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山為陰山山脈，山勢高聳，在古代漢族勢力最盛時，此地為漢蒙交界之處。山上出一種野羊，名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長( 約有八寸) ，較狐皮猶佳。羊出山頂，每逢刮大風的日子，羊迎風立於山巔，毫不畏冷。這種極好的出產，可惜今日已經日見稀少行有絕種之勢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為烏卡郎口，地形至特別，兩邊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車。若無此路，則交通完全阻斷。黃河年年成災，我想若將此口道鑿深，引導河水由此經沙漠，直由黑龍江出口，則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麵可灌溉大漠，成為肥沃土地；一方麵又可免除黃河水災，其利益為如何！有人說，如此艱苦工程，怎麼著手？那麼我要問他：“巴拿馬運河怎麼開成的？蘇伊士運河又怎麼開的？”烏卡郎口南端出口，便是烏蘭腦包。有二軍、三軍、五軍、六軍的官長士兵在附近一帶村莊零零落落地駐著，聽說我到了，都出來迎接。他們的頭發都好久沒有剃了，蓬亂地披散在頭上，個個人滿麵風塵，可是排成隊來，卻仍然非常整齊。
那天下午到達五原。空落落的一個土圍子，人煙稀疏，荒涼冷落得趕不上內地一個較大的村鎮。當日和一軍朋友見麵，三軍孫禹行二哥那時亦在此，五軍方振武，六軍弓富魁，二軍亦有幾位朋友，都一一會見。大家各談別後情形，他們一致推舉我就總司令之職。隨即開會，正式公推我為國民軍聯軍總司令。我義不容辭，當即發出一個自我懷抱與獻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這文件較為重要，故將原文照錄於此：
玉祥本是一個武人，半生戎馬，未嚐學問，唯不自量，力圖救國，怎奈才識短淺，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所以飄然下野，去國遠遊。及至走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萬丈高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雙重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即由此而生。於是我明白了救國的要訣已經由他開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說得好，行易知難。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緩地馬上幹起來。又因最近中國的國民從國民軍退後，受壓迫比從前更厲害，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情不獲己，遂趕緊回國，與諸同誌上革命戰線，共同奮鬥。我這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走的時候不是潔然鳴高，來的時候也不是什麼東山再起。現在當歸國之始，有些必要的話，掬誠以告國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為瓦工，貧無立錐，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自幼失學，及長入伍當兵，逢著庚子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結下辛醜條約。我受了極強烈的刺激，憤政府失敗，改革的思想於是萌芽。後來受了革命的影響，也形成了推倒滿清的誌願。辛亥武昌起義，我與張之江、李鳴鍾、張樹聲、韓複渠諸同人，同了王金銘、施從雲、白亞雨諸烈士舉兵響應，而有灤州之役；不幸為王懷慶所欺，功敗垂成，王、施、白諸烈士即時成仁就義。我同張、李、張、韓均被遞解回籍，僅以身免。民國以後，我又出來治兵，苦力經營，以成陸軍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凱叛國稱帝，我在四川與蔡鬆坡聯絡，並助成四川獨立。民六張勳複辟，我正去職，養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馬廠誓師而起兵，進攻北京，擊潰辮兵。民七南北軍戰於長嶽，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牽製南下之軍。民國十三年，曹錕賄選竊位，吳佩孚驕縱橫暴，用武力統一政策以亂川擾粵，而直魯鄂豫受其直轄，為禍更烈，並逞其凶殘，慘殺工人學生，尤為國人所共棄，後來又動全國之兵，攻打奉天，窮兵黷武，塗炭生靈。我與胡景翼、孫嶽，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斷然行動，遂率師回京，舉行首都革命，倒曹敗吳， 並驅逐帝製餘孽溥儀，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這一次的意義，一是討伐賄選，為中國人爭人格；二是反對武力統一，以免兵禍；三是鏟除帝製禍根，免得再鬧複辟的亂子；四是開遠東民族解放之局麵。當時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標榜，我們看著他遭過失敗，養晦多年，當有覺悟，所以請他出來，此後，仍是引用私人，敗行失政，解決金佛郎案，使國家受莫大的損失。國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對於民眾，不但不解放，而且嚴重地壓迫；弄到後來，演成“三·一八”的毒殺案子，槍擊學生，出了極暴烈的慘劇。政府成了殺人的政府，豈有再擁護他的餘地？所以有倒段之舉。以上這些事實，都是從革命路線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為幾次倒戈，責我為慣於逼宮。這是由於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寫述出來，好使國人對於我有明確的認識。有人罵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算是有點革命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兒子孫科當了大總統，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為這是罵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在於此。一個革命者，隻要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就得要革命，無論他是親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得。吳佩孚張嘴閉嘴所抱守的綱常名教，盡可由學究們放在紙堆裏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國裏害人。但是有一層，我雖然做過幾點革命事業，我卻沒有鮮明的革命旗幟，因為我對於革命，隻有籠統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主張。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方法，在從前我都沒有考察，所以隻有一、二點改革式的
革命，而沒有徹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說出來，好使國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緣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革命的觀點上說過去，若說是中國革命者，是一個中山主義者，我都不配，至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話，更是說不上了。不意當時有人說我赤化了，現在看起來，真是慚愧。當時的馮玉祥，哪裏夠得上赤化了？不但罵我的不知赤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麼是赤化。罵我的人，也說不出根據來，隻說不該與蘇聯親善。我想世界各帝國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置中國的死命，隻有蘇聯自動地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待我們民族，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若對於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與之親善，反去巴結以奴隸待我們的國家，這是何等亡國心理？這是要請國人明白的。至於吳佩孚亂造謠言，說我與蘇聯結了什麼密約，尤其荒唐之語！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自動地取消了，哪裏有再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做這種鬼祟之事。如果有什麼密約，也不能久於瞞人，什麼密約，什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若說對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但你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為己任；主義在此，什麼不利於人的事都做不出來。吳佩孚肚子裏比誰都明白，他明白馮玉祥不是一個結密約之人，無論如何做不出這種事來。他又知道離赤化離得很遠，夠不上戴這帽子，而他偏要說什麼密約，又是什麼討赤，完全是騙人來共同反對國民軍，以泄他的私憤。大家不知道隨聲附和，實在上了他的大當。吳佩孚先是號召的所謂討賊戰爭，後來忽一變而為反國民軍的戰爭，國民軍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讓步，誰知你越讓，他越攻；軍閥何以如此呢？軍閥本身，實在無此力量，乃是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要想戰勝軍閥，必須先要打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幾使中國不能生存。工人農人及一切受苦難的人為什麼這樣窮，這樣苦？就是帝國主義所給的。
帝國主義的各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於是中國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陸軍駐紮權，有航行權，有領事裁判權，修鐵路開礦山，把持中國的海關，強製中國行協定關稅，壓迫剝削，不一而足。例如抽關稅，隻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國國庫少收入，整理財政無從著手; 而最大的害處，是在阻礙工商業之發展，致中國經濟之死命，使他們的貨物盡量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於是中國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其數在三萬萬兩銀子之譜，賠款及外債，本息償還，單是在關鹽兩稅項下撥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各地銀行紙幣所吸收的大批現金更是無算。又因關稅不自主，不能保護國貨發展，致使洋貨遍中國，吸去的現金不可勝計。如此中國隻得窮困，而且窮到死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把中國弄窮 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國於危境。東交民巷的公使團是何等的強橫，稍微明白中國政局的，沒有不知道的，他們對於中國的內政動輒加以幹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幹涉國民軍，即是一例。其最厲害的是利用中國軍閥壓迫民眾，又嗾使軍閥互相戰爭不已，以鞏固其在華之權利。遂使民國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戰禍。已經被他們弄窮了的中國，又加上十幾年的戰爭，於是農人、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及一切的民眾窮的窮死，其原因都出於此。苦痛的來源已經求出了，我們要解除這深切的痛苦，唯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誌們共同擔負這個使命。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議決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今後將國民軍建在民眾的意義上，完全為民眾的武力，與民眾要相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人組織，均當幫助，並聯合其他民眾團體，共負革命的責任。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及各階級之利益均極力顧全，意義是在解放中國被壓迫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軍閥之壓迫，使工人不受剝削，農民不受窮苦，商人不破產，學生有書讀，教員及機關職員都有薪水發，新聞記者不發生性命的危險，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國民政府主持。我唯有與諸同誌用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謹此宣言。
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籌備妥善，即於九月十七日十二點鍾舉行就職誓師授旗的典禮。會場設在城內縣政府西首廣場上，臨時設一土台，台底二丈見方，頂一丈見方，高六尺，坐北朝南，於右任先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資格為授旗的黨代表，各軍連、營長以上的到會很多。
這天天氣極好，但漠北氣候極冷，於先生頭發蓬亂，胡須黑多白少，長及腹部，戴著一頂半新半舊的黑色學生帽，上穿夾襖，下穿棉褲，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腳上玄色魚頭布鞋，白布襪子，都已變成灰色。到會的官兵們的服裝五顏六色，有的破鞋破襪，有的穿著破襪而沒有鞋子，衣服破爛不堪，領章肩章全都沒有了，帽子有的為奉軍的皮帽，有的為直軍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槍上有的沒有背帶，有的沒有刺刀，亦有無子彈帶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著一個整齊的人。會後聚餐，大家一菜一飯，以白開水為湯，菜是大鍋菜，連大鍋子置於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動手去盛，名為“革命飯”。當日襤褸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職，並發出通電，即著手組織總司令部( 共為兩部、兩廳、八司、兩處)。當即任鹿鍾麟為參謀長，何其鞏為秘書長，李興中為參謀處長，陳連富為副官處長，徐廷瑤為軍務處長，宋式顏為軍械處長，過之翰為軍需處長，張吉墉為軍法處長，張允榮為內防處長，薛篤弼為財政委員會委員長。此外，又聘烏斯馬諾夫等為政治法律顧問，任石敬亭為政治部長，劉伯堅副之。同時遴派黨政工作人員分赴各軍，成立政治處，擔任全軍黨務政治訓練宣傳工作，並從事民眾工作，以收軍民合作之效。一麵粗作布置，一麵即計劃總方略：究應由南口攻北京抑應猛攻陝西而後出潼關？李大釗先生派人送給我密件，建議我們出長安會師鄭州，我們加以研究，乃決定采用李先生的計劃。當定方針為“固甘援陝，聯晉圖豫”八個字。
軍隊於潰敗之餘，局促窮荒，糧秣匱乏，飽一餐，餓兩頓，人人麵有菜色。南口退卻，交通損壞，後麵又有敵兵緊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攜帶，完全丟去。退的時候天氣尚暖，轉眼秋深天冷了，大家還穿著單衣。逼在眉睫，不容遲延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官兵得著飽暖？病者傷者又如何處置？餉項一節簡直不名一文。兩部分隊伍，為幾塊錢之事往往爭執動武，又當如何解決？總司令部成立後，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於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親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見過，外號叫做王瞎子，個兒高大，那時已八九十歲。老先生原為河北順德人，一說他在原籍因賭輸錢而致虧累，一說因殺人逃命，十八歲時流亡到五原，種田度日。他見地方貧瘠，可是黃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黃河之水，以禪益耕植。費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溝洫，每洫寬數丈，深數尺，都有一定。樂成之後，水利大興，農事日盛。後來外國留學回來的水利專家來此察看，亦說其築洫工程深合科學原理。政府見他是個奇才，曾予獎狀。傳到他的兒子王英，已有地數千頃，羊群無數。王英見我們艱難困苦，乃贈羊數萬頭。我們對此“雪中送炭”，極是感激，乃以羊肉為軍糧，以其皮子為軍衣，無論官兵，一律穿此帶血的皮統。官兵所以不致凍餓而死者，實有賴於此。現在王英已為敵作倀，然而我看他不是甘為漢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這條黑路。又有陳殿民者，原在南苑時曾在我們兵營的馬號中做過事，後來派到包頭，以開墾種樹為業，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處得極好。我即派他辦兵站。因得人民幫助，成績至佳。“百姓幫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話。其侄陳萬元，至今仍在我處做事。
劉鬱芬那時為甘肅督辦，薛子良為省長，知道我們此間困苦，薛特送來十萬元，為我們的給養之資；棉衣等約五千、五千地由黃河以船送來。錢固不夠，被服亦緩不濟急，然而已經不容易得來。劉為人厚道忠誠，循規蹈矩，雖有過於穩健、不敢冒險之病，實在亦頗有能力。薛為人才長心細，我畀以政治部長之職，很有辦法。又王鐵老在包寧鐵路任上，陸續領款，積有數萬元，此時亦全數送來。說時勢如此，鐵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錢為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劫，將公費挾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儉苦，故提出兩千元，給他太太送去，以作為家用。他太太卻將錢送回，拒而不納，並且附了一封信，說貴軍方舉義旗，處境困苦，務請留為軍費，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雲雲，說出許多道理。總司令部中人人敬佩，連外國顧問亦十分欣羨，以為是中國真實人物。其信後由鹿鍾麟帶往蘇聯。王鐵老一生廉正，其家屬亦有如此者！王死後政府特為立傳給恤，備極褒揚。
糧食問題的解決，最不容易。因為地方貧瘠，一下駐著許多人，哪裏籌辦去？而部隊亟待開拔，擬分十路，先援長安，而後出潼關，會師鄭州，如此艱巨任務，總不能餓著肚子行軍。時有蕭某為臨河設治局局長，自告奮勇，說他和臨河士紳極有交情，但須我寫二十副對子，交他拿去，必可籌糧萬擔。我聽了他的話，研墨辦紙，整整寫了一夜。寫得手凍要裂，方才寫成。他叫落什麼款，我就寫什麼款。那時我一筆丘八字，還不如今日整齊。可是對子交他拿去，他卻一去數月沒有音訊。後來劉鎮華部敗退，長安之圍已解，他才打電報給我，說糧食已辦齊，叫我先彙十萬元給他，以備運糧。我覺得好笑，複電說，我若有此錢，即不勞你去辦糧了，你還是快把我寫的對聯拿回來吧。此人係石友三介紹來的，曾為省議員，口才頗佳，及後我到鄭州，宋哲元由西安來電保他為縣長。我說這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後來他不知怎麼弄到西安市長。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觀其行為，實在可慮得很。
薛子良送來的十萬元，我撥作士兵被服之用。包頭方麵的部隊，需棉衣尤為急迫，此時張作霖封鎖我們，把通內地的交通加以斷絕，布匹之類都到不了包頭五原。弄得沒有辦法，把市上的布匹購買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來製棉衣裏子，士兵們穿著，花花綠綠，彼此相視，都不禁一笑。
軍隊既是如此困苦，我個人的生活，自然也無不同。包頭縣長唐務此時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約是犒勞我。我把席送還，不敢享用。後來見麵，我忍不住問他，你這種行為，豈不是巴結長官？你是哪裏來的錢？憑你這樣做，就不是愛惜人民國家！又五原縣長劉必達，也是見我飲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給我二隻鴨子。他隻看見我天天吃鹹菜，而不知道士兵們天天吃不飽飯。這次我實在對他不起，每隻鴨子回敬十軍棍，打了他二十軍棍。我覺得他是毀我。其實劉為人謹慎樸實，不是壞官；他送鴨的用心，就我個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處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處，實非得已。後來我在察哈爾抗日，他在察哈爾又任縣長之職，甚有政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