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現當代偵探小說
第一節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人----程小青
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古代本沒有偵探小說，隻有與之相近的公案小說。晚清時期，西方的偵探小說陸續被翻譯過米，但中國人自己創作的偵探小說卻很少。民國初期，偵探小說創作進入繁榮時期，在這些偵探小說作家中，以和小青最為突出。文學史家稱他為"中國偵探小說第一人"。他的《霍桑探案集》幾乎收錄了他創作的全部偵探小說，總計三百多萬字，是偵探小說中國化的碩果。
程小青(1893-1976年)，原名青心，別名繭廬，祖籍:安徽安慶，生於上海，後來移居蘇州。他小時候與周瘦鵑是鄰居，二人年紀相近，又都是貧苦出身，愛好文學，因此成為好友。和小青10歲時父親病故，母親靠做針線養活他與妹妹。為了生活，他被迫輟學到上海亨達利鍾表行當學徒。和小青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受到的正式教育不多.以後的文學創作多依靠其自學。他在工作之餘，刻苦自學古書，並翻閱當時的小說新作，自己也動手給報社和期刊投稿。
然而當時的文壇是言情小說一統天下，程小青最初走的也是這條路子。他創作和翻譯了一些言情小說，也發表了幾篇，以維持生活。這時，他和一位叫江黛雲的女士結識，二人性情相投，相互愛慕。可是，江女士出身富家，江的父親不願將女兒嫁給這個窮苦的青年，硬是拆散了這一對戀人。程小青心灰意冷，從此與言情小說絕緣，轉向偵探小說創作。
1914年，上海《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主編嚴獨鶴發表一篇征文告示，限在兩千字之內，剛剛失戀的程小青於是動了應征之念，寫了一篇兩千字的偵探小說《燈光人影》。小說主角是一個私人偵探，名叫霍森。後因排版錯誤，誤將"森"排為"桑"，作者也將錯就錯，以後創作的偵探小說也就以霍桑為主角了。程小青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霍桑命名的來由，真是很有趣的……這篇的原稿本寫霍森，也許獨鶴老友把“森”字給他改了一個“桑”字，或者竟是出於手民先生的好意更改，那己不得而知。"當時程小青因害怕登更正廣告的麻煩，也就以誤就誤，直接承認了霍桑。此後便把"霍桑"作為他偵探小說的主人公。《霍桑探案》寫了80多篇，總計300多萬字。《霍桑探案》在上海、蘇州等地家喻戶曉，"霍桑"幾乎成了程小青的別稱。
程小青筆下的霍桑，出身貧苦，是福爾摩斯在中國的變形。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非凡的智慧和俠義心腸，且有淵博的學識，特別是高超的偵探技能，他是下層人民心日中的英雄偶像。在他的身上表現出的傳統美德，使他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培養了一大批"霍迷"，提高了本士化的中國偵探小說的地位。程小青不僅給中國文壇提供了真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而且開始了偵探小說理論的研究，他先後發表過《偵探小說多方麵》、《談偵探小說》、《偵探小說的結構》、《科學的偵探術》等理論文章，這也是中國人係統探討偵探小說理論的初步嚐試。
程小青在偵探小說上的成功是與他對西方偵探小說的翻譯、研究分不開的。1905年，12歲的程小青，一個偶然的機 會得到一本英國柯南道爾所著的福爾摩斯探案小說，他愛不釋手，反複閱讀，以至於廢寢忘食。他走上文學道路與張恨水十分相似。他們二人十幾歲時都曾把處女作投寄到《小說月報》，都沒有被發表，但都受到主編惲鐵樵的褒獎。惲鐵樵曾約程小青作過長談，鼓勵他多讀古典作品，對《禮記·檀弓》一類的敘事散文尤其要精讀，這使程小青深為感動，也激發了他立誌從事文學的抱負。程小青工作之餘，受聘蘇州某校，教外籍教師學習吳語，在此期間他結識了在東吳大學附中任剔的美國人許安之，二人曾訂立協議，互教互學英語與華文。程小青努力學習，不久就能獨立地閱讀英文書籍並開始練習翻譯。此外，他還利用業餘時間自學了美國某大學的《犯罪心理學》和《偵探學》等課程。
1916年，程小青應中華書局之約，與周瘦鵑等人用文言 合譯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1926年，應世界書局的書商 沈之方之約，他與別人合作又一次翻譯了《福爾摩斯探案集》，不過這次用的白話文，還加上了新式標點和插圖，因而更受讀者的歡迎。通過翻譯柯南邊爾的作品，不僅激發了程小青創作偵探小說的欲望，也幫助他進一步掌握了偵探小說的寫作技巧和要領。
《霍桑探案》是程小青的代表作品，小說中所孕含的科學精神早已引起讀者與研究者的注意。程小青在《談偵探小說(下)》中曾記錄下了中國近代社會中一則真實而愚蠢的探案方式，並不無嘲諷地表示了對當時社會探案方式的不滿與擔憂:“我記得某城裏出過一件殺人的巨案，案發以後，那個偵探因為凶手逃遁無蹤，便虔虔誠誠地點了三炷長香，在死者的腳上繞了幾繞，又默默地祈禱了一回，希望因此可以便凶手不能走遠，而自投羅網。可是那死者的靈魂竟偶然失效，凶手到底沒有自投羅網裏來!我們瞧了這樣奇妙的捕凶方法，那麼對於偵探小說在現代的吾國，可以有相當的收獲。"
在《霍桑探案》中，程小青對偵探霍桑的探案方式極具科學性，霍桑探案全部是憑借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的方法來搜集線索、尋找證據、排除疑難的。程小青提出了"化裝了的科學教科書"的說法:"凡科學上觀察、集證、演繹、歸納和判斷等等方法，偵探小說可以說是應有盡有。偵探小說固然不貢獻什麼天文、物理、生物等等的物質科學，但它卻在潛移默化中，暗示科學的方法。我以為在現今的時代，科學方法是我們一般人應付任何事理的工具，並不限於純粹的科學家才需用得著……偵探小說中的偵探，自是個個都有精密的觀察力的。我們讀的多了，若能耳濡目染，我們的觀察力，自然也可以增進。"程小青還說:It我以為偵探小說的本身是科學的，對於情的敘述，往往適用演繹和歸納的方法，那就是逃不出邏輯的範圍。"和小青認為，每一個人都是天然的偵探，然而中國由於傳統的迷信、家庭的教育和社會影響，使得我國除了一部分少年兒童外，大部分中年人的好奇心都是很薄弱的，無論什麼疑問怪事，在他們的眼中均是不足為奇，久而久之，把我們的好奇心修養降到零度以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危險了。所以"對於有科學意味的偵探小說在現代的吾國，可以有相當的收獲，而且有普遍提倡的必要"。程小青所說的好奇心，也就是一種探求的精神和欲望，是科學精神的原動力，這也正是近現代中國所缺乏和急需的，而偵探小說能培養激發人的好奇心，它的重大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在《血手印》裏，霍桑講述了運用化學知識鑒別證據的辦法:用淡亞馬尼亞溶液滴在刀痕的漬斑上，五分鍾後，如是果汁，斑點變綠:如是血漬，就不會變色。在《催命符》中靠自己諳熟"乙太"("乙太"是一種最易見效的醚藥。從前醫士用克羅仿謨，但往往易引起嚴重的心髒反應。乙太卻比較可靠，不過氣味很濃烈)的特性，從而斷定死者並非自殺而是他殺。如此種種讓我們感覺到《霍桑探案》的偵探科學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的實際狀況存在很大的差距。的確，偵探小說沒有誕生在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本身就說明了創作偵探小說是需要科學作指導的，此外它還需要有與之相適宜的土壤，如私有製經濟、獨立的司法製度等等。
在偵探小說創作方麵，程小青師承了英國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的創作精神。《霍桑探案》在案情設置、結構線索、人物塑造等方麵均可看到《福爾摩斯探案》的影子，當然最主要的還是霍桑探案的科學精神。可以說柯南邊爾的《福爾摩斯探案》給了程小青創作《霍桑探案》許多靈感和有益的啟發，使他的創作具備了民初許多偵探作品所不具備的與時代存在差距的科學性和邏輯性。
程小青在翻譯西方偵探小說方麵的成就是巨大的。1929年後，程小青陸續翻譯了《斐洛凡士探案》係列、《陳查理探案係列》、《聖徒奇案》係列、《柯柯探案》等作品。此時程小青的個人創作風格己經形成，但因為他本人一直抱有精益求精的創作態度，又翻譯了不同於前期歐洲古典偵探小說的其他流派偵探小說，所以程小青又慢慢嚐試在寫作中運用新的模式、理念。
程小青的前期霍桑探案係列小說以事情推理而見長，心理推理方麵的內容幾乎沒有，但從1932年開始翻譯《斐洛凡士探案全集》後，他意識到小說人物心理的推理與探討的重要性，在《斐洛凡士探案》譯作的序言中，程小青總結說:
"那主角斐洛凡士所運用的偵探方法，也偏重於心理的分析方麵。這是種新興的科學，以前的偵探小說，雖然也有采用過，若使和他比較，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語了。"範·達因筆下斐洛凡士"重視罪犯的心理和動機，主張以心理分析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這種當時偵探小說創作剛剛興起的寫作理念，在程小青的作品中得到運用。例如他在這一時期的小說《王冕珠》中，霍桑為了確認佛像上的珍珠究竟是四個人中的哪一個偷去並藏於香爐中，假意要求檢查他們的手指，並稱偷竊者手指甲中必定留了香爐灰的痕跡。這樣的暗示，直接讓竊賊有了心理壓力，心虛之際不由自主將手往衣服上去拭擦，從而將自己暴露出來。相反，其餘三個無辜者因為"未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故而坦坦然沒有任何動作。於是霍桑就成功運用心理推理達到了確認真正罪犯的目的。
另一個案件《兩粒珠》講述的是少年薑寶群因為戀愛問題而莽撞行事引起的一場風波。在這個案子裏麵，霍桑破案的主要方法不是來自於物證收集和現場的勘探，而是根據青春期少年的獨有的心理特征分析來破案的。霍桑破案時不僅僅對一個處於青春期少年的心理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還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了小說中兩位受珠人不同心理狀態而產生的不同結果。在銀樓當過差的宋伯舜和薑寶群的戀人陳秀梅都一樣拿到寶珠。前者以假當真，後者立刻分辨出是質品，這樣的結果就是完全出於"心理作用"的原因。宋伯舜得珠時，出乎意料之外，滿腦子想的就是珠子的來曆問題，所以它的真假分辨就被忽略過去了。但陳秀梅不一樣，她早就知道情人要贈珠，於是得珠後肯定細細品鑒和欣賞，這樣在不同心理狀態下就產生了絕然不同的結果。出乎讀者的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寫作安排，既體現了心理推理對拓寬偵探小說邏輯分析的範圍的作用，也為偵探小說創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程小青這一段時期除了對心理推理方式運用外，還接觸到了《聖徒奇案》這部作品，"它不像福爾摩斯典型的嚴正的偵探小說，又不像神出鬼沒的亞森羅頻一流的反偵探作品，它是介乎二者之間又兼有二者之長的一種新型的創作"。還有內容離奇變幻、設想新穎獨特、案情錯綜複雜、破案出人意表的《陳查禮探案》等等。
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中談道:"中國講新小說也二十多年了，算起來卻毫無成績，這是什麼理由呢。據我說米，就隻在中國人不肯模仿不會模仿……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隨後自能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文學來。"程小青這位少有的西方文學作品的模仿者，直接借用或融合西方各派偵探小說的技法，一步一步由"模仿"到"本土化"，尋找中國傳統小說文體功能向現代小說文體功能轉換的契合點。在此過程中，這些不同風格的譯作為程小青的這種種努力提供了參考範本與理論基礎。
受西方偵探小說的影響，程小青筆下的霍桑與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藝術形象有一定的相似性。有一定的模仿痕跡。福爾摩斯對是非黑白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對社會有著強烈的責任感。他查案是為錢，但不是為了錢而查所有的案件，並且對於確為罪犯的主顧，他從不手軟。他敢於向犯罪集團宣戰，不畏一切困難、威脅及暗殺偷襲。霍桑人性中的友善、寬厚、無私忘我的一麵與福爾摩斯也相類似。他辦案首先想的不是報酬，更不因錢的多少而決定自己辦案的態度。如果評價福爾摩斯是位典型的英國紳士，那麼霍桑便是位不折不扣的中國君子。"英國紳士"品格高尚，為維護正義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觸犯法律，如在《米沃爾頓》中，為不使一位貴族婦女身敗名裂，他冒著極大風險入室行竊，他覺得"既然道義上是正當的，那我要考慮的隻有個人風險的問題。如果一個女士迫切需要幫助，一個紳士不應過多考慮個人安危"。"中國君子"霍桑有著種種傳統的美德:極強的社會責任感，憂國憂民之心，同情弱小，維護低層貧民的利益，他承認法律的權威性，強調人生而平等的權利。可因為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霍桑說:"在正義的範圍之內，我們並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細弱平民受怨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們不得不本著良心，權宜行事"。
在《逃犯》裏，醫生沈瑞卿因墮胎觸犯刑律被關，他越獄逃出，去找被他誤以為是揭發者的吳小桃報仇，但卻被吳妻譚娟英開槍打死。霍桑在查清沈瑞卿的真實情況，明白譚娟英打死沈的憤怒與無奈，所以他選擇以沉默來保護這位女性。同樣，霍桑在《浪漫餘韻》中，對那位幫助素昧平生，被負心人拋棄而自盡的弱女子複仇的口技者，頗是惺惺惜惺惺之下惑，對其同情弱者、拔刀相助的英雄主義行為很是欣賞。
但文學創作僅有模仿是很難走遠的。在民初，編輯與創作偵探小說的作家並不在少數，除了霍桑探案以外，還有俞天憤的中國新探案，陸滔庵的李飛探案，張碧梧的宋梧奇探案，趙苕狂的胡閑探案等。可惜這眾多作家都乘興而作，盡興而止。最終留下並堅守這塊陣地的唯有程小青。那些離開這塊陣地的人們都曾表示過從事偵探小說事業的艱難與不易。如趙苕狂:"……偵探小說，比別的一般小說，來得費時，來得難做。不要說別人了就是幾位偵探專門作家，也都視為畏途，輕易不肯落筆。"劉半農認為“偵探固難，作偵探小說亦大不易。以比較的言之，偵探之事業，應變在俄頃之間，較之作小說者靜坐以思，其難不啻百倍。"因此，優秀的偵探小說除需具備文學自身的因素之外，作家還需另外一種特殊的本領一一自然科學及偵探學等專業知識。
程小青對科學、偵探知識自覺追求。不僅依靠其自小勤於思考、樂於鑽研、酷愛《福爾摩斯探案》一類的科學偵探小說，而且他在廣泛涉獵各門自然科學知識的基礎上對"偵探學"、"罪犯心理學"進行專門研究。1924年，他直接受業於美國某大學的函授科，專門進修"罪犯心理學"不"偵探學"。他對科學有著自覺的追求和向往，"五四"前後他曾在《學生》雜誌上發表《怎麼樣試驗空氣的壓力》和《人類學上的新發現》等文章，都是以平實簡潔的白話文米具體闡釋科學知識。同時，《學生》雜誌還發表了他的許多譯述文章，包括美國紅十字會救生隊隊長著的《泅泳新術》，從仿生學的角度一一介紹了水鴨覓食、蓮花、泥龜遊子淺激的潛水功能:又從物理學角度詳細分析了滑雪撬、淺水槳和風車的運動原理。其他還有《人類何以不能長生》、《科學的使命》和《大科學家的少年功績》等等。程小青的這種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在創作中必然會反映出某種程度的開放性、科學性等五四新文學的現代性特征。在《霍桑探案》裏，他列舉過刑事心理學家葛洛斯的理論，介紹過法國罪犯學家拉卡薩尼的學說，還講到日本勝水淳行的罪犯社會學......這些偵探理論，直接被程小青吸收並應用於指導他的小說創作。從生活靈感、取材構思，到命名某篇乃至怎樣開頭結尾，他都自覺地參照了當時較為先進的有關科學理論，包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博士聶克遜的《著作人應知的心理學》和美國韋爾斯的專著《偵探小說技藝論》等等。和小青積極主動地學習、應周西方先進的偵探心理學理論，來指導小說創作，這是一種理性的自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賽先生"的時代精神對五四時期通俗文學的強大衝擊和指導作用。
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他的偵探小說中貫穿了"人"的觀念、科學精神和喚起國人好奇心的熱望。霍桑一身正氣、勇於探索、勇敢無畏、富於正義感和同情心，具有較強的人格魅力。霍桑在偵探活動中獲取其精神滿足，從而突現了自己的主體性地位。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不講人的主體性地位的。人的主體性地位，是喪失在現實的社會群體之中，喪失在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牽掣中。而人的主體性地位，正是西方全部的現代文化的基點。因為文藝複興首先確立的是人的主體性地位。在程小青的偵探小說中，從內容到形式，都在力圖追求凸現人的主體性地位。小說中的霍桑和包朗的搭配關係，也是霍桑主體地位的表現。當然，最主要的是霍桑始終關心民眾的生存和l發展的狀況，對當事人寄予很深的同情。他能親身感受周圍人的喜怒哀樂，體現了一種現代的全新人與人的真誠情感。
《墮落女子》敘述的是一個"打拐"的故事，體現了作者對於中國婦女生存境況的深深憂慮:"你的眼光隻注在一麵，所以有這樣的議論。試思匪黨誘惑，罪團可殺，但受誘與否，卻在婦女們自主。如果婦女們都有人格觀念，匪黨雖然狡猾，怎麼會上他們的圈套?"霍桑由"墮落女子"的案子引發對中國婦女的關心。"你既然悔悟轉來，還有半世的人，盡可能找一個新的生命"。霍桑以真誠情感勸慰那個女子，真誠地幫助她:"你拿這張名刺，可往自新醫院裏去就醫。那院長是我的朋友，一定能夠收留你的。至於別的費用，我也可以略略資助"。作者在字裏行間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真情。霍桑對那個女子不是單一的照顧，不是虛偽的敷衍，而是在個體體驗的基礎上進入更普遍的、人類本體的體驗，是在關心自我、承認自我存在的基礎上進入對同胞姐妹的生存和發展的關心。再比如《沾泥花》暴露出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猖獗地販賣、綁架婦女的嚴重問題。小說一方麵揭露了萬惡的"花會"組織，同時對那些因無知、愛慕虛榮被拐賣的婦女表達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複雜情緒。程小青以小說藝術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問題，與斯諾眼中的中國何其相似:
"娼妓充斥於中國各個城市，販賣婦女是一種興旺的行業。男童和女童被賣給人口販子充當包身工。姿色好一點的姑娘則待價而沽，被迫充當小老婆，茶室女招待或在馬路上拉客的妓女。略有才華、比前者條件好些的則成為歌女，有時可能從良，但是絕大多數在老鴨和嫖客的淫威下過著短命的奴隸般的出賣皮肉生涯。"作品中充滿著對受侮辱與受損害的女性的同情;《無頭案》中的尤敏("遊民"之諧音)不學無術，在母親的溺愛下狂飲縱賭，對於妻子與家庭的不負責任導致妻子最終自殺，其本人也終食惡果，被送入瘋人院。對於尤敏最終的瘋癲，霍桑與包朗有段耐人尋味的對話:"尤敏的下場，實在是他母親的過失，不肯好好教養而隻知溺愛。今後老婆婆要吃苦了。""你發表的意見還沒有說到根本的原因。我們應該明白，尤敏的墮落，固然是母親的溺愛，但社會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青春之火》寫的青年女子反對封建包辦婚姻的抗爭，這些作品都體現了時代的新思想和新觀念。
程小青偵探小說的創作模式，他自己在《偵探小說的多方麵》一書中，做了詳細的闡釋:"譬如寫一件複雜的案子，要布置四條線索，內中隻有一條可以達到抉發真相的目的，其餘三條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線，那就必須勞包先生的神了。因為偵探小說結構方麵的藝術，真像布一個迷陣。作者的筆尖，必須帶著吸引的力量，把讀者引進迷陣的核心，回旋曲折，一時找不到出路，等到最後結束，突然把述陣的秘門打開，使讀者豁然徹悟，那才算盡了能事。為著要布置這個迷陣，自然不能不需要幾條似通非通的線路，這種線路，就須要探案中的人物，如包朗、警官、偵探長等等提示出來。他提出的線路，當然也同樣合於邏輯的，不過在某種程度上，總有些阻礙不通;他的見解，差不多代表了一個有健全理智而高好奇心的忠厚的讀者，在理論上自然不能有什麼違反邏輯之處的。"
這類偵探小說的布局、情節，實際上就是一個"布謎"和"解謎"的過程。謎要布得突兀而隱敝，讓人捉摸不透，一旦謎底揭穿，讀者恍然大悟之餘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獨具匠心，從而獲得宣泄後的心理快感。有人稱讚程小青道:'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為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關於和小青為偵探小說在文學領域中爭得一席之地的言論和他的偵探小說功利觀，程小青這樣進行解釋:"偵探小說在歐美旦有近國年之曆史，而其在文學上之地位眾議紛紛，出主入奴，迄無定銜。"不少人還"屏偵探小說於文學疆域之外，甚者曰偵探小說為‘左道旁門'而非小說之正軌"他認為在歐美尚且如此，在國內更無偵探小說的地位，盡管它有廣大的讀者。於是程小青從想象、情感和技巧方麵論證偵探小說的文學素質。他認為任何文學體裁都需要想象，而偵探小說這一門類卻更少不了想象這個元素;他對有些人說偵探小說不能"訴諸情感"是憤憤不平的，他指出偵探小說能令讀者的感情進入驚濤駭浪的境界:，t忽而喘息，忽而駭呼，忽而怒跳欲裂，忽而鼓掌稱快……"在技巧上，程小青指出:“偵探小說寫驚險疑怖等等境界以外，而布局之技巧，組織之嚴密，尤須別具匠心，非其他小說所能比擬。”程小青是在國內較早地為偵探小說爭文學地位的先驅之一。他提出這個問題，並進行力爭，是很有意義的。他的結論是:"偵探小說在文藝園地中的領域可說是另辟蹊徑的。"至於說到偵探小說的功利觀，程小青也發表了不少好的見解。他承認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在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頹廢的社會裏，用得著偵探小說來做一種摧陷廓清的對症藥。程小青提出的"通俗化"問題和偵探小說的"啟鈕"作用，不失為一種真知灼見。我們過去雖知偵探小說有廣大的讀、者，卻並不重視它的存在，也不給它一定的文學地位，不去研究通過健康的"通俗"文學讀物，對廣大讀者進行思想教育和文藝熏陶。至於"啟智"作用，程小青的論述就更充分了。在二十年代，他寫過一篇《從"視而不見"說到偵探小說?，中肯地指出偵探小說能培養"精密的觀察力"。他說:"我們夭夭張著眼睛，而實情所‘見'的卻實在很少很少!
所以‘視而不見'。除了有特殊化訓練以外，委實是一般人的通病。……我敢大膽地介紹一種療治“弱視”病的膏方，那就是偵探小說。"在五十年代，和小青又撰文闡釋偵探小說能向讀者傳授"鑒貌辨色、聆音察理"的方法:"純兀的偵探小說總是在故事情節中包含著耐人尋味的有力的暗示----什麼?為什麼?怎麼樣?憑這些暗示，它吸引、啟發讀者的思維活動。由於天賦的求知欲的被激發，讀者常常會給這些暗示所吸引住，進而欲罷不能地循著作品所指引的正確的思維軌道，步步進展，步步深入，最後終於以揭穿謎底、解決疑問而稱快，同時也能在分析推理的思考上得到一次鍛煉。"看和.小青對偵探小說的功利觀，往往側重於"啟智"方麵，而在"移情"上的闡釋是做得不夠的。
範伯群曾經說，程小青是中國第一位致力於偵探小說創作的人，《霍桑探案》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影響，它標誌著中國文壇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正確指出了程小青;在中國偵探文學上的"宗師"地位。同時，程小青浸潤於傳統文化，立足於中國社會，他的偵探小說己不同於近代早期的單純"模擬之作"，表現出濃鬱的民族特色。
首先，在題材上，程小青偵探小說所涉及的大都是發生在都市中下層社會中的問題，財產爭奪、家庭衝突、遺產繼承等這些市民生活中的大事，是他小說的經常描寫對象。由於程小青出身平民，自幼清貧，在自我奮鬥中又屢遭挫折，這使得他充分認識到舊社會的黑暗腐敗、下層人民的辛酸疾苦，所以，他的偵探小說具有比較強烈的平民意識，選擇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生活作為描寫重點。宗法農業社會幾千年延續的家國同構的社會模式，使得家庭在中國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生活也是程小青偵探小說的重要題材，以家庭生活為中心延伸到整個社會，以血緣和其他親緣關係為基礎輻射到其他社會關係，複雜的經濟關係、社會糾葛也都以家庭和血緣、親緣關係為基礎而展開。與柯南道爾偵探小說著重描寫上流社會、展示貴族生活不同，程小青展示的是都市中下層社會的生活圖景。
其次，程小青對受壓迫的下層人民表現出深切的同情，這既繼承了中國文化同情弱小的傳統，更有墨家兼愛思想影響的因素。程小青借書中人物霍桑的口說：“你瞧我幾時曾向人家討過功?我所以這樣子孜孜不息，隻因顧念著那些在奸吏、土棍、刁紳、惡霸勢力下生活的同胞們。他們受種種不平的壓迫，有些陷在黑獄中含冤受屈，沒處呼援。我既然看不過，怎能不盡一分應盡的天職，我工作的報酬就在工作的本身。"在不合理的舊社會，窮人飽受各種欺壓剝削，食不果腹，難以生存，往往鋌而走險，因此，程小青偵探小說經常表現出一種"善惡倒置"的矛盾，即作案者往往並不是道德、判斷上的惡人，而受害人卻經常是為富不仁、咎由自取者。這時，道德判斷的標準和法律審判的標準就有了矛盾和衝突，如何取舍呢?程小青既清楚法律意識是偵探小說的基礎，否則就會成為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同時又深受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影響，對采取極端方式反抗的下層人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在中西文化之間、法律與道德之間斟酌取舍。他既要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又不願違背自己良心和道德標準，於是就安排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曲折情節。例如，為了給那些道德判斷上"善"的罪犯開脫，就安排在罪犯被捕後，又發現一些新的線索，表明死者病死或自殺在前、被殺在後:即使罪犯被關進了監獄，也可以安排罪犯越獄而逃:有時霍桑幹脆裝作不知，不予追究。這樣的安排比較生硬，人為的痕跡也過於明顯，但它"中國式"地解決了小說中法律與道德的衝突，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也更加符合中國讀者的價值觀念和閱讀習慣。
再次，程小青在他的偵探小說中融入了中國現代社會的時代特征，對新的文化思潮和思想觀念均有所反映。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民主、科學為大旗，提倡自由戀愛、自主婚姻，這樣的觀念不僅在新文學中大量出現，作為俗文學的偵探小說也多有描寫。與當時很多通俗文學作家把自由戀愛、白主婚姻作為"有傷風化"的壞風氣加以批判不同，程小青對此明確讚同，體現了鮮明的時代進步性。在《毋寧死》中說:
"婚姻大事關係到一生的幸福，父母包辦有違潮流，況且以父母個人的利益作為擇婿的標準，更是不足為訓了。"
偵探小說依靠的是科學的調查取證，嚴密的邏輯推理，而不能像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那樣"案不破，鬼神助"。程小青偵探小說通過偵破過程的科學性體現了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他在《血匕首》中，推定死者為自殺，為此他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推論:"現在先說說那傷痕。它在他左胸的第二肋下，自上下斜，長一寸二分，那是凶刀的闊度。左端闊約三分半，右端闕約一分半，又明明是刀背不鋒的分別。從這傷勢觀察，可見他執刀自殺時，必定用的右手:刀鋒向著掌心，和尋常人執刀沒有差別。四為我們的左右兩手，就生理上講，本來沒有強弱之分，但大多數人，多習慣用右手，故一切舉動，都是右手居先:執刀時更不必說。而且我們執刀時，刀鋒必多向外，那自然就對掌心，這也是一定不移。因此，可知凡人右手執刀而自殺，那傷處必居於左，而鋒口必又向右，這是可以試演而明的......若說他人奪刀行凶，情節上便有衝突。岡為若像這樣的傷痕，必是那人左手執刀z行刺之時，子華義須在睡夢中，那凶手才得從容反刺，可是就情勢測度，事實上斷不會有此事實。"這不僅反映了其豐富的刑偵科學知識和其偵探小說中偵破技術、偵破過程的科學性、嚴密性，也說明和小青對待偵探小說創作科學嚴謹的態度。
程小青看清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時代科學民主的思想潮流，堅決地抨擊社會不公、封建迷信和家庭專製，他借霍桑之口說：“凡是暴決陰險之徒，我必加以揭發，使他們受到應有的懲罰，如果是不合時代的製度禮教，我也要加以抨擊而摧毀它!對於有反抗封建的精神像慧霞、黛影那樣的人，我們也應該表示同情。包朗，今天和你約定，以此為目標，作為我畢生服務的準則。”
程小青偵探小說的時代特征還體現在他常常把現代社會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作為背景寫進小說。比如，程小青在他的《血匕首》裏就寫到了1919年那場聲勢浩大的五四學生運動，作品的主人公陸子華之所以要自殺，是因為他作為學生奸細的身份被揭發。原來五四運動以後，各地的青年都從時代的巨浪中覺醒過米，民氣勃發，正似太平洋中的怒濤，一起千丈。但是，一般昧良心的官僚軍閥，看見了這種情形，未免有些頭痛，因此，想出一個賄買的法子，派人帶了金錢，到上海來買通學界。因為他們知道上海是民潮發動最激烈的中心，學生又是中堅分子，他們的眼光所以就專注於此。程小青把重大事件寫進偵探小說，既增加了作品的社會生活容量，加強了作品的曆史感，他還明確表示自己的是非觀念，對陸子華之類的學生敗類給予了抨擊，表現出對進步學生運動的密切關注。
語言的時代感是程小青偵探小說時代性的又一表現。中國的近現代社會是處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劇烈衝突的特殊時期，小說藝術推陳出新，而語言的變革更是首當其衝。王力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著作中曾說:"從’五四’到現在，短短的二十餘年之間，文法的變遷，比之從漢至清，有過之無不及。文法的歐化，是語法史上一樁大事。"語彙是語言中變化最快的部分，近現代的翻譯和傳媒為中國輸入了大量新鮮的語彙，再加上偵探小說具有的嚴密的科學性和豐富的知識性，所以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經常有一些專業化、科學化的新鮮語彙，如化學、物理、心理學、刑偵學等方麵的詞彙:再加上偵探小說描寫的是現代城市生活和商業社會，從破案方式、破案工具到交通方式都與傳統公案小說有了明顯不同，因此也會出現語彙的;人;更新，出現了一些新名詞，如偵探、警署、商會、定時炸彈、手槍、麻醉藥等等。
程小青偵探小說語言的時代感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對白話文的自覺認同。程小青早期的部分作品是采用文言創作的，如《毋寧死》、《江南燕》等，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白話文運動的深入，特別是隨著他對偵探小說文體特征和l創作規律認識的加深，他越來越深入地體會到白話文在偵探小說創作中的優勢，白話文在環境描寫、人物細節刻畫、心理描寫等方麵都有文言文難以企及之處。
除翻譯《福爾摩斯探案》、持續創作並修訂《霍桑探案》外，程小青還翻譯了其他許多歐美偵探小說作品，如美國範·達因的《斐洛凡士偵探案》(今譯菲洛·萬斯)，英國杞德烈斯的《聖徒奇案》，美國埃勒裏·奎因的《希臘棺材之謎》、英國克裏斯蒂的《波譎雲詭錄》等。他還一直堅持對偵探小說的理論探討，撰寫了《偵探小說在文學上之位置》、《偵探小說的多方麵》、《談偵探小說》、《科學的偵探術》、《偵探小說史》等一係列的理論文章，分析偵探小說的藝術價值和美學特征，總結偵探小說的創作規律與發展曆史，評說偵探小說的文學地位，力因為偵探小說正名。所以，綜觀二十世紀上半葉程小青的文壇曆程，將其稱為"中國偵探小說的第一人"，似乎並無不當。
程小青就是這樣在引進、模仿外國偵探小說創作方法的同時，結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和文學傳統，創造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時代潮流，並為大眾所喜愛的優秀作品。可惜的是，由於建國後中國大陸不允許私家偵探存在，以私家偵探為主角的偵探小說就失去了生長的土壤，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就成為了中國這一類偵探小說的絕唱。
第二節 孫了紅和陸澹安偵探小說
創作特色
中國現代偵探推理小說創作始於民國時期，此時湧現出了以霍桑探案馳名的程小青和以俠盜魯平聞名的孫了紅以及以李飛探案著名的陸澹安，因成績斐然，貢獻突出，時人把此三人冠以"偵探小說三巨頭"之稱。
在中國現代通俗文學發展史上，孫了紅是繼程小青之後，又一個寫偵探小說的高手，當時人稱"俠盜文怪祖籍浙江寧波，原名詠雪，小名雪宮，長期居住於上海。他的創作活動主要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早期作品《傀儡劇》發表於《偵探世界》第六期上。孫了紅塑造了一個戴著紅領結、左耳上有顆醒目的紅痣、吸著士耳其雪茄煙的玩世不恭的"俠盜魯平"的形象，寫他盜竊富商收藏的古畫並與偵探盧倫鬥法的故事，很快獲得了讀者的喜愛，於是，以"魯平"為主角的偵探小說一篇接一篇地相繼問世。
正如程小青筆下的霍桑是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的翻版一樣，孫了紅筆下的魯平是法國小說家莫理斯·勒布朗塑造的亞森·羅平的翻版。霍桑是接受受害人的委托，協助警方破案的私人偵探，是國家法律的維護者，而魯平和亞森·羅平一樣，是個"俠盜"，他行蹤詭秘，麵目多變，出入富室大戶、私宅公館，偷金竊銀，綁架勒索，是個令警方頭痛的被通緝的案犯。孫了紅被譽為當時僅有的"反偵探小說作家年代。孫了紅的重要作品有《燕尾服》(1925年9月)，《東方亞森·羅平案》(與何樸齋合著，1926年5月)， 《俠盜魯平奇案》(1943年10月)， 《藍色響尾蛇》(1948年4月)，《紫色遊泳布》（1948年9月) ，《夜獵記》(1948年10月)。1946年初， 孫了紅應邀擔任《大偵探》雜誌的主編，他的重要作品《藍色響屬蛇》就是先在《大偵探》上連載的。由於他長期患肺病，身體狀況不好，一年之後就辭去了《大偵探》的主編職務。1949年1月，由他主編的《紅皮書》創刊，上海合眾出版社發行，以原創為主，彙集各路名家，體例多樣，形成偵探文學一道燦爛的風景。當然，讀者最看好的是孫了紅的中篇《複興公園之鷹》，使當期刊物銷量猛增2500冊。孫了紅還寫過一些言情小說和散文，並翻譯過國外的偵探小說。
孫了紅長年多病，即使寫了不少小說，也還入不敷出，《萬象》雜誌曾為他發起過募捐活動，還舉行了電影明星照片義賣米為他付醫藥費。五十年代初，他寫過以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事跡為主題的新編曆史劇《萬畝忠義》，以及《三不願意》、《滴仙怨》等劇本。後因身體每況愈下，不能搞大型創作，改寫連載驚險小說《綠色之燭》，發表於《新聞日報》副刊上。1958年病逝。
孫了紅筆下的魯平是個玩世不恭的嘲世者，他對社會存在的極端的貧富不均，對人與人之間的欺詐、虛偽、奸猾深惡痛絕。因而，對維護有產階級利益的虛偽的"法律"嗤之以鼻。在他看來，"法律也者，那隻是某些聰明人在某種尷尬局勢之下製造的一種類似符篆那樣的東西。符篆，也許可以嚇嚇笨鬼，但卻絕對不能嚇退那些蠻橫而狡詐的惡鬼，非但不能嚇退，其至，有好多的惡鬼，卻是專門能躲藏於符篆之後，在搬渲他們的鬼把戲的。法律這種東西，其最大的效用，比之符篆也差不多。因此，要他維護法律，謝謝，他卻沒有這樣好的胃口。”（《藍色響尾蛇》)
魯平是舊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是社會上國家法律的叛逆者。他老是不守本分，試圖讓那些渾身淌油的富紳巨賈吐出一些他們搜刮去的民脂民膏，給那班"專為資本家做貓狗"的警察、偵探製造一些麻煩。他當偵探，從來也沒有事主委托聘請過，或者出於獵奇好勝，或者是看做一筆"生意"，他信奉的教條是"一切歸一切，生意歸生意"(《血紙人》)，而這一切正構成了孫了紅偵探小說別具一格的特色。由於魯平的所作所為，代表了生活在社會中下層人們的願望，使人們對社會貧富不均的強烈不滿情緒，通過他的"俠盜"行徑而得到暫時的宣泄，使遭受欺淩迫害的小人物的憤激心理，因為他所幹的種種"惡意的善事"和"善意的惡事 ，得短暫的平衡，因而魯平的叛逆破壞精神反而得到了讀者的讚賞。"盜也有道"正是社會黑暗政治腐敗在文學中的反映，不可謂事出無回。在《三十三號屋》裏，魯平借一樁古怪的空屋失蹤案，向古玩巨商梅望止勒索了兩樣他非法侵占的寶珠，向米蛀蟲柳也惠敲詐了他囤積投機的500石白米。在《燕尾服》中，魯平綁架了珠寶商楊小楓(在以後重寫的《囤魚肝油》中，珠寶商楊小楓變成魚肝油囤積商餘慰堂)義把警萬引入歧途，大大嘲弄了一番。在《木偶的戲劇裏》，魯平更是公然向私人大偵探霍桑挑戰，與霍桑玩了一通老鼠戲貓的把戲。而對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對遭害、受人欺詐的弱者，魯平不時悄悄地援之以手。如《竊齒記》，描寫了儀盜魯平遇上一個因為貧困而不得不到舞廳裏討生活的善良姑娘，正在考慮怎麼幫助她跳出火坑時，發生了一起一個因囤積大米而致暴富的奸商被他新娶的六姨太和她的情人毒死的案件，於是演繹了一個破案救姑娘的動人故事。魯平在毫無證據的條件下，，設下一條巧妙的計策，來到六姨太和她情人經常出入的舞廳，故意在他們的身邊與搭檔大聲議論這樁案情。盡管他並沒有親臨發案現場，但他縝密的推理使兩個罪犯不寒而栗。六姨太不得不接受魯平提出的條件，當場拿出鑽戒"收購"魯平的"證據"，結果魯平使用這筆錢搭救了那位窮姑娘。在《紫色遊泳衣》中，魯平路見不平，設計幫助一位受敲詐的青年婦女擺脫了困境;在《血紙人》中，魯平窺破了一樁複仇謀殺案。當他了解到被害人死有餘辜的罪惡發家史後，不動聲色地把作案者掩護下來。
孫了紅作品的主角雖然是"俠盜"而不是偵探，但結構仍然是偵探小說的模式，每一篇作品都是一個精心構思的探案故事，隻是偵查破案的人不是警察，不是偵探，而恰恰是"俠盜"魯平。魯平的卷入案件常常是無意的。“魯平生平，差不多可以稱為獵奇的專家。”他的獵奇，具有兩種目的。其一，是為了消遣;其二，這簡直也成了他的‘專業的營業'。凡是社會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件，不論或大或小，隻要稍帶一些詭奇的意味，在他心目中，便認為這是發掘麵包原料的機會來了"(《在三十三號屋》)。在《藍色響尾蛇》中，魯平半夜潛入漢奸陳妙根家中竊取積聚的不義之財，不料陳妙根已被人槍殺，保險櫃也被撬竊一空，現場留下幾枚煙鬥和十三張麵值各異、幣製混亂的紙幣，其中有金幣、法幣、美鈔、偽幣，魯平感到"夠刺激"，帶回家中研究，於是不自覺地卷入了案件的偵破工作。在《鬼手》和《鴉鳴中》，魯平更是冒充霍桑出場，表麵上接受當事人的委托偵查案件，暗地裏卻按照自己的意願和利益幹著"劫富濟己"的勾當。案破之後，魯平也絕不會把案犯交給法律去製裁，他隻是按照自己的道德觀念和處世法則處理案犯口"他很樂意於把那個凶手找回來。但是，他卻不願意代法律張目。他所著眼的是，隻想找到那個以Leuger槍為玩具的生命的玩笑者，拍拍他，讓他把己吸進的血，照數嘔出來，於他卻已感到滿足了"(《藍色響尾蛇》)。孫了紅筆下的"義盜"魯平並不是一個形象高大的英雄，作者把他塑造成一個玩世不恭的帶著一些城市流氓習氣的社會叛逆者，而這一切，正構成了孫了紅偵探小說的特色。
孫了紅在創作中汲取了西方偵探小說各主要流派的寫作技巧。他的作品，巧於構思和布局，每一篇故事都有一段曲折緊張的情節，整篇故事往往一氣嗬成，能夠緊緊吸引讀者。孫了紅長於場景的描寫和情節的鋪墊，他的場景描寫從不遊離於情節需要之外，起到一種烘雲托月的作用。孫了紅的魯平探案強調故事的懸念性，往往在作品的開頭就將案件和一大堆雜亂無緒的線索牽到讀者麵前，讓讀者跟隨魯平的思考不和推理去猜測究竟誰是案犯，為什麼要作案?隨著情節的展開，忽而走入誤區，出窮水盡:忽而茅塞頓開，峰回路轉。常常是通篇籠罩著一層撲朔迷離的氣氛，使人如墮雲裏霧中，結局卻又奇峰突起，令人回味。又往往設置神秘恐怖的氣氛，比如說半夜摸人頸項，冰冷而僵硬的帶著鋒利指甲的鬼手(《鬼手》);大雨滂沱的半夜，窗戶被大風刮得咣當咣當響，空曠的大廳中間，昏黃的手電筒燈光下出現了一具麵帶笑容的屍體《藍色響尾蛇》；人犯被綁在場中無奈地向四周搜尋，一把尖刀將其刻心剖肚，隨著一陣陣焦味就出現了一張浸滿了鮮血的血紙人（《血紙人》);停屍房間，兩位姑娘正在給屍體化妝，忽然窗外傳來了一陣陣噓噓的聲音……這些繪聲繪色的場麵描寫十分逼真，能使讀者如身臨其境，從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此外，在他的後期作品中還大量運用了意識流描寫手法，使作品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陰影。雖然孫了紅的那些心理描寫，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意識流"，邏輯性很強，敘事者站在人物心靈之外的描攀，的確有了新感覺派的影子了。《藍色響尾蛇》可稱孫了紅的代表作。魯平卷入陳妙根被殺案中，他根據現場遺留下的一些線索，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發現了一樁漢奸之間的內部槍殺案，主犯是一個日本女間諜黎亞男。魯平順藤摸瓜，找到黎亞男，想借此向她敲詐一番，不料為美色所惑，陷入微妙的感情糾葛中難以自拔，反落入黎亞男的圈套。整篇作品不但情節曲折，描寫靈活生動，人物也富有個性，可以看出作者受四十年代後期浪漫派文學作品(如徐纖的《風蕭蕭》等)影響的痕跡。
在《俠資魯平奇案》中，孫了紅塑造了一個多樣化的人物，這個人物兼有中西兩個方麵的特色:於中國而言，他既是一名"俠客"，又是一名"盜賊";於西方而言，他卻是一個兼有偵探素質的"偵探"，這樣的人物必然是一個圓形人物，有著普通人的情感，又有著普通人所不具備的亦正亦邪的個性，而體現這個人物的個性特征的要素最主要是在小說語言的表述中。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我國偵探小說是二十世紀初從外國傳入的，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外國語言的表達形式，糅合本土的語言特色，就構成了孫了紅作品的獨特的語言風格。孫了紅偵探小說的語言特色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諷刺調侃。孫了紅《俠盜魯平奇案》中的魯平及其各色人物的語言充分體現了這個特色。表現的特征是:嘲弄、鄙夷、反諷、玩世不恭的話調和l對現實不無深刻的哲理反思。通過諷刺調侃的筆調去宣泄自己的憤怒。在《藍色響尾蛇》這部小說中，他寫道:"世上原有許多可敬的人物。例如，那些握權的大員，在老百姓麵前玩著種種鬼把戲，結果，某一個鬼把戲被戳穿之後，他們卻能臉不紅，氣不喘，照舊振振有詞啊，若無其事，原因是，他們的臉，是經過修煉而有道行的，這是一種偉大!"在《真假之間》中，他對惡勢力冷嘲熱諷:“隻見聖誕運人站在會場中心，向大眾報告說:‘現在請看曹丞相後代曹誌憲先生表演魔術，他今天榮任接收大員，表演接收魔術，請諸位多多捧場，多多送些汽車洋房給他。，"
二是淺白曉暢。孫了紅偵探小說的語言褪去了我國古文言文的陳詞濫調，也拋卻了"歐化"語言的"翻譯腔調"，顯示出一種含蓄雋永的淺白曉暢的風格特征。他流暢地運用了現代語法、修辭、新鮮詞彙，創造出一種自己的風格特色來。在《三十三號屋》中的評述:這裏，筆者要請讀者們特別允許我，說上幾句不必要的‘閑話'。喂!你們看哪!在這狹小的世界中，容納著這許多不同型的小東西，不用說，它們之間，一定也有許多所謂利害上的衝突的!可是，我們從來不曾看到過一對翩翩魚，會想另一對的扯旗魚，舉行過什麼‘海上會戰，;也不曾見過那劍尾魚，會想霓虹燈魚，放射過一枚半枚的魚雷，;它們之中，永遠沒有轟炸、屠殺等等的瘋狂舉動:它們是那樣的有禮貌，守秩序。於此，可見我們這些渺小的生物，相形之下，真是渺小得太可憐了!"之後又說道:"嗬!這不羈的筆尖，奔跑的太遠了!快收回來吧!"作者用放鬆的筆調來敘述自己的見解，仿佛是與你閑話家常，然而細思卻有著不同於表麵文風的哲理性意味。這一切，使得孫了紅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社會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