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多年的鷹犬。這次為什麼對他下此毒手？據說是日本要求張作霖履行二十一條，而張作霖沒有踐約之故。本來二十一條的提請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張攻擊郭鬆齡的交換條件。及郭鬆齡既被喬裝的日本兵消滅，日本即要張實踐諾言。張當時含糊其辭，隻說待到了北京而後實行；及至到了北京，張又借故推誘，遲延不肯踐約。日本帝國主義雖不如願，但還懷著希望。這次見奉張兵敗出關，一蹶已難再振，看透他不但沒有履行二十一條的誠信，事實上也沒有履行的力量了。憤恨之餘，便決心把他炸死。賣國媚外、甘為日本帝國主義鷹犬，
到頭落得如此下場，恐怕張作霖到死都沒料想到吧？
我得到張作霖炸死、奉軍退出關外的信息後，忽然病倒了。渾身發燒，咳嗽頭痛，上吐下瀉，四肢無力，眼睛看東西一片模糊，兩手麻木，連執筆寫字也不能夠，終天什麼東西也吃不下肚，隻是吃藥發汗。熱沒退清，又忽受風，於是又得發汗，後來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就連用手推大聲喊我也不知道。有時偶爾一醒，眼睛總睜不開，隨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覺一般。我想到我這次臥病的原因，實在就在張作霖和奉軍身上。這長時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於沒有秩序，有時整日不吃飯，有時一頓吃八九個饅頭，身體精神，早已到了疲憊不堪的地步。但因責任在身，大事來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夠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內宣告統一，我這方麵的任務已大半達成，千頭萬緒的心願都化為烏有，於是緊張的身心立刻鬆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因一時全部發作起來了。我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後來多虧一位楊大夫懋代我診治，才慢慢痊複。
病好之後，我接到孫二哥禹行去世的訃告，使我非常震驚。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後開了一個追悼會，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孫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隨軍西退，以至五原誓師，都與軍閥殊死拚戰，不稍妥協。現在張作霖已倒，革命大業剛剛見了曙光，他便溘然長逝了，連收複華北後的情形，他也不能親見。他為人慷慨好義，有膽有識，愛國愛民的熱忱，尤其叫人敬服。這樣一位大有作為的人物，竟於此時逝世，真是令人傷痛！想著我們半生厚誼，想著多年同患難的經過，不由我越想越是難過。當開會之日，我一麵講話，一麵哭泣，至三四個鍾頭之久，終於不支，暈倒了過去，抬入室中躺下，又複沉睡多日。
奉軍既倒，關內軍閥都已縮首斂翼，無所作為。為了處理這個新出現的統一之局，蔣先生特來北方，找我們商談一切。我原準備到開封和他見麵，不想正從鄭州上車，車站附近忽然失火，彈藥房亦被波及，爆炸聲不絕，建築被毀甚多，亦頗有死傷。軍民忙著救火，剛剛把火撲滅，蔣先生即到鄭州，同來的還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齡夫人。邵先生我們是舊識，蔣夫人那時還是第一次見麵。
那次見麵，我們談話很多。記得蔣先生曾問及我對於軍區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個問題本沒有特別研究，當時隻根據直感所及，說了幾句，以為我國幅員廣大，最好還劃作幾個軍區，較為適合; 但每個軍區亦不可太大。滿清沿襲明製，多以兩省為一軍區單位， 如兩廣、閩浙、陝甘、兩江等。民國以來每個軍區亦不過五省， 此事可按實際情形斟酌定奪。我當時說話，毫無成見，隻不過把個人意見隨口談出來，給他做個參考罷了。
從這裏蔣先生前去石家莊與閻先生會見，我派馬雲亭與劉子雲等二位陪著同行。回來，我們又在新鄉與道口之間的一個車站上見麵，談及擬將河北省並北平，交給閻先生，征詢我的意見，我回談：
“隻要軍閥國賊鏟除淨盡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奪吧。”
蔣先生因又請我駐軍天津，因天津實為北方唯一重鎮。我的意思以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應使之真正統一，此時大家都當解除兵權，交歸中央，同在政府中辦點大事或小事，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局。且山西軍駐河北，我們駐津，部屬之間恐亦不易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這回商談二三小時，所談大致如此。
當時我從道口移到新鄉，借住道清路段長的屋子，那房子有一個寬大的院落，養著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國朋友閑談，他們總說中國隻有村莊，不見花草，我告訴他們說，中國不是沒有花草，中國的花草都是養在私人家裏，不會種在公共的地方。他們對這種習俗，很覺奇怪。我也覺得這是自私的辦法，實不合理， 因此我有意要在各處添設公共花園，以為社會倡導。這回我令手槍隊將院外的大坑填平，將院中花草移植過去，在中間設一小型圖書館。又置辦木馬杠子等運動器具，以為平民遊覽憩息之所。後來鄧哲熙亦在開封辦設幾處，隻是數目還嫌太少。
從新鄉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衛輝北門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嘯台”，為晉代孫登讀書講學之址。又有邵康節先生的“安樂窩”，本地姓邵的很多，據說都是康節後人。西邊有個邵公祠，現在還保存著。從邵公祠南行，有孫夏峰先生的祠堂。孫夏峰先生原是直隸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時曾在此間講學，故立祠以為紀念。離祠堂不遠的半山腰裏，有個大墳，石碑上寫著“餓夫墓”三字，我不知道來頭，覺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問原委。後來查閱誌書，才知道，這所謂餓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隸黎縣人。當滿清入關之初，他與孫夏峰先生等幾位誌士結合，到處倡導反清複明的運動，曾發動幾次義兵，都未成功。當最後一次失敗後，彭先生便跑到此地來，找夏峰先生商議再度舉義的大計，不知為了一個什麼問題，彼此意見不能一致，鬥起口來，彭先生便負氣走了。夏峰先生以為一定是往他處活動去了。哪知過了幾天，聽說有人在半山腰裏發現一具餓死的屍體，夏峰先生趕緊前去探看，原來便是那次負氣出走的他的摯友彭了凡先生。當時撫屍痛哭，又不敢聲張，即就屍體所在，掘土掩埋，並經立碑題字，以垂久遠。我看了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裏不勝感動，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記其始末，即於墓旁崖石上勘刻，使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誌士的事跡不致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