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司令部有副官侶朝棟，赴包頭辦事，被土匪綁去。來信索槍四十支，款二十萬勒贖，否則毀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談判，愈將被其所挾，故即把信撕去，揚言道：我們是在這裏革命的，我們不是在做官發財。我們的錢款槍支從事革命還不夠，我們哪裏有槍有錢拿去救他？又說從前楚霸王綁漢高祖之父以挾高祖，高祖回他說，必欲烹，請分我一杯羹。古人於其父猶如此，我對你們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經此處置，土匪覺得白費一番心計，對這副官的看守也就鬆懈。兩個半月後，侶朝棟竟得安然逃回，談及土匪約四十餘人，警戒甚為嚴密，號令嚴肅，紀律頗佳，奸淫婦女之事，尤所不許。“盜亦有道”，據侶說的那些情形，許多正式軍隊，都遠不如。
其次是關於部隊整頓改編的方麵。自南口敗退，疲敝之餘，各部東零西散，有的一團隻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隻餘四五百人。彼此之間又爭人爭槍，動輒用武，甚至為一個人、一支槍，亦爭得相打起來。有一種的偶爾受了一點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種的則因親戚同鄉，或朋友交誼之故，而被拉走。鬧得軍不成軍，紀律廢弛。我就任總司令後，第一步即著手整理這團亂麻，重加組織。問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槍？答曰多少人，多少槍。我就令其將人槍撥歸劉某。又問李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槍？答曰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數撥歸童某。官長則完全歸我，交與宋哲元暫編為第一師。如此歸並的歸並，補充的補充，三日之中即整頓就緒。人以為從前一人一槍亦爭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隻須一句話，就井然有序，都引為驚奇，人人覺得歡喜高興。顧問烏斯馬諾夫看見，尤引為神奇之事，翹著大拇指，稱讚我是“天才的組織家”。其實官兵們質素優良，訓練亦有基礎，此回潰亂至此，實為形勢所迫。比如一麵明鏡，不過沾了一些灰塵，一經拂拭，自然重返光明，有什麼可奇？
各部久戰且敗，疲敝不堪，因此顯得散漫淩亂，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須看其官長平素辦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種認真的官長，雖處極難之境，亦仍然能夠保持舊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經過各地，照常步伐整齊，唱著軍歌，毫無紊亂的現象。我到包頭檢閱時，他率部來迎，連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樣。當肚子饑餓、身上寒冷之時，軍容仍能如此，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童之長處即在於小處留心、大處明白，做事腳踏實地、一絲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為旅長，後來送入陸軍大學深造，今仍在孫桐萱部任職。
劉汝明勇敢堅毅，為一傑出將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敵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揮室亦被打塌數處。他仍然在牆隅拿著電話從容指揮。劉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對部屬極為愛護，故人人親近他，服從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數部都撥歸他。
宋哲元沉著勇猛，尤能切切實實地練兵，故將整頓下來的各部官長( 有官而無兵) 悉數歸他，整編為第一師，預備補充新兵，從事訓練。
方振武也是一個能幹有為的將領，對軍紀尤不肯絲毫苟且。他率部隊退到綏遠的時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給錢，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屬實，當即把那兵槍斃。有人曾說這是小事，何至有槍殺之罪？其實不然。此種處如輕輕放過，人人玩忽，全部紀律必將無法維持，此為軍隊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寬情姑息。我們軍隊退到綏遠，有些部分紀律多有廢弛，士兵隨便取用百姓東西，往往有之。時鄧鑒三為綏遠民政廳長，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軒說：
“我們處境無論如何艱難，舊有軍紀總須維持，擾民的事萬萬不可有！”
鹿、宋極以為是，打起精神，親自帶領隊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擾民之事，立刻分別情節輕重，予以應得處分。如此數日，秩序很快就恢複起來。到了一種困苦的時境，軍紀最須注重，否則變亂叢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處為將領者須有堅毅不苟之心，隨時提防，嚴加整飭方可。古人所謂：“兵猶火也，不戢等自焚。”“兵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雲雲，是我們治軍者的金科玉律，應該時時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為國民黨黨員，原為張宗昌舊部。因張宗昌種種辦法和行為，他看不入眼，故通電於我，願與我們共同奮鬥。我即委以國民軍第五軍總司令之職。第六軍司令為弓富魁，綽號弓老大，原為山西將領，其為人慷慨義氣、好朋友、喜交際，同時亦嗜酒煙。他們部隊素有“坐下來大站起來小”之稱：即是在不打仗的時候，村東村西，鎮南鎮北，都是他的隊伍，領夥食給養， 人數極多；趕到打仗時候，卻少了。故談不到秩序紀律。欲其按部就班、真正達成作戰命令，則不能勝任，若令其抄後路、
截糧攻虛，則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戰線上，此種部隊亦不可少，未可等閑視之。後弓死，曾被數次抄家，景況很是蕭條了。
時包頭一帶尚有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許長林等部。南口失敗，韓、石等部歸山西方麵收編，均駐包頭。他們之出此，乃形勢所迫，實亦出於不得已。我在
孫桐萱（1895-1978）河北省交河縣人，字蔭亭。1917年考入第十六混成旅模範連，後升任馮玉祥部第四十三團八連連長。1926年任國民軍聯軍第三路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翌年任第三路軍第十五師師長，後換任第二十師師長。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黨部隊第三集團軍第十二軍軍長、第三集團軍總司令。1945年退役，1978年在北京病逝。
誓師之前，即決定要去看看他們。時張之江離五原前赴寧夏，聞我回國，複由寧夏乘民船循河趕回。經過四個月的鏖戰，他過於辛苦，神經有點衰弱，又加旅途勞頓，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見我後，他報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幹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隻是一個人，他一樣地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張為人至誠懇，乃鄭重勸我道：“我聽說你打算到包頭去，若真有這話，我以為你萬萬不可去。” 我問什麼緣故。他說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了！”
我說：“之江兄，你的話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見不同，我已決定去看，你不必為我多慮。”
這天大約是九月十八九，鄧鑒三先生在場，我們即在誓師的那土台談話。我左說右說，說了二三個鍾頭。過後又以本地土紙寫給我一封信，剴切陳詞，要我打消去包頭的計劃。我回說：
“包頭我必須一去，那裏沒有什麼不可去的。我們投身革命，即要犧牲自己，以報國家，若是畏首畏尾，什麼事都別想幹得成了。還是請你安心醫病，不要再為這個事勞心費神了。”
過了一天，石友三卻自己坐著汽車到五原來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帳篷中坐著。石見我表示十分懺悔，撲身跪到地上，大哭起來。我把他扶起來，和他說道：
“過去的事，一概不談。我們從今天從頭幹好吧，你先回去點驗部隊，過兩天，我就到包頭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麵談一切經過後，即回包頭整訓隊伍。許多人冷眼看著，都表示驚異。以為石友三遠在包頭是一不作二不休的幹法，誰也不敢從他那裏經過；現在居然自動跑來，表示懺悔，如此地誠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張之江以此覺得我去包頭不會有何危險，故亦不再勸阻了。
數日之後，我即動身到包頭去。路上很不好走，這路出奇地壞。人民過於窮苦，散兵遊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膽大的竟然對著我的汽車開槍，我也沒有理會，隻令汽車疾馳而過，並未出任何意外。路經一名叫“皮斯堡隴”的地方，外國傳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權勢。其中有美、意、法各國人。他們為宣傳基督教，冒險至此。百姓不識字，他們教之讀書，又教以牧畜耕種等方法，使之樣樣都會。於是地方上舉凡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權，都掌握到他們手中。有些甚至有強大的自衛力量，自據一寨，配備槍支彈藥，以防禦土匪的進攻，儼然自成一個小國家。地方官一則沒閑心管這種事，二則對外人也有點害怕，故一直聽之不問，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麵。對於此類情形，我以為一味地蠻幹固然不對，可是像這樣地聽其越出傳教的範圍，亦未免太可笑。我們當本著“以禮相待，據理力爭”的一個原則與之周旋方好。
到達包頭，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以及宋哲元在熱河訓練的遊擊隊與井嶽秀等部隊遠遠地排隊迎接，行列長達三十餘裏。檢閱竣事，又講了一番話。進城時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長講話一次。那時許多人提心吊膽，怕會出什麼亂子，其實都是神經過敏。王鐵老也在包頭，他出城相迎，看見我，極是高興，和我說：
“您來了，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我問：“為什麼呢！”
鐵老說：“他們自官長以至士兵，沒一個不是天天想念著你。知道你要來，人人都歡喜得流淚，你一來到，天大的麻煩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頭住許長林旅司令部中。許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師家長大。民國元年時這牧師介紹給我，那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樣子很聰明伶俐。我帶在營中，常和他談談說說，教他些為人做事的道理，並使之讀書。他進步很快，入過數次教導團，後又為帶兵官，為人頗方正，能耐勞苦，很知愛護百姓，對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戰亦很勇猛。此時他已為旅長，亦駐包頭，他的司令部在西門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頭住著，每日在一起辦事的有薛子良、張允榮、劉伯堅、顧問烏斯馬諾夫等。
這時候韓複榘在歸綏，正在醫院養病。我打電話問他的意向，他隨即派代表前來，自認過去做錯，從今完全聽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將炮隊全數開過來，以備與韓占元、韓德元兩部會同起來盡先開拔。這邊韓占元、韓德元兩部出發後，隨著石友三部亦開。韓複榘的炮兵在歸綏，上車的時候，被某方派令衛兵阻止。韓複榘憤而出院，到車站上指揮手槍隊拘捕阻攔的衛兵，為言曰：“若不聽我們開走，我們隻有開槍打！”當局恐怕真動武，炮隊乃得安然登車。臨走時韓複榘說道：
“我們是暫時相投，借個盤纏的。你當是真的投降了不成！”
同時商啟予亦在歸綏，我打電話給他說：“您是一位老革命黨，必能保持您的光榮曆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張？”他回說：“我一定革命。”我就要他發通電表明態度，他卻不肯，說怕張作霖會和他為難。我說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他十分擔憂地說：“目前形勢尚不許可，你暫時萬不要來。你缺乏什麼，和我說，我即刻備好，給你送去。”於是也隻得作罷了。
隊伍一麵整理，一麵講話，一麵開拔，進行極其快速。
在包頭，胡瑛自南方來。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為革命黨，我原先就認識他。袁世凱稱帝時，他為六君子之一，隨後又複走上革命道路。他來見我，因為屋子太小，無地方可以接談，乃約他同在汽車中坐談。他從襪子筒裏拿出蔣總司令給他的委任狀給我看，使我不致懷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詳談其過去。在清代時候，他以參加革命黨被捕，和牢獄頭目弄得很投契，那頭目就把他女兒許給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後來革命成功，即與兩個女子同時結婚。洪憲時袁世凱送給他兩萬元，故又加入籌安會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製。袁死，走投無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視。此刻打算到蘇聯去留學，借以充實自己。我就用“君子之過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話安慰他，他很是感激。此時他還有鴉片嗜好，在汽車中我聞到他滿身鴉片煙的氣味。
又有張礪生先生，也是一位黨員。原在察哈爾辦教育，頗有名望，也傾心革命，此時到包頭來見我。我請他到察哈爾發動，和他說：“張作霖不久定要襲擊包頭，同時壓迫商啟予出兵攻我。到那時，希望你可以出來破壞鐵路交通，並且在中途截擊他。”張先生甚為願意，因察哈爾後弄得很是得手，糾集了千把支槍，頗有一番作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對部隊不善訓練，後至河南被繳械解散，他亦離隊他去。
最感覺迫切的是政治訓導方法。一則新敗之餘，精神渙散；二則革命主義急須灌輸。不僅舊有的紀律與精神要恢複，更要進一步使之成為有主義有信仰的革命部隊。總司令部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緊此方麵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講話，一班班親自考察。同時請薛子良及政治部同誌編了許多歌詞，如民族、民權、民生等等，以加強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當時我針對現實，提出三個口號：一是軍隊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習氣，三是拔除陽奉陰違的惡根。因為我覺得從前一般軍人受傳統教育的毒害，都持著不幹政不入黨的觀念。以此不問政治上的是非，隻為私人的武力，這是自袁世凱以來，一般軍隊的惡根。我們現在開始參加神聖偉大的國民革命戰爭，此等舊日的惡根必須徹底鏟除。我在五原包頭竭力宣講這些道理。駐甘各部隊則派請鄧鑒三、沙明遠等分赴隴東隴西各地，前去講話，以收政訓之效。
至於政治部，則有劉伯堅主其事，集合幹部學校學生分任之。幹部學生在張家口時本來為數不少，都是五卅慘案時為反帝而來投我，都是大學或高中學生，以廣東、湖南籍為多，此時多已走散，所餘不多。編好之後，即交於劉伯堅加緊訓練。劉每日為之講三民主義等，我亦按日解說國民革命史，期於短期間成為政訓工作之幹部。劉伯堅係蘇聯東方大學畢業，為共產黨黨員。辦事極有精神，對於部屬，雖一分一刻鍾的時間，亦要查問其如何度過，並填表報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時，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廢，故工作有特殊成績。部屬同事間對之深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為他是共產黨，就抹殺事實，說他不好。是為是，非為非，劉確實有熱心，有毅力，有才幹，有卓著的工作表現，我即無法不欽佩他。
這時各方麵常有秘密文件帶給我，都是寫在綢子上或是縫在衣服中。到手後，須用藥水浸泡，始能現出字跡。其中有許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釗等各位先生來的信件和給我的作戰計劃等。他們多主張我們出寧夏，取潼關，而後會師北伐。那時我們軍隊分作十路出發。所有各部布告，除張貼外，又用一種新辦法，即裝在點心盒子裏，每盒數十張，外包油布，扔入黃河中， 隨水向下流去。民眾撿起，即可傳看發生效力。這是一種很妥便的秘密宣傳方法。
軍隊出發以前，於右任先生同另外幾位朋友要先到陝西去看看。此時我已接奉黨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黨代表。我即問他此去是否需要一個名義。他說：“目前暫且不要給我名義；等我到那裏之後，看看情形再說吧。”他說完之後，很堅決地動身了。
此時鹿鍾麟同誌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故組織一赴俄觀光團，挑選了一批人，由他率領，到蘇俄參觀。他們到俄後，有的很學得一些東西，有的則依然故我。可見能否成為國家有用之材，主要的還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別人的幫助，畢竟還是不足恃的。
又孫二哥此時亦在五原，正生著病( 他的部隊則改歸徐永昌統帶，駐在包頭。徐為人沉默寡言，細致而穩靠。包頭五原開拔竣事後，他即率部由陝北入山西，駐峪道河，亦受命令為西進十路大軍中之一路)。他住著三間簡陋的民房，病勢很重。一塊痰老在喉頭響著，躺不下，睡不著。皆因此次南口之戰，吃苦太大，以致損壞了健康。我設法為之診治，病勢稍痊，隨後遷至上海療養，竟以不起。
我在包頭將部隊一一整訓開拔，再回到五原時，已經是舊曆九月的天氣。塞外秋風，吹在身上，已覺得砭骨的寒冷。此時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已經勢如破竹地取下武漢，正分兵兩路，與軍閥聯軍搏戰於武勝關和江西一帶。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方加緊合作，以圖最後掙紮。大時代的到來，使我們這方麵的任務日見迫切。我們已不能夠再多用些時間來慢慢訓練部隊，所以各部隨時整訓，隨時開拔，共分作十路，由寧夏以入陝甘，先解長安之圍，而後出兵潼關，以與北伐軍合師於中原。我待各部開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緒，亦即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離開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