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們出了潼關，任石敬亭同誌為陝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訓練總監之職，負後方教育訓練的總責。那時訓練總監之下，共有十六個學校，如高級教導團、軍官教導團、軍士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機關槍教導團、輜重兵教導團、交通教導團、航空學校、軍械學校、軍需學校、軍醫學校、警察學校、 覺非學校( 專教犯罪軍官)、軍官學校、政訓班及學兵團等。十六校共有員生八千餘人。石敬亭字筱山，山東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協學兵，前清時曾考秀才，故寫作俱佳，記憶力極強，考試常得第一。民元灤州起義時他在七十九標任排長，第三營張建功出而壓迫，他首當其衝，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國成立，他至綏遠任參謀及騎兵營長，以吃苦耐勞，為徐廷榮所賞識。我停兵浦口時，徐介紹他來我處，曆任差遣及教導團教官，學生無不敬愛。其為人肝膽義氣，勤勉惕勵，對主官真心實意，處同僚上和下睦，言動有定則，事事都有計劃，國民軍訓練教育之事，他負責最多，出力最大，功勳是不會泯滅的。後來又任山東主席，畢業於陸大特三期，於戰史一門有特殊心得，真是國家有用的大材。
我們在西安，一麵百般設法打破財政的難關，一麵加緊訓練部隊，同時積極籌劃出兵潼關。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蔣先生來西安，與我共商鄭州會師大計。劉、熊二位在我處多年，同甘苦共患難，皆陸大畢業，學識很深。劉足智多謀，長於打算計劃；熊則沉默寡言，深思遠慮。那時正值桃花盛開，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語，覺得機會可貴，乃同攝一影，以留紀念。當時軍事形勢，大略如下：平漢路全線都是奉軍盤踞，張學良率部駐信陽南北一帶，隴海路直到洛陽亦為其勢力範圍，萬福林即駐洛陽。孫傳芳、張宗昌部隊在南京、九江、安慶一帶，長江下遊及津浦線全為他們所有。北伐軍從廣東出來，直到長沙，一路勢如破竹，極是順利。唯武昌費了很大氣力，左右圍攻，方始攻下。從此一路進攻南昌，孫傳芳等部集結南昌以西以南相對敵。因為攻下南昌，九江即唾手可得；九江下，安慶即易得手。南昌為一重要戰略據點，故直魯聯軍與孫傳芳部拒守甚力。這邊左攻右攻，犧牲甚大。然而北伐軍銳不可當，又以政治宣傳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惡軍閥之橫暴，對北伐軍極力幫助。攻南昌終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書詳載，這裏不必細說。
至於潼關內外的情形，吳佩孚在河南鞏縣兵工廠中住著。劉鎮華軍出潼關後，退至陝州靈寶一帶，據聞得有某方源源接濟，槍械彈藥，都有擴充。當直魯聯軍在蘇皖邊境與北伐軍激烈爭奪時，奉軍亦已決定南下，同時吳佩孚殘部又謀與四川某部及駐鄂北的張聯升聯合，企圖直襲武漢，傾覆國民政府。潼關以外形勢如此險惡，陝境以內則有麻老九盤踞同州朝邑，田玉潔占據三原、涇陽，黨拐子占據鳳翔、興平一帶。這些部隊，既不能把他們歸入軍閥集團，另一方麵亦始終不肯打起鮮明的革命旗幟。他們沒一方麵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錢、要官、要槍械，但事實又不聽任何一方麵的命令。他們一直態度曖昧，其目的隻為霸占一個地方，隻如臭蟲一樣，死死咬住不放，拚命地吸食民血。若在平時，他們的部隊缺乏訓練、力量有限，即算發動起來，亦不足為我們的大患。但是我們正要出潼關作戰，為貫徹此計劃，必須肅清後方，使無後顧之憂。故派部分頭予以解決。我軍以餉項無著，又受當地農民協會的擾亂，軍事進行，甚為艱苦。其中方叔平圍同州攻麻老九部，因為物質過於困苦，常常發牢騷。方為真正與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將領，每逢宴會，見到一盤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狀而難過落淚。
當國民軍敗退時，嶽西峰被山西方麵所囚，及至我到長安，數經交涉，才恢複了他的自由。他回陝北老家住了些時候，即來信請在我處同住。我約其前來共事。因他為豫督二年，氣質大變，我希望他懺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撥，並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軍總司令之職，請他收集二、三軍舊部，出荊紫關，下南陽，以截擊吳佩孚。最初，在紅城前麵廣場每日朝會，他都參加，表示得極為真誠坦白。可是數星期後，他即溜走，給他的任務，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開往南陽，他總不肯動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對我已另懷叵測之心。我明白了這個，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劉鎮華駐在陝州，堵著我們的出路。我即派人與之磋商，老實告訴他說：
“你若願意參加革命，望快作鮮明表示；若不然，就遠遠讓開路，免得妨礙我們。兩條路你都不走，那我們沒有辦法，隻有派隊伍再與你周旋。”
他接到此話，甚是作急，馬上派了代表王鴻恩來，隨後又連著數次來人，都是痛哭流涕地說明他的心跡，自認過去路子走錯，從此誓必改弦更張，聽我指揮，共為革命而奮鬥。並請我製送青天白日旗前去，又請我派人為他組織政治部，以加緊部隊的政治教育。我當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裏。任右民是湖北穀城人，曾在武昌外國語學校畢業，為人發奮好學，富有革命性。我駐兵常德時他來我處，後來在信陽，曾為我之代表送信到孫中山先生那裏。這次他到劉鎮華那邊為政治代表，實在費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險，即為劉在當時一雙腳踏著數隻船，始終未拿穩主意。他的左右，五顏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類的綠林朋友，也有各方軍閥的說客。任右民在那裏住著，從劉相待的態度上即可測知我軍勝敗的消息。我們若打了勝仗，劉即對之十分恭敬，請他一塊兒吃飯，飯菜特別講究，招待特別殷勤；如我們哪一路戰事不利，或是張、吳的說客為他另外設謀定計，劉即倨傲怠慢，茶水沒人照管了，飯菜也大大減少了。製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隨風而轉，一會兒張掛，一會兒收藏起來。任右民住在那裏，時時可為座上客，也時時準備著做階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劉如此朝三暮四，我們出潼關的計劃勢已不能延擱，乃決定派孫良誠、方叔平由潼關出陝州，和他周旋。我到潼關檢看沿途所駐部隊，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等部雖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氣勃勃，極是整齊。我一一召集講話，並以所攜《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等書送發官兵，以鼓其氣。途過臨潼，帶便觀覽各處，並題字以留紀念。那時我尚未用功研習白話文，所題文詞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順。其中題一溫泉名香凝池，題橋名任橋；又刻石，於軍閥罪惡痛加揭露，於本軍中之不努力上進者亦多有譏刺。不久之後，有些人借口修築溫泉，將所題文字一一毀去。—這都是閑話不提。
那時樊鍾秀在河南荊紫關一帶與於學忠部激戰，以於部力量雄厚，而樊鍾秀部缺乏良好的訓練與紀律，不能勝，屢次來電乞援。我原派嶽西峰由此路出擊，嶽既不肯奉命，我乃調馮治安、孫連仲、韓德元三部由藍田武關出荊紫關以援樊軍。這次舉動，在道義與戰略上都是必要的。就道義言，樊是同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的友軍，他在困難之中，我自當盡力相助；就戰略言，若樊部不幸潰敗，則於學忠無後顧之憂，即可剩出力量封鎖潼關，以阻我會師鄭州的計劃。基於這兩個觀點，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於我十二分的誠意。然而我們處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盤籌劃後，方可派兵，總不能冒失從事，於人於己都無益有損。哪知樊部被敵軍圍困甚急，望援之心過於迫切，隻希望援軍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記了我們部隊自南口敗退，繞道五原寧夏，轉戰數省，直到陝西，喘息未定，困苦萬狀。馮治安、孫連仲各部並非例外。他們以疲敝之師，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後，槍彈的補充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行軍的速度不能如當事者所希望之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鍾秀不能諒解，等他被於學忠戰敗的時候，他即把所有憤恨都歸到我們身上。為將領者往往以功歸己，以過諉人，而不能厚於責己，薄於責人，我對樊也無法解釋。
因為進援樊鍾秀，孫連仲部險遭不測。原來在老河口方麵駐有張聯升部，張為大個兒，河北省籍，自民二以來即為老河口鎮守使，向來是個老老實實做官的人。當我們正麵軍孫良誠、方叔平各部推進至陝州，將劉鎮華軍擊退，續向隴海線進展，而與奉軍萬福林部交戰，正打得激烈的時候，張聯升即派孫良誠的表兄為他的代表，前來我處請委，願受指揮。其日為三月十八日，我即予以三十八軍的番號，仍在襄鄖駐防。其時，武漢方麵接濟我們的軍需品，由襄河上運，都得經過老河口。孫連仲部此時援樊，即須與張聯升接頭，而後將子彈分發各部補充。不料他處和劉鎮華的作風一樣，看見我們此次前線無進展，回頭又受了吳佩孚的命令，將我們軍用品全部扣留，把我們的人員盡行捆囚，突然翻過臉來，對孫連仲加以猛攻。我接到這個消息，憤恨之餘，食不甘昧，寢不安席，隻有令正麵部隊積極前進，以為應援。
我於五月一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六日即到潼關督師。這時我們派遣的正麵軍孫良誠、方叔平、鄭大章等部已由閿鄉東進，靈寶、陝州、觀音堂、澠池等地都次第為我們占領。劉鎮華退向鐵門新安一帶，獲得奉軍援助，構築了堅固陣地，預備作最後掙紮。方叔平於二十三日進至磁澗，奉軍萬福林部五旅之眾，又結合張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廟楊家溝一帶築了三道堅固陣地。奉軍武器精良，炮火極為猛烈，二十四日激戰整天，沒有得手。二十五日孫良誠以石友三為右翼，方叔平為左翼，派第一、二師繞襲敵方右側和後路，以鄭大章騎兵抄襲洛陽以東和偃師一帶，二十六日拂曉開始總攻，戮力鏖戰，劉軍大潰。孫良誠、方叔平部冒著彈雨爬入新安城，占領了這一個重要據點。萬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狽潰退。此役繳獲槍支三四千，俘斬無算。我軍於饑寒疲敝之餘，竟能攻下這樣堅城，獲得這樣的大勝，實在難能可貴。這一下，把自南口敗退以來的頹氣完全振作起來了。
同時，從武漢北上的張發奎將軍所部，亦在信陽郾城一帶與張學良部激戰。奉軍受日本幫助，器械除沈陽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從他們的司令部直到團部，都聘有日本顧問，為之謀劃一切。可是張發奎部紀律嚴明，戰鬥力強旺，素有鐵軍之譽，又處處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戰役，奉軍在何處開炮，鐵軍即前仆後繼地向何處猛撲，必將其陣地連同大炮一並奪得，而後甘心。結果使得奉軍連炮也不敢放，雖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顧問，亦都無法能起作用。激戰多時，奉軍終被擊潰，退向鄭州。
在黑石關又經一次激戰。我軍以騎兵越過鞏縣，向汜水、鄭州方麵攻擊，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縣，北伐軍亦同時在平漢線向鄭州壓迫。奉軍四麵楚歌，恐慌萬狀，分作東北二路潰退。我軍遂於三十日占領了鄭州。
我軍乘勝追擊，亦分兵東北二路：北路萬福林部節節後退，過了黃河，將鐵橋炸毀，使我軍不能渡河進擊；可是我們賴有鐵路工人相助，他們真有辦法，被毀鐵橋，急切不能修複，即用木料壘於河中淺處，不數日即成堅固橋梁，追擊各部全數安渡過去(若無民眾相助，萬萬不能過河)。東追部隊於六月一日亦將開封占領。會師中原的計劃，至此已完全實現。
自從潼關出兵以至占領開封，這一段軍事調度指揮，均由孫良誠負責。故第一功勳應屬之孫良誠，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時處境艱苦，實非筆墨所可盡述，他們能克服困難，立此功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既得勝利，原來的投機取巧、首鼠兩端之徒，都紛紛前來輸誠。劉鎮華部於退出新安即已潰不成軍，張治公則派人前來要求改編或是繳械。最可笑的是張聯升，他看著我們連獲大勝，知道勢頭不對，乃又觀風轉舵，傾向了我們，立刻將我們的人員釋放，所扣械彈如數送還。那時吳佩孚被逼，不能在鞏縣立足，經過老河口奔向四川，張聯升即隔河予以猛烈炮擊。此舉出吳意外，死傷至慘。吳秘書長張煌言，亦被打死，吳夫婦九死一生，狼狽逃出性命。張聯升即以此次功勞，作為向我們表示懺悔的進見之禮！這等人不明是非，不知道義，一心一意隻要謀富貴、保妻子，哪邊失勢，就打擊那邊；哪邊成功，就傾向哪邊。我覺得中國大半就是壞在這等人身上。
這期間，在長安也有一些可記的瑣事，帶便在此一述。
在長安的期間，為了公務的必要，和我過從最密的要數於右任先生。那時於住省長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內，我常大早起來，到那邊找他談話。每次總在街上買一種糯米、紅棗、豆子之類合熬名為“京糕”的食品，隨身帶了去，和於先生一塊兒吃，每人各吃一斤，作為早餐。此物又是美味，又富於營養，真是平民的燕菜。往來城中東北與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見，最觸目的就是肮髒汙穢。陽溝往往深達一二丈，垃雜與臭水填得滿滿的，其中最多的是牛羊骨頭。我以為這是有用的東西，至少燒成灰，也可以肥田，何至棄在溝中腐爛，為害公共衛生？我說了多次，因在用兵之時，誰也無暇注意。西門北首空地中還常見有一種雁群，比家鴨為大，形狀甚是美觀，往往一群二三十隻。看見人走近了，它們才慢慢飛開，在別處從未見過。據本地人談，即是《詩經》上《關關雎鳩》篇之所謂雎鳩。
由於城中街市的不清潔，急要提倡掃除，以重衛生。此事得各方麵讚成。俄顧問談及他們國內凡公益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參加，收效較多。我讚成他所說的，於是我和於右任先生亦都出馬。我們倆同抬垃圾筐，滿街清理。人家見我們如此，也都熱心地動手。這樣的大掃除曾舉行數次。我的希望是能將街上垃圾汙穢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為有用，一舉兩得，並人人經常辦此。可是後來看見臭水溝和店鋪裏後院，依舊汙穢堆積，並未因此而保持長久的清潔。這也許是我們計劃不周，辦法不好，也許是我國社會積習太深，不易革新的緣故。
長安被圍之時，軍民各界餓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則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與於先生商議，築一大墳，將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將昔日第十師義地擴大範圍，將國民聯軍此回因守城及解圍而陣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時開一盛大追悼會，宣傳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之事。以後每逢紀念日，即往祭祀；清明節我親率官兵上墳添土，以示生共患難死不相忘之義。又建一大碑，說明西安解圍的經過。本來還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價亦已講好，隻以經濟拮據，軍事亦太緊張，終未得願。
有一位胡蘭生大夫，原在上海行醫，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師的老同學。在五原誓師的時候，醫藥方麵過於缺乏，浦化人和我談及，說胡先生內外科都好，願自備盤纏並攜醫藥器物，到我們部隊中來隨軍服務。對此至仁至義之舉，我極表歡迎，當即電約。及至胡先生趕到包頭，不巧正碰上張作霖對韓複榘“送客”的時候。他人地生疏，躲無可躲，逃無可逃，結果把所攜醫學器具，完全丟光，長途步行，來到西安。因為勞頓過度，一到西安，即患傷寒病，熱度極高，鼻孔流血，臥在醫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總以鮮花相送，以表敬佩掛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個偉大的醫生，他為獻身革命，效忠祖國，不惜破家蕩產，萬裏繞道相投，不為名，不為利，定要和我們一塊兒來受罪。當其脫險到軍之初，猶力疾每日為官兵診病，及至病得沉重時候，日夜囈語，仍是掛念著官兵的傷病，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現在已任中央軍醫署署長之職，當更能為國獻其所長了。
又從前曾為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廟中養息。他在民元革命時，曾為雲南護國軍營長，速成三班學生。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於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麵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為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來真是對不起他。
有張鳳翽者，民三時我過此，他正為陝西督軍，曾為陝西議員，是一位老革命黨。這回我到西安，特意訪請他出來，給以高等顧問名義，希望他可以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數日，即不辭而別( 某日約同閱兵，找之已走) ，潛赴山西運城。我想定是受政客們的挑撥，以我們這裏為太左太紅，背地裏拿話恫嚇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誠請他出來，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無法向他解釋。
甘肅省黨部一麵和當地的軍政互相摩擦，一方麵他們自己內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謂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搗亂，糾紛層出不窮。我在西安時，他們常來告狀，我唯有下工夫為之調處。把甲方請了來，談一回；又把乙方請來，談一回，總是勸他們消釋偏見，以大局為重。有的還以我的話為然，有的則當著麵就和我辯駁起來，說什麼鬥爭到底決不妥協的話。我說對敵人應當鬥爭到底，不能妥協，對自己人為什麼不可以讓步？他們把原則完全用錯了，徒為意氣之爭，然而他們總不悔悟。
隨著軍事的進展，黨派的糾紛，已經普遍地從內部的醞釀，而日益表麵化。當我離開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漢方麵來電，說他們發現西安共產黨部發出的宣言，問我是否知道此事。我並不知道西安有所謂共產黨省黨部，很覺得納罕。把省黨部的負責人請來問問，他們也不知道。在陝西省黨部中，劉伯堅是共產黨，於右任先生是國民黨，我也是個剛上跳板的國民黨。黨部裏麵種種明爭暗鬥，我雖不明白其錯綜複雜的具體情形，但我知道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樣鬧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時時刻刻以此為憂。不久省黨部與所謂西安共產黨部，各發宣言，都說得亂七八糟。我一再地勸告，我說中央並沒有叫我們這樣做，若鬧出事來，該誰負責？我以為黨員的行動，應以中央的命令為準繩，中央無此命令，而輕舉妄動，自起糾紛，即無異替軍閥們做了工作。一天，又聽到許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國際歌》。青年們到外國一趟，即將其所見聞的新奇東西搬回本國來，卻不問於中國是否適合。英美留學生搬了些瓷盆、瓷馬桶、鋼琴、沙發回來，蘇俄留學生搬不著這些物質的享用，即把《國際歌》之類搬來。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和我說道：“我是第三國際代表，我來中國，上麵給我的命令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階級鬥爭，亦與第三國際無關。”一再地要我查明事實真相，禁唱此類歌曲，免得對他起誤會。人家真正第三國際的代表對我們的革命是這樣的態度，而我們一知半解的青年，卻定要那個幹法，烏斯馬諾夫的話，我極其佩服。我將這番意思一再地告訴大家，但也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