一天車停在烏拉山西的一個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閑步的時候，護衛我的四個戈別烏（即暗探）催我趕緊地上車。我也不知這是什麼事，回頭即看見他們拔出手槍，迫令一個人也上了車。原來他們發覺那人身帶子彈，形跡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車盤問。他們問那人道：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政治局戈別烏！”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別烏，為什麼把手槍露在外麵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來，於是將那戈別烏的隊長找來，當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處分並重新訓練。這樁疑案總算了結。經過這件事，我才知道蘇俄於每個站上，每列車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們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樣，也是穿著便服，也是買票坐車，嚴密地偵緝各種事情；尤注意軍人行動，若有越軌行為，立刻逮捕嚴辦。西伯利亞鐵路上十幾天的長途旅行，所以輕易不發生意外者，都因偵察嚴密，報告確實的緣故。這種嚴密的辦法，是蘇聯的政治精神與黨的紀律的表現。我在莫斯科時曾聽說他們清黨之事。每一黨員都經嚴密的考察，凡言語行動有不合者，即被洗刷，結果被洗刷者占全數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被洗刷的黨員有由岸上跳河自殺者。
靜悄悄地到達上烏金斯克，我們掛的車便停了下來。為回避站上的人多眼眾，我特意到車站北麵一個大樹林裏去休息。一切出發庫倫事宜，如接洽汽車等，仍由烏斯馬諾夫他們去籌備。我在樹林裏住著，看看書報和公文，或和朋友們談談話。那時中國駐上烏金斯克的領事為毛以亨，此時因事他往，臨時負責人為科長戈定遠。戈先生浙江人，高個兒，三十多歲，說話極有條理。我住的樹林裏距領事館約有十裏之遙，戈先生一日三次，親自步行，送飯給我吃。飯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攜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以一文學生，有此耐勞吃苦的精神，覺得真不容易。那時正在八月天氣，中午時候頗為燠熱，但樹林中倒十分涼快。
這次隨我同行的有劉伯堅( 留法學生，轉入蘇聯東方大學，五原誓師任為政治部副部長)、李興中( 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由參謀長升至軍長)、任右民( 隨我為英文書記，曾為我代表見中山先生)、何其鞏( 為我秘書，後任至北平市長)、趙亦雲( 隨我為工兵營學生，善攝影)、李連海( 本軍學兵，送蘇聯學炮兵，後畢業陸大) 和烏斯馬諾夫及他帶來的一位黨代表，另外還有一位顧問、一位翻譯官和一些衛兵。汽車找妥，我們一行人便即離開上烏金斯克，向庫倫進發。這一條汽車路，上次經過還沒有架設完成的橋梁，現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勞力就是文明”，這句話真是不錯！
到了庫倫，仍住在我上次住過的二道巷寓所。我們國民軍在此設有辦事處，張允榮( 曾為十六混成旅書記長，擢任副官長)同陳繼淹( 二十鎮學兵任副官由高級教導團畢業陸大) 兩位原都住在那兒。我們到時，張允榮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國的消息，同時又知道南口退卻，故趕往包頭，一方麵把我的行跡告訴他們，一方麵探看那方麵的實況，預備回頭來給我報告。這個聯絡的任務，似乎並無什麼困難，其實殊不容易。因為從庫倫到包頭這條路，可以說從開天辟地以來沒有人走過，苟非敢於冒險，不畏艱苦之人，簡直會膽喪氣沮，無法勝任。張允榮卻自動地欣然而去，真是個熱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們在庫倫住了兩天，因為對於國民黨開會的儀式還不熟悉，我便和劉伯堅、何其鞏、李興中、任右民、烏斯馬諾夫及秘書、顧問、翻譯等從事練習。有一次練習開會時，烏斯馬諾夫站起來，很鄭重地說：“開會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隨便嬉笑。”說了幾句。當時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後來才有人告訴我，有一回正當開會的時候，何其鞏輕率談笑，頗有視為兒戲的樣子。劉伯堅是個嚴肅的革命青年，對何之態度，視為應當糾正，於是把此事告訴了烏斯馬諾夫，因此惹得他說了這番話。這完全是何其鞏的錯誤，當大家鄭重其事地練習開會時，他豈可輕狂發笑？此等處大可看出當時人們的心理，而劉伯堅與烏顧問的嚴肅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們佩服。
我們在庫倫準備好了汽車糧秣，便即動身赴包頭。此時漠北氣候夜間已很寒冷，衣服方麵也略作籌備。往包頭去的這條路，最快也需七整晝夜，若走得慢，就說不定要費多少時日。汽車行走本當很快，可是我們動身的這一天，就走錯了方向。往包頭應該往南走，但行經之處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草地，毫無標識可以憑記，因此最易迷失方向。引路人不知不覺指引汽車向正西到阿爾泰的路上開了去。午後一點鍾出發，車行極速，盡快開駛，直到五點多鍾才發覺方向走錯，及至掉轉車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時候，已是夜間八點鍾了。那晚即在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條小河，不見人煙，無法找得住處，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頓，便找了些幹牛糞作燃料，燒了茶來吃。我忍著滿身疲勞，蜷伏在車上寫了日記，和大家或坐或談。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時這裏氣候已經寒冷，我穿著皮褲，還是凍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滿了燦爛的星鬥，冷颼颼的秋風吹著，嚴霜已開始下降。曠野中死一般地寂靜，什麼聲息也沒有，隻有草中唧唧的秋蟲和河中淙淙的流水應和著，奏著和諧而悲涼的音樂。我和隨行的朋友看著天上的星鬥，哪是北鬥星，哪是北極星，如何依據星的部位辨認方向;大家喝著用牛糞燒的熱茶，靜靜地圍坐著。後來烏斯馬諾夫忽然問我說：
“馮先生，你的部隊這回在南口一敗塗地，投降的投降了，潰散的潰散了，現在你帶著我們回去。究竟怎樣辦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隻要我們能遇著一兩股，有個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辦法。就算跑到山上去當個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將原有隊伍慢慢招集起來。”
他聽了我的話，十分興奮，微笑地說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們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萬的人馬！”
當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亂找了一個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車上，有的躺在車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 這一晚，恐怕誰也沒有入夢。
我們九月十日從庫倫動身，第二天才離開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頭出發。於路上又遇著許多群黃羊，每群三四千頭或成萬頭，不知道我的汽車是什麼東西，一路爭先恐後地追跑。有幾位看著有趣，就開槍打，並開著汽車追趕，但是跑得飛快，無法趕得上。聽說曾有外國旅客團追趕它們，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車出險者頗多。我曾想過它們的生活，這裏一片平地，究在何處做窩？晚上宿在何處？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們全仗著跑得快的一副本領所以才能生存。在白天路上有兩個難題：一是喝水找不著水源，二是吃飯找不著食糧和燒煮的地方。但到看見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遠處定有人煙，於是下車找著那人家向他們買羊，用牛糞燒煮。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們沒有學會。可見蒙古同胞自有他們的文明。我們吃飯的時候，常有婦人騎著馬來，後麵跟一個孩子，也是騎著一匹馬。他們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著，看我們吃飯。我們就找他們談談，問問地方的風俗民情。一會兒工夫，他們即掉轉馬頭，教那馬放開“大把”（四蹄放平) ，狂奔而去，宛如我們騎自行車一般。
十二日啟行不久，途見王鎮淮( 第二十鎮的人，後隨我由參謀升至旅長)、宋式顏( 軍官學校學生，甚精幹)、黃中漢( 軍官學校學生，由參謀任至宋哲元部參謀長) 等乘著汽車，迎麵而來。因為各走一邊，兩下錯過，及後看見，方把他們攔回。乃問他們三位何往，回說打算到上烏金斯克去，因為隊伍退卻，秩序大亂，簡直不能收拾，必須另想新的辦法才好。我勸他們跟我回來，共同設法。於是他們掉回頭，與我同行。由此可見大軍受挫，人心動搖，簡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麵。他們都是很有知識能力的人，看見局勢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自己想自己的辦法，恐亦實有不得已者！
雖然走了二百多裏，平原一帶廣闊可數千裏，遠處看見南麵前右方又有一輛車在走，恐怕也是熟人，於是忙著叫喇叭招呼，及至趕上，乃是於右任先生，相見極是歡喜。我問他到哪裏去，他說打算取道庫倫往海參崴，再繞海道赴廣東。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究竟受了什麼刺激；他不肯說。後來聽別人轉述，才知道他這次到了包頭，看見我們部隊渙散狼狽的情形，實在已至不能維持軍紀的程度。他在包頭與鹿瑞伯的衛隊榮光興部同住在一個教堂裏，那些弟兄在饑寒交迫之中煎熬得無法可想，部隊精神已經不能顧全。一天， 他放在桌子上的一隻金手表，竟被一個士兵進來一聲不響地拿了就走。他說：“這是我的表！”但那個兵卻不管，依然揚長而去。他問在場的一個下級官道：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部隊怎麼變成這樣了？”
那下級官抱歉地說道：“於先生，請你原諒一點兒吧！我們隊伍從南口撤退，整天挨餓受凍，人心已經渙散得無法收拾了。老實的弟兄尚能忍受，那刁滑一點的，為要活命，什麼事做不出來？這是狗急跳牆，有什麼法子呢？”
他一看部隊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可能有什麼作為？於是他就靜悄悄地由後門上了汽車，離開包頭了。我明白了這些原因，素知於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們多年相契，我誠心地敬佩他，於是極力勸他和我再回去。烏斯馬諾夫也從旁勸說，告訴他馮先生隻要有五百支槍在手，就定有辦法。他聽我們一說，也覺得高興了，於是又偕同趕路往包頭前進。沿途我們隨同眾人尋撿牛糞以為燃料，買著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無論裏麵多麼髒，也要蹲到裏麵去，寫寫字，作作詩，一於右任先生的
詩興更是濃厚，成天地詠吟著。
走入內蒙的邊界，再往南便是綏遠地方，綠色草原漸多，到處都看見牧放的馬群和羊群。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財產，他們過的還是牧畜生活。
這一帶隨處都可以行車，因為隨處都是平沙漠漠，一望無涯，所以一不小心，就會把路走錯。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墳頭，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車在上麵簡直是無法走動。若遇沙深之地，必須用幾條氈毯，墊在沙麵，大家下來推著車往前走，氈毯一步步輪流往前替移，車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轎的方法。艱難的情況，真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艱難。沿途喝水，沿著前清設有驛站的地方，都可以找著水井。若能循著驛站走，喝水不成問題；一脫開驛路，就沒有辦法。井不甚深，都隻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鑿井者，是因為人煙稀少，沒有人工的緣故。清康熙遠征於此，大肆殺戮，人殺盡，屋燒光，如此大劫，迄今尚未恢複，否則這一帶必不致如此荒涼。
再往前行，就遇見從包頭參加會議回來迎我的張允榮。見麵之後，他詳談包頭會議的情形。因為張作霖、吳佩孚、李景林、張宗昌、褚玉璞等聯軍以帝國主義勢力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們國民軍，第二、第三軍都先後失敗；掉頭又打一軍。南口失守後，勢力窮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裏路下來，西北這一帶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當然不免懊喪。在會議時候，大家免不掉自訴槍彈缺乏、人馬不濟的意思。那時張之江為督辦，他為人耿直老實，因見大家都說困難、訴窮苦、要錢、要彈，張弄得急了，就說：“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錢沒錢！”這是一句北方的土話，不應該用來對部屬說，因此大家聽了都不高興。在席者有趙守鈺先生，他見此情形，就笑起來。問他笑什麼，他說道：
“你們忘記是幹什麼的了！我們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難，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順遂，毫無困難，還要革命做什麼？我們現在處境當然不順，可是並未至絕望之地。往西有甘肅劉督辦、
薛省長，那麼大的土地，難道我們真的餓死凍死？二軍、三軍也都在那邊，力量上也很有可觀，總司令又打俄國回來了，我們克服了困難，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這樣懊喪！”
生薑還是老的辣，趙先生久經風波，把得穩大舵，幾句話又把在席的人說出勁兒來了。接著張允榮又把南口失敗的原因，韓、石暫投晉閻的經過以及官兵的饑寒交迫和渴望我回來的情形，一一詳談。又知道佟麟閣、孫連仲、劉汝明等都率部開往甘肅，已過五原。張之江、鹿瑞伯都已見麵，鹿瑞伯則帶著隊伍駐五原等我。這天晚上我們便在往綏遠的一個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 裏，細聽張允榮報告這次令人痛心的經過詳情。
當時我決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車沿著陰山山脈前行，往往整日不見人煙。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墳地一般，汽車上上下下，顛簸不堪，幾十裏路都是如此，車子很吃了虧。再過去就是戈壁沙漠，數十裏路皆如幹潤了的河道，不是亂石，就是沙土，幾輛車上的人都下來步行。車子開不動，大家合力推行，推過一輛，回頭再推第二輛，每天最多走十幾裏。夜間總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舒服。因為越往南行，天氣越暖和。一天，在一民家買得一點小米，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開眼笑，覺得比吃燕菜還要高興。
過了沙漠，漸漸看見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麵嵌著黑色星點，映著日光，閃燦耀目。在泰山亦未見過這樣的石頭。途中還遇數個大廟，廟中極汙穢。蒙古喇嘛都穿著紫色的皮袍衣褲，戴著皮帽。找他們談談地方的風俗民情，有人代為翻譯。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個，三人當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為黑人。他娶一女子，以牧畜為業。他們三位當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與弟媳同睡一炕。所談種種，都愚昧可憐，使人聞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後的過錯，必須力求進步，始可使民族立足於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見宋哲元來迎，相見十分歡喜。他談在前方作戰及沿途退卻情形，彼此都很難過。他汽車裏帶著許多西瓜，在這沙漠幹涸之地、顛連困頓之時，竟得有西瓜吃，大家無不喜出望外。產西瓜之地，距此約有四日汽車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輩子沒有吃過西瓜。我們剖開大吃，益發覺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魯內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內地，到這時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過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帶汽油是否夠用的問題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後一點，距大青山約一百多裏之際，遇鹿瑞伯、鄧哲熙、過之翰等，已得著宋明軒的通知，帶著一連手槍隊，前來迎接。大家見麵，悲喜交集，手槍隊官兵們見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淚來，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見了父兄的麵，即不免悲從中來一樣。我隻好一一安慰，並與之談革命大勢、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國救民的道理。講了一番，他們即十分振奮。我與宋、鹿、鄧等同車，於途中詳述一切，大家都極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