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工之王”從中統到開國上將
1955年國慶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授銜儀式。李克農被授予上將軍銜，毛澤東主席把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授予了他。李克農成了這次被授予上將軍銜的52名將軍中唯一的一位沒有領過兵、打過仗的將軍。盡管李克農沒有領過兵、打過仗，但他起的作用一點也不遜色於領兵打仗的將軍。他是著名的“龍潭三傑”之一，在國共兩黨隱蔽戰線的較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說“他是個大特務。不過他是共產黨的大特務，大功臣。”那麼，被人稱為“特工之王”的他，是如何一步步成為開國上將的呢？
投身革命 屢遭通緝
李克農，祖籍安徽省巢縣（今巢湖市），1899年9月15日出生於巢縣一個小康之家。1910年以後，他們舉家遷居到安徽蕪湖市，李克農的青少年時代，大部分是在蕪湖度過的。
李克農的父親李哲卿（又名李道明）雖然接受的是舊式教育，但他知書達理，且為人正派，思想比較開明。李哲卿年輕時，曾在地方政府及海關任過職，積累了一定的家產。出生於這樣的書香門第，使李克農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他曾就讀於安徽公學附小和聖雅閣中學，少年時代便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所就讀的安徽公學，是革命黨人活動的基地。在這裏讀書期間，他開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不僅接觸到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的書刊，還結識了陶行知、蔣光慈、惲代英等中共早期黨員，受到他們的影響。
1917年，李克農來到北平，在北平的《通俗周刊》做發行工作。張勳複辟，被迫回蕪。也是在這年，他娶了趙瑛為妻。
次年，在蕪湖省立第五中學讀書的蔣光慈與校外的錢杏邨、李克農等人組織“安社”（以英文“無政府主義”一詞的漢語譯音“安那其”為名），出版油印小報《自由之花》，猛烈抨擊反動軍閥政府。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作為安徽公學的一名學生領袖，李克農積極參加了蕪湖學生運動。與高語罕、朱蘊山、錢杏邨（阿英）、宮喬岩等，常在科學圖書社相聚，並給《皖江日報》撰稿。不久，李克農到安徽安慶市的《國民日報》擔任副刊編輯，因反對苛捐雜稅，被安徽省參議會議長晉恒履控告入獄。一周後經學生會等群眾團體請願，才獲保釋。
1920年李克農曾就任省政府秘書。第二年，赴安徽六安任縣政府第二科科長。
鴉片戰爭以後，許多西方國家在中國開辦教會學校，企圖對中國人進行奴化教育。蕪湖是教會學校較集中的地方，僅中學就有4所。1925年李克農回到蕪湖。5月11日，聖公會中學學生因為拒絕參加祈禱，與校方發生矛盾，教會學校開除領頭學生，導致該校與其他三所教會中學舉行罷課，蕪湖學生掀起反對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學潮。李克農、錢杏邨等推舉王稼祥等人作為代表前往省政府教育廳請願，最後教育廳為學生辦理了轉學手續，學生取得初步勝利。
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全國各地和海外華人紛紛聲援上海工人和學生的鬥爭。在此後的一兩周內，國內的遊行示威、罷工、罷課活動就達600多起。6月初，蕪湖成立“蕪湖國民外交後援會”聲援上海，李克農、阿英擔任該組織的負責人，並負責“外交後援會”宣傳事務。後來，大批學生從教會學校退學，為了使這些退學的學生有書可讀，使他們能夠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李克農與宮樵岩、錢杏邨等在大觀山腳下創辦民生中學。學校創辦伊始，李克農擔任事務主任，宮樵岩擔任該校第一任校長。民生中學不但收容了被教會開除的學生，還培養了許多貧苦人家的子弟。
學校成立不久，錢杏邨因抨擊時局，被軍閥通緝，隻身去了上海。
1925年9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江、浙、皖兼上海地方執委會秘書張秋人，從上海來蕪開始建黨，要求超齡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不久成立了蕪湖第一個黨支部，由張秋人擔任支部書記，委員有王坦甫、周範文。1926年3月，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召周範文赴上海，當麵指示安徽建黨工作。4月，周範文由上海回蕪，將黨團組織分開，正式建立中共蕪湖特別支部（簡稱“蕪湖特支”）。
錢杏邨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受組織派遣潛回蕪湖民生中學，準備策劃武裝起義。在錢杏邨的影響帶動下，李克農也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冬，李克農經楊士彬、俞昌準介紹，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3月，國民黨蕪湖縣黨部成立。李克農雖加入了共產黨，他的公開職業卻是國民黨蕪湖市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沒過多久又擔任安徽省委委員。在此期間，他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從事進步活動，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幾天後，蕪湖大批共產黨員與進步人士被捕，有的被殺害。4月18日，蕪湖國民黨右派策劃反革命事變，李克農事先獲悉，及時通知同誌們轉移，使中共蕪湖特支及共青團蕪湖地方執行委員會主要骨幹得以隱蔽。在反革命氣焰十分囂張的情況下，李克農等人潛往巢縣，他成了敵人懸賞通緝的對象。
8月12日，蔣介石被迫下野，情況有所好轉。11月27日李克農返回蕪湖，恢複民生中學，並自任校長。他以民生中學校董事會主席身份主持校務，將此校辦成中共安徽省臨委的秘密活動點。根據黨的指示，他在校內成立“濟難會”，組織學生反對蔣介石和新軍閥陳調元。
蕪湖有個青幫頭子叫馬玉伯，在北伐軍進入蕪湖後，迫於形勢裝出革命姿態，拿出一部分錢財支持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暗地裏卻與國民黨右派勾結，想借機稱霸蕪湖。為了掌握他的動態，也為了掩護身份，奉中共蕪湖特支指示，李克農與錢杏邨打入蕪湖青幫組織，建立關係，探聽消息，進行革命鬥爭。
一天晚上，李克農和錢杏邨備了一份厚禮，到馬玉伯家登門拜訪。因為李家與馬家早就有聯係，馬玉伯顯得非常熱情。當李克農與錢杏邨表示想加入青幫後，馬玉伯接收了他們。接下來，李克農與錢杏邨在馬家靈牌前燒紙行禮，以示入門為弟子，馬玉伯則在一旁還禮。儀式結束後，馬玉伯請他們兩人坐下來喝酒，對他們加入青幫表示歡迎。
此後的一段時間，馬玉伯對共產黨人的態度有了緩和，但不久由於形勢的變化，他又徹底倒向了國民黨右派一邊。盡管對馬玉伯的工作沒有最終取得成功，但這是李克農第一次嚐試“打入”對手內部開展工作的經曆，為以後的潛伏工作積累了初步經驗。
1928年1月27日，蕪湖國民政府公安局圍捕“濟難會”負責人王紹虞等40餘人，大肆逮捕共產黨。1月28日清晨，軍警包圍民生中學，進行搜捕。李克農打算去民生中學安排撤退，但快到校門口時見國民黨軍警已包圍學校，隻得趕緊化裝潛往上海，他走後遭到國民黨安徽省政府省長陳調元下令通緝。
李克農直奔火車站，準備乘火車到南京再去上海。沒想到剛出下關車站，又碰上國民黨士兵在抓人。原來，南京也在通緝李克農。他見情況不妙趕緊回身逃走，士兵在後麵緊追。跑到一個路口時，李克農與一輛人力車相撞。車上的人認出了他，把他拉上人力車，並讓車夫拉上他快跑。這個救他於危急之中的人，是曾在蕪湖民生中學當過體育教師的國民黨上校軍官王振武。王振武思想進步，了解情況後將李克農帶到第六軍駐南京辦事處躲避風頭。身為暫編第六軍政治部主任的王振武，安排李克農暫時在政治部擔任中校秘書。後來局勢稍微平靜時，他護送李克農乘火車前往上海。因為這事，王振武被國民黨革去了官職。
打入中統 歸屬特科
到上海後，李克農很快與與錢杏邨取得了聯係，並將組織關係轉到春野書店支部。春野書店支部由瞿秋白直接領導，李克農通過春野書店與上海的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在“春野支部”過組織生活。剛來上海的這段時間裏，李克農主要從事文化教育工作，與地下黨員潘漢年等人一起，參與黨在上海的一些小型報紙的創辦。如他與潘漢年一起，創辦了《鐵甲車》小報。當時條件很差，但他們幹得非常開心。
1928年冬，他被調到中共滬中區委，擔任宣傳委員，繼續從事文化工作。他遵照黨的指示，經常上街撒傳單、貼標語，搞“飛行集會”等活動。
早在1928年2月，在蔣介石授意下，國民黨成立了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這實際上是國民黨的一個特務機構，是中統（CC係）的前身。開始的時候，黨務調查科的工作對象主要是幫助蔣介石掃除異己勢力，奪取國民黨最高領導權。當蔣介石當上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兼任國民政府主席後，黨務調查科把目標轉向了共產黨。到了1929年冬，國民黨為了控製局勢，著手建立秘密特務組織。
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主任的陳立夫，為了迎合蔣介石“剿共”的需要，計劃在黨務調查科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秘密偵察、審訊的特務機關，對外名稱是“中央俱樂部調查科”（後來改為“中統”）。陳立夫把這件事交給他表弟徐恩曾來辦，任命徐恩曾擔任調查科主任，同時兼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
徐恩曾這人曾留美學習電氣工程，但對如何建立特務機關當時還是個外行。於是就找到他的浙江湖州同鄉、當時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任秘書的錢壯飛說：“陳老板讓我出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科長，招兵買馬，擴充機構，專門對付共產黨。我此次去南京任職，需要一個得力助手，我想帶你去，做我的機要秘書，你願不願意？”錢壯飛表示要考慮後再答複他，實際上他是要向黨組織彙報此事。
李克農與胡底早就認識，經胡底介紹，李克農又認識了錢壯飛。後來被稱為“龍潭三傑”的三位中共情報英雄，此時聚在一起。錢壯飛說：“現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擴大人員，為建立國民黨特務機構作準備。目前缺少廣播新聞編輯，要向社會公開招聘。”三人研究認為，這是打入敵人內部的絕佳機會。李克農當即表示，他會迅速通過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向黨中央報告。他自己準備報考無線電管理局，在國民黨特務機構中建立共產黨的組織。
接到李克農的報告後，中共江蘇省委將此事上報了中共中央。
兩天後，江蘇省委的同誌通知李克農，中央對他的意見進行了認真研究，決定讓他和胡底、錢壯飛一起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中去。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他們三人成立一個黨的特別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同時，中共中央批準錢壯飛可以隨徐恩曾去南京。
接受組織上下達的任務後，李克農進行了認真準備。他覺得此事事關重大，不能浪費這次難得的機會。1929年12月，他不但和胡底一起通過了國民黨無線電管理局的考試，而且還榮登榜首。這次考試有三個科目：三民主義、科學常識、用古文寫一篇作文。李克農文史知識功底好，科技方麵知識也懂得不少，所以發揮得非常出色。因為他考了第一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徐恩曾先讓他擔任廣播新聞編輯，準備日後對他重點培養。
打入敵人內部後，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央特科，歸中央特科領導。李克農化名李澤田，常往來於寧滬之間負責與中央特科聯係。李克農與中央特科的陳賡單線聯係，獲取的情報由陳賡轉呈中央。
中共的情偵工作，是1925年廖仲愷被刺後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首先創建起來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到武漢。周恩來認為地下黨必須設立情報和保衛工作的專門組織，通過隱蔽鬥爭，防止敵人破壞，保衛黨的安全。當年5月，周恩來在當時處於武漢的中共中央軍委會（此軍委會負責在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共產黨活動，並不掌握軍隊，與日後的軍委會不可同日而語）下設特務科，又稱中共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負責中央的安全保衛工作。7月15日，汪精衛等人發動“七?一五”事變之後，中共中央被迫轉移至上海租界內。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將特務工作處改組為特別行動科，加強中共中央的安全保衛工作。1927年11月，周恩來建議成立中央特科。他的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準，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衛機構——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主要骨幹人員為曾經到蘇聯學習政治保衛的陳賡、顧順章等人。
1928年春，中央特委為了訓練秘密工作幹部以適應新環境中對敵鬥爭的需要，開辦了為期20天的訓練班。當時陳賡與中央特科絕大多數人員，都參加了這個特訓班。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由周恩來實際主持。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營救被捕同誌和懲辦叛徒特務。特科設總務、情報、保衛三科，總務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洪揚生；情報科（二科）負責收集情報，建立情報網，科長陳賡；保衛科（三科，也稱紅隊、打狗隊）負責保衛機關，鎮壓叛徒特務等，科長顧順章（兼）。1928年又增設了無線電通訊科（四科），負責設立電台，培訓報務員，開展與各地的通訊聯絡工作，科長李強。
打入徐恩曾的無線電管理局後，為了在敵人內部站穩腳跟，李克農工作非常賣勁，各項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李克農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都替徐恩曾分憂，這使徐恩曾非常高興，漸漸地就不把他當外人，公事私事都不避他。就這樣，李克農憑著自己的努力，在中統特務機構站穩了腳跟。
徐恩曾觀察了李克農一段時間後，發現了他業務能力很強，非常能幹，就提拔他擔任電務股股長，將他視為值得自己信賴的人。
徐恩曾得意地誇耀自己有三員幹將：貼身的機要秘書錢壯飛，坐鎮設在南京的特務首腦機構——“正元實業社”兼管“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特務股長李克農；天津長城通訊社社長胡底。有他們3人，就有了最靈敏的耳目。全國南北，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內部各派，或者其他黨派的情報會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
李克農的官不大，隻是個股級，但他的權力卻不小，當時全國的無線電報務員都歸他管。掌握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考核登記的大權，利用這個條件，後來李克農安插了不少自己的同誌到國民黨要害部門任職，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施計除惡 “蘇大”較量
在當時的情況下，李克農小組的主要任務是鎮壓叛徒、打擊國民黨特務和營救被捕的同誌。李克農等人利用工作之便，注意查找叛徒，一旦發現線索就通知中央特科，采取有效措施鏟除叛徒，以保證中央機關和黨組織的安全。
上海警察局有個姓王的督察隊長，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共分子，不少共產黨員犧牲在他的手中。為了地下黨組織的安全，陳賡指示李克農：要設法把這個壞家夥除掉！
李克農接到命令後，立即著手實施除惡計劃。擺要他麵前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既達到除惡的目的，同時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和錢壯飛、胡底商量，一致認為不宜操之過急，要等待機會。
過了一段時間，機會終於出現了！一天中午，這位姓王的督察隊長來到李克農的辦公室，把一個皮箱放在李克農的辦公桌上。他對李克農說：“這裏麵的東西都是從共產黨窩點裏搜出來的，兄弟我實在太忙了，你看一下這裏麵還有沒有油水。這方麵你是內行！”箱子裝得滿滿的，李克農打開箱子一看，裏麵裝的全是各種書籍和文件。
李克農把裏麵的資料仔細檢查了一遍，將一些可能被敵人利用的文件銷毀了。幾天後他主動到警察局去找督察隊長王某。來到王某的辦公室，李克農故作神秘地說：“王隊長，這是從你交給我的那些資料裏找出來的東西。”說著，李克農把一張破舊的紙片放在王某的麵前。王某一看，紙片的右下角有一個不太清楚的“豪”字。
當時周恩來曾化名“伍豪”，國民黨特務也獲悉了這一情況。王某看到這個“豪”字，一下子就興奮起來，迫不及待地問：“這是中共頭子伍豪嗎？”
李克農見他上鉤了，故意吊他的胃口：“別著急，好戲還在後麵，有用的東西在這裏呢！”他邊說邊用一根蘸了酒精的棉簽在那張破紙上輕輕地擦拭，不一會兒，一行清晰的字出現了：永和路2號。
王某問：“這個永和路2號是共黨頭子伍豪的住處，還是共產黨的接頭地點？”
“據我分析，這很可能是共產黨頭子伍豪經常活動的地方，甚至有可能是他的老窩。”李克農接著把自己的分析依據告訴了王某。王某覺得李克農推斷得有理，雙眼都發亮了：“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太好了！兄弟，咱們升官發財的機會來啦！這既然是塊肥肉，可不能讓別人給搶了，我馬上帶人去端他的老窩！”
王某原以為李克農對他的做法會立即表示同意，但沒想到的是，李克農卻讓他“冷靜一下再說”。李克農對他說：“現在我們還不能輕舉妄動，避免打草驚蛇。共產黨我們是抓了不少，可都是些小魚小蝦，沒有太大的價值。我覺得我們應該以靜製動，先觀察幾天再說。隻要我們派人嚴密監視，他們是跑不了的。等我們偵察清楚了，伍豪確實在裏麵，就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王某覺得李克農說得有道理，就照他說的辦，暫時不打草驚蛇。他對李克農說：“李兄果然高明，兄弟我自愧不如！難怪老板如此器重你。就按你說的辦，我馬上派人日夜監視。事成之後，兄弟保證不吃獨食，有你的一半功勞。”
為了迷惑敵人，李克農讓陳賡有意在永和路2號一棟三層高的小洋樓安排人員進進出出，這些人行色匆匆，臉上表情神秘而緊張。特務們越看越覺得這些人像中共地下黨的人。沒錯，這些人都是中央特科的人員。他們藝高人膽大，在引誘特務們上鉤。
督察隊長親自帶領特務們蹲點守候，誌在必得！而李克農卻沒時間陪他們，他忙裏偷閑悄悄來到了南京。徐恩曾親自在酒店設宴，為他和胡底接風。在飯桌上，李克農故意說給徐恩曾聽：“老板，前不久我發現了一處共產黨的秘密聯絡地點，而且似乎還和共匪首腦伍豪有關係。我及時地把這個地點告訴了警察局督察隊王隊長，但不知為什麼，他們至今沒有動手。我擔心，一旦共匪嗅出什麼，就會全部消失。”
聽說與共黨首腦伍豪有關，徐恩曾非常重視，要錢壯飛馬上打個電話給上海方麵，查一查原因。他強調說：“誰敢延誤戰機放走了共黨頭子，格殺勿論！”
第二天一早，李克農乘火車返回上海。一下火車，他通過交通員轉告陳賡：讓永和路2號的同誌全部撤離。他剛到單位上班，督察隊王隊長就來到他辦公室，神情不安地說：“李兄，情況不太妙。南京方麵來電話，要求我們立即行動，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準備今天晚上就動手。你對共產黨的情況比較熟悉，晚上一起去。”
“南京方麵怎麼會知道這事呢？”李克農裝著不解地問。
王某說：“是呀，我也感到奇怪，不知是誰走漏了風聲。徐主任很不高興，大發雷霆。錢秘書打電話來說，徐主任對我們的做法非常不滿。”
李克農說：“既然如此，那就馬上執行主任的命令。”
接到李克農的情報後，中央特科的人員已馬上撤離。當晚10時左右，特務們見永和路2號的燈已滅，馬上衝上去破門而入，想抓共產黨首腦。經過檢查，一至三層全是空的，連個人影也沒有，共產黨早已人去樓空。
因為放跑了共產黨要員，上峰怪罪下來，不久督察隊長王某因為“貽誤戰機”的罪名，被革職查辦。
1930年5月，蔣介石與馮玉祥等人的中原大戰爆發。老蔣忙於抽調軍隊去對付馮玉祥，後方一度比較空虛，因而對共產黨的搜捕也一度有所鬆懈。中共中央決定趁此機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此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擴大紅軍、擴大蘇區，奪取更大的勝利。這次會議的意義十分重大，中共中央高度重視。中央特科接到了負責保衛這次會議的任務，陳賡指示李克農等人，要注意搜集敵人的情報，密切掌握敵人的動向，確保會議的安全。
中共中央將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消息，不久還是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特務知道了。警備司令熊式輝召見政治密查員宋再生，對宋再生說：“共產黨要召開全國性會議，圖謀發展他們的勢力。此事關係到黨國的安危，非同一般！你要特別重視，作好周密安排，最好在他們開會時將他們一網打盡，這樣便可徹底解決黨國的心腹大患！如果成功了，可獲得蔣委員長懸賞的5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