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我到長安，仍是住在舊皇城一民十一年時我所建造的督軍署中，省政府另設他處，此地已由於右任先生改名為紅城 ( 後來石敬亭同誌為陝西主席，又改名為新城) 。首先來見談的就是於右任先生。他和我詳談陝西軍政黨各方情形，討論今後治標治本的對策和辦法，於先生頗有所顧慮。我就請他以駐陝軍總司令名義負責辦理一切，隻管放手做去，我決不幹預。至此，他方擬出一個方策，和我斟酌決定。方案是極周妥而切合實際的，可惜還是老毛病，沒有兵權在手，盡有好辦法，各方麵都陽奉陰違，不肯照辦。最顯著的就是二軍、三軍，如田玉潔、麻老九等許多人，對之完全不聽，使全部好的辦法、好的條款，都成廢紙。也曾召開一次會議，各部分首腦都經到場，我鄭重地說明當前的狀況及調整一切的決議與方案。他們當場一口不開，好像完全不成問題似的，可是散會後他們回去，誰也沒有笑臉，算能照著辦的，是極少數中之少數。那時候革命方在發動之初，我們的景況又太艱苦，軍閥張、吳等正在作最後掙紮，百般地設法煽惑挑撥，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種觀望不前的心理，隻是虛與委迤，看不出誰有什麼誠意。
我到長安不久，各方麵相繼派遣代表前來見麵。中央派郭春濤和鄧飛黃二位同誌來，隨後簡又文先生亦來。他們都是派來我處擔任政治工作的。蔣先生的代表為彭程萬先生，民元時曾為江西督軍，李協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紹。記得那天在西安城東北角地方接見他，我們曾作長談。他談蔣先生人格如何偉大，為人如何有作為、有魄力，將來必如何有為雲，至今我還不忘。我派一傳令員照應他，替他打了一次燈籠，他即賞以十元大洋。而那傳令員不識抬舉，不肯受他的這錢，並且質問他道：“我也是革命黨，你怎麼可以這樣汙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見我，和我談及此事，誇獎我們說：“我很佩服你們國民軍，怎麼訓練出這種精神和紀律來？”我說：“他們窮得襪子也沒得穿，不想能夠如此，或許也有人不能這樣做的。”其實這是潮流所趨，青年人都和舊時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為日本士官學生，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後在江西也曾見過麵。唐孟瀟先派來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為俄國留學生，與劉伯堅為同學，是位共產黨。我請他講演，他當場請聽眾出題目，希望聽什麼，他即講什麼。一講就是兩三個鍾頭，學問好像極其淵博。閻百川先生代表為南桂馨，我優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盡力說閻先生早日發動，共同為革命而奮鬥。哪知他回山西後，隻說西安情形如何赤化，連城也叫做“紅城”，把閻先生說得躊躇起來。劉驥、熊斌等各位此時也都成中央代表，來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頭緒複雜，他們中間便不免有些鬧意見的。我向來是個不講情麵、實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時候，也隻好聽之而已。
關於當時此間黨務的情形，略舉數事以說明之：
此時各方代表及軍政黨各方人員常常聚會，提出一切迫切問題或是最新發生的事故，大家討論討論。有一天一位國民二軍的何旅長從他部隊駐防的盩厔和鄠縣一帶來，很憤慨地報告一件事，說他們部隊分駐西安附近數縣，農民對於納租、納稅都嚴加拒絕，每逢征發給養，必受當地農民協會的反對。農協在黨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橫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長官的同意與準許，就私自擅行捕人殺人，有幾個鄉鎮長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他們用鍘刀腰斬。說著他就拿出省農民協會發給各縣農協的一封信來，上麵說，本黨有生殺予奪之權，你們看著地方敗類，該殺的隻管捕殺雲雲。上麵蓋有省農協的圖章，一點不假。我看他們這個鬧法，將來還不知要出什麼事，當即把原信送給於右任先生查看。於先生即把省農協的負責人找來，問此信是不是他們發的。那位先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把信端詳了半天，才慢慢囁嚅著說：
“圖章確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們發的。”
據他說，農協的關防放在房內桌上，不知道什麼人假造指令，偷蓋了關防。農協會的關防怎麼無人經管，任便人家去竊用？鬧出事來，哪個負責？這話就說得十分叫人驚訝。於右任先生也很是焦慮，請他負責趕緊更正，並使以後不要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天省黨部開會，各方麵的人都出席，討論到這件離奇的公案，有幾位黨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發言道：
“不管農民協會也好，什麼協會也好，哪人當殺，就可以殺掉他；隻要沒殺錯了人，管什麼法律手續！我們革命，不能怕殺人；怕殺人，還談什麼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說：
“有他們軍閥殺人的，難道沒有我們殺人的？張作霖他們殺死邵飄萍、林白水，我們就不能殺人嗎？”
他們說得理直氣壯，像真有那麼回事一般。我當時忍不住狠狠地駁了他們一頓。我說這裏有駐陝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們管這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正因為軍閥草菅人命，我們才起來革命。革命必須有紀律、有組織，革命不是以暴易暴。這種事，今日看來好像成了笑話，但在當時竟是隻有他們的做法才算正確。有些人甚至罵我無革命勇氣，不敢大刀闊斧地徹底去做，其可笑如此。
以後開會時候，常常免不掉為這類事彼此衝突。青年朋友總嚷著工農革命，說這個不是，說那個不對，罵張三反動，罵李四封建。另一方麵則說：工農革命，不是革革命軍的命。革命軍隊沒有飯吃，難道讓他們餓死？就是你們不管他們死活，你們也不能任意殺人。總之，這些青年是熱情有餘，勇氣很大，隻是如列寧所著的一本書所指說的：幼稚病太深，實在不能擔當大事。
有一次一位婦女代表秦德君女士來見我。她是西北大學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給她們女子參加宣傳的工作，我說：
“諸位女界先進出來獻身革命，願意努力宣傳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歡迎。目前的情形，不隻普通民眾對革命不了解，對主義沒有認識，就是一般官長也不免如此。官長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眾不懂更其妨礙革命。你們既然熱心宣傳工作，我想建議你們分出緩急，先向官長們做一番宣傳。他們都是男子，你們站在婦女的立場，盡可以把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革命理論，向他們做一番宣傳，使一般男子的腐舊腦筋、傳統觀念，可以改變改變。”
她們同意了我的提議，於是每天集合部隊官長講話的時候，總要留一個鍾頭請婦女協會的先生來宣講革命理論。頭一天，一位女士說女子也應該讀書，痛辟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慢慢就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第二天秦女士來講，也是先說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後說自己婚事的經過。說的道理同是人雲亦雲，絲毫沒有真知灼見，而所談婚事，又隻是自誇如何詆罵父母，如何反對丈夫，如何脫離家庭和離婚的一套。他們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輕女學生，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套。當講話之前，又扭扭捏捏，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講堂，甚至低著頭，掩著口，嘻嘻哈哈，種種態度，都使聽眾不能發生敬重之心。聽眾往往弄得不耐煩，對之搖頭瞪眼。我聽了多次，隻有一位王女士講得較有內容( 這位王女士後來和劉伯堅結婚) ，其餘簡直沒一個講得通的。我覺得她們過於幼稚，怕以後弄不出好結果，所以講了幾次之後，即令停止。我以為她們主要地還應該充實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夠獨立生活，同時虛心地、切實地學習，不徒講表麵，不隨波逐流，比空談革命重要多了。這除主觀的努力而外，社會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處貼滿了婦女協會的標語。標語之中，嚷得最熱鬧的就是“打倒賢妻良母”的一條。一日王鐵老到街上走，看見此條標語，覺得奇怪，回來說：“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也不懂。”在那時，王鐵老固然是個老腐敗，就是我和於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為封建頭腦的。但我不見她們踏踏實實地做事，不見她們莊莊重重地讀書、討論問題，更沒有見過她們拿槍打靶，到醫院去照應傷兵。她們所會的，就是罵父母，罵丈夫，討厭兒女，討厭家庭，動不動就離婚。以這些為自己不落後與真革命的條件，我實在不敢苟同。我想她們所企求的，也許是說婦女不僅要做一個賢妻良母而已；除做賢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與男子共同擔當社會與國家的義務與權利。她們的標語應該寫“婦女們到軍隊裏去！” “婦女到工廠去！” “婦女到政府機關去！”等等之類，而不應當提出“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使一般人以為他們主張妻不應賢、母不應良，她們所擁護的倒是“惡妻壞母”的主義。我不懂為什麼必須做惡妻壞母才是革命，因此對於她們所提的口號也不能同意。有時婦女協會中有代表來找我談論婦女問題，我就老實說，我隻知道無論男女，此時都應該共同努力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必須民族國家有了自由，而後方談得上個人的自由。必須相當地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後方能爭取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否則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實幹實做的事，不是空口說白話、唱高調，所可奏功的。大家都要兩腳踏地，吃苦耐勞，堅毅不拔地奮鬥。若隻是飄在雲彩裏，一任自己好惡，胡思亂想，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時的前進婦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義的革命家。我說的這些話，當時自然不能使她們聽著入耳。
但把話說回來，上述種種錯誤與幼稚的行為，固然無可否認，但在當時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於右任先生遵照國民政府發下的命令，設立了政治分會。同時籌劃了幾個星期，慢慢把駐陝司令部也成立了起來。一切組織與規章定妥之後，於先生向我要人幫忙。我即派李興中為其參謀長。從此關於陝西政治方麵的事，均交請於先生全權負責，遇著有什麼困難，我再從旁相助。他沒有兵權在手，辦起事來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軍雲集，地方過於窮困，難關是打破一道，又來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無法辦事的。
我們所感到的困難，主要地是在財政方麵。這時成立了一個財政委員會，由薛子良為委員長，主持一切。但現狀過於窮困，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委員會成立後，也還是一籌莫展。此間被劉鎮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幹幹淨淨。省城以內，在圍城期間，單說餓死的就有三萬多人。富有者以油坊裏豆渣餅充饑，一般人民則以樹皮草根裹腹，到豆餅和樹皮草根吃盡了的時候，就隻有倒斃之一途。地方糜爛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複，可是大軍由五原、甘肅不斷地集中到這裏來，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破鞋，麵帶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麵也在急迫需錢。費用如此浩繁，怎麼擘劃經營，才有辦法出來呢？
但是隊伍必得出潼關作戰，要出潼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動搖的事實。部隊出潼關，自靈寶、陝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煙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顧革命的紀律，硬著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刮，也絕不能搜刮到什麼。然而什麼事都可將就，大家都餓著肚皮，怎麼能夠行軍作戰呢？
財政的困難阻擋在我們麵前，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薛子良一籌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煙自殺。幸得於右任先生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撐持著。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隻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券，票麵寫明國民聯軍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此事由薛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們的苦衷，一再地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這樣的辦法，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隴海線西進的部隊，與武漢方麵軍隊在鄭州會師後，不久即打到開封。此時孫良誠和石友三在前方紛紛來電說，從武漢出來的友軍都用的現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唯有我們卻一塊現大洋也沒有，隻是拿軍用券和人民淘氣。就算勉強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是為革命奮鬥的軍隊，犧牲流血都是一樣的，為什麼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裏是什麼味道？我隻好複電安慰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自然盤纏充足；貧家子弟哪有辦法？犧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們從窮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卻來自富庶的南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你們想待遇一致，那還須相當的時候。你們向我發這種牢騷，我有什麼辦法，隻可轉陳中央罷了。 雖是說得唇焦舌敝，究竟隻是空話而已。我知道他們實在處境太難，不得已才向我訴苦，否則他們也不會平白開口的。於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囑咐，說所至之地，若友軍住村東，我們即住村西；友軍住城中，我們即住鄉間，免得士兵看見人家情形眼紅。
對部隊是這樣地辦了，對人民卻無法可想。一方麵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麵卻隻用廢紙，如此比著，無論怎樣解釋，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於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後弄到一文大錢也不值的地步。那時北伐軍已經打到南京，寧漢分家已經開始，我請武漢政府設法相助，武漢方麵不理；向南京請求幫助，南京也無暇顧及。他們各為自己的問題苦惱著，管不了別人的事。後來此項軍用券商由鐵路局收用，始漸有起色。
我們在夾板縫中掙紮，弄得焦頭爛額，軍食軍餉毫無著落，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製，如叫花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後，轉戰數省，直到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員，因費用匱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隻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鎬、鐵鍬和大斧，作為兵器。每日朝會議論，總是說著“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隻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麼辦得到？此外傷者病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棺材也沒有，隻以布袋裹著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真堪痛心。
物質方麵的困苦無法解除，整頓與訓練我卻片刻也不放鬆。此時陝西境內許多部隊都有“站起來小，坐下來大”的弊病。這就是說，他們一部實際不過三五百人，但在領餉項槍彈的時候，卻總浮報成三四千人，這原是一般缺乏訓練的部隊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許這種不整齊的現象存在，乃著實地加以一番整頓。我看出一般將領都有一種精神上的缺點，就是經不起大的勝敗。他們得一小勝，即躊躇滿意、驕傲自恃起來，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頭喪氣，再也不能振作。這種勝驕敗餒的現象，原也是軍隊的通病。但我們在南口敗退之後，方在力爭新生命以擔當重任。故我於整編訓練之中，特別加意於此項的糾正，除將古今中外偉大英雄的奮鬥事跡，向官兵作普遍與深入地宣傳外，又印發《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種，使官長士兵加工誦讀。
我所住的紅城前麵，有一廣大的空場。所有駐西安的部隊如魏鳳樓、馬鴻逵等部都在此加緊訓練，每日天尚未明，就舉行朝會。談話之後，繼以問答。先和各級官長問答，問畢，複令各級官長向其士兵問答。朝會完後，操演開始。比如某日課目為刺槍（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 即先教官長整個動作，官長會了，即由他領著隊伍，細細教與士兵，而後一一檢看。這時已經八點，吹號停操，即在操場上與官長士兵共同吃早飯。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樣的菜，一樣的飯，完全實行同甘共苦的教條。飯後，操練重新開始，目測距離，利用地物以及各種戰鬥動作，均一一教練，也是先教會了官長，而後由官長去教士兵，切切實實行“兵會者官長先會”之教條（因馬部官長多不會操) ，並廢棄徒重形式與統製式的教練。到十點半吹號，召司務長送開水來，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點鍾，方得散隊伍停止操練。唯留營長以上官長，細問其所部一切的情狀，有何困難，發生何事，病者傷者多少，病況傷狀如何，而後分別派人去問視傷病。從操場回來，我即率中級官以上到大講堂，聽講戰術及政治講演，都請由專家名流分別擔任之。講至晚八點，批閱信電，十時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見官兵精神及技術顯著地天天不同。其中馬鴻逵一部原不大整齊，初加訓練時，官兵甚以為苦，但兩三月後，他們都習慣了，同時進步飛快，氣象日見振作。一日，有曾為靖國軍旅長小名高景娃的前來見我。時值我們朝會已經開始，他即站在牆根下看著我們教練，從朝會起，一直看到下午四點，先還站著看，到後來蹲著，又後來背靠牆壁坐著。可是看得入神，總是不走，及至見了我的麵，和我說：
“你這麼大的年紀，做這麼大的官，還是這個幹法，你們真是革命軍隊呀！我們平常隻當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兒夢見過這個，我們真是土匪隊伍呀！”
三翻四覆誠懇地說著，滿麵眼淚和汗水交流，到後來索性掩麵大哭起來。我看他如此激動，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擰手巾給他擦臉，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數日，每天都隨同我到操場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們日常功課即如此規定。這位旅長雖為土匪出身，但為人肝膽義氣，到處興辦學校，修橋補路，實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誠可愛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地易受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