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青年 發現日諜
1937年下半年的一天，徐恩曾帶來一個年輕人，將他分配到李直峰的密電二組。從此，又一個愛國青年加入到密電研究行列，他就是從日本歸國的池步洲。
池步洲1908年出生於福建省閩清縣三溪鄉溪源村，小時候因家境貧困，直到10歲的時候才在他五哥和五嫂資助下上學。池步洲用了3年時間完成了全部小學課程，在此之後考入福州英華書院。在順利讀完中學之後，池步洲於1927年前往日本留學，先是在東京大學機電專業學習。1934年春畢業後，又在早稻田大學工學部學習。1934年從日本早稻田大學工學部畢業後，池步洲曾到中國駐日大使館武官署任職。“七?七”事變爆發後他決定回國參加抗戰，此時在日本留學工作了10年的池步洲，已經娶日本女子白濱英子為妻並生育了3個子女。說服妻子後，他攜妻帶子回到祖國。
池步洲1937年冬天趕到南京謀求抗戰時，蔣介石已經移師重慶，救國無門的池步洲下榻南京華僑招待所正巧遇到了留學期間的老朋友陳固亭。陳固亭此時已是陝西省政府社會處處長，因為陳知道國民黨正在籌建對日密碼情報破譯機關，所以建議池步洲去嚐試譯電，他的話對於一腔熱血的池步洲來說充滿說服力：“中央要找留日同學研譯日本密電碼，蔣委員長說過，誰能譯出日本密電碼，等於前方增加幾十萬大軍。你回國不是為了抗日嗎？還是試試吧。”
就這樣，池步洲來到了中統機構，被分配到李直峰的密電二股。李直峰見他淳樸、愛國、善良，出於對他的愛護，故意沒有發給他加入特務機構的組織表和宣誓書，有意不讓其填寫所謂的“特工誌願表”，也不讓其參加所謂的“宣誓儀式”。以至八個月後，池步洲可以自由地離開中統局。
1938年7月，蔣介石為整合密電資源，命包括中統局在內的所有部門的密電人員全部交給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由蔣介石的內弟毛慶祥統一領導。就這樣，國民黨的密電研究人員整合到了一起，李直峰也因此順利潛入國民黨的最高軍事部門。
在這以後，發生了幾個插曲。已成為密碼所主要電訊專家的楊肆，有一天從所破譯的情報中，偵收到一份外交密電，係蔣介石手下與日本人暗中來往的一些人員的名字，其中就有他密碼所同事霍某。獲知霍某是日本特務後，令楊肆驚出一身冷汗。沒想到日本的諜報機關無孔不入，許多特工已打入國民黨黨政軍等部門內部！
楊肆聯想到一年前自己在南京差點被日諜綁架，那次肯定是有人出賣自己。1937年11月19日晚，楊肆騎自行車出城北的挹江門去江邊中山碼頭，為隨政府機關西撤漢口的舅舅一家人送行。一路上，兩個身份不明的男子一直盯著他。他騎車回城途經山西路時被那兩個不速之客趕上，將他連車帶人撞倒，並撲上來欲將他拖走。他拚命反抗，三人打成一團。危急之際，駛過來一輛道奇小汽車，車上下來兩位軍人。那兩人見勢不妙，借夜色掩護逃走，楊肆這才未遭綁架。救他的是八路軍駐京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當時要是被綁架，後果會是怎樣真是不堪設想。
當時表兄弟倆經過分析，都懷疑這次綁架事件是霍某暗中搗的鬼。因為傍晚時分，研究組5個人和研譯組閔石麟、孟廣治等6人都不在組裏，被調去國府路電政司協助折卸電訊裝備，打包裝箱，為撤離作緊急準備，可排除嫌疑。隻有霍某借口不舒服，留在辦公室裏，他很可能偷聽到楊肆向溫毓慶所長請假外出的電話，暗中將楊的行蹤通風報信給了日本特務。
由此楊肆還聯想到1936年他堂弟楊述向他反映的一件事。當時楊述來南京住在他那，有一天看舊雜誌，無意間讀到《大眾生活》1935年11月第一卷第三期上的兩則過時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路透社的“就任‘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外交處長之霍某，曆訪北平的日本大使館、陸軍武官室、海軍武官室等，正式通告委員會的成立，並懇請日本方麵的援助。”那個漢奸“外交處長”叫霍某，這個密碼檢譯所的研譯組長也名叫霍某，兩人是不是同一個人？
楊述將疑惑告訴楊肆後，楊肆認為不太可能。密碼所這個霍某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畢業於杭州之江大學，後赴日本留學。回國後，他在上海電台譯製部工作過。“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時，他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領導的抗日救國總會，上前線慰問英勇殺敵重創日軍的十九路軍。特別是他進密碼所的擔保人據說是中央審計局長陳其采，陳其采早在民國二年就擔任過南京臨時政府參謀本部廳長，資格恐怕比蔣介石還老。他是國民黨元老級人物、老同盟會員、辛亥年上海大都督陳其美的堂弟，也就是當時政要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的堂叔。他怎麼會給一個日本漢奸作擔保人呢。楊肆看到雜誌上那張照片上的霍某，與他單位的霍某長得不太像。當時堂兄弟兩人認為兩個“霍某”不太可能是同一人，當過漢奸的霍某難道會傻到自投羅網嗎？
為安全起見，楊肆還是將此事報告了溫毓慶。溫毓慶不敢怠慢，請中統和軍統分別對霍某作過調查，但未發現他有通敵嫌疑。
其實，兩個同姓同名的霍某就是同一人，霍某的漢奸身份早被國民黨軍統發現了。1937年11月，就在楊肆險遭日本特務綁架不久的一天大清早，霍某在悄悄和日本海軍女間諜南造雲子接頭時被憲兵聯合巡邏組拘捕，而南造雲子在幾個漢奸同夥掩護下逃脫了。霍某被軍統治安組人員扣押到軍統總部，新上任的軍統南京區區長錢新民對霍某進行突擊審訊。霍某承認他因受大漢奸殷汝耕拉攏引誘才當了漢奸。錢新民將霍某押送武漢，戴笠單獨提審了霍某。但出人意料的是，霍某不但沒受到嚴懲，1938年3月還被調到軍委會機要室搞日本密碼研譯工作。對此楊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後來打入軍統多年後他才弄清其中的“奧秘”。
這次又拿到了霍某是漢奸的確鑿證據，楊肆將這一情況告訴了王維鈞。王維鈞十分震驚，表示立即將霍某通敵之事通報給軍統，請求嚴加處置。但不知怎麼回事，軍統卻不見有什麼動靜。這事令楊肆、王維鈞對國民黨當局感到悲觀失望。
就在他們感到悲觀失望之時，碰巧的是楊述被派到漢口搞抗日宣傳工作，他經常上密碼所借宿，時常和他們談心。在楊述的引導和影響下，王、楊兩人決心投向共產黨。在楊述的引見下，楊肆見到了當時的中共長江局書記王明，雙方作過長談。與王明談話之後，楊肆非常振奮，於是與王維鈞相約準備一起去會晤當時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處長李克農。
心向延安 繼續潛伏
經過周密安排後，楊述、楊肆、王維鈞三人一同過江，在漢陽江邊的一家茶館裏，他們秘密與時任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處長的李克農見了麵。
楊述將楊肆和王維鈞介紹給李克農，李克農與他們握手表示歡迎。寒暄後，楊肆交給李克農兩本日本密碼組織的情報和秘密抄錄下來的幾份侵華日軍兵力部署調動及日本政府最新動態等重要情報。王維鈞則將密碼所偵察電台呈送給溫毓慶的一本最新偵察情況總結報告交給李克農。這本報告內繪有日本外務省國際無線電台通訊聯絡網以及在華日軍前線軍用電台相互聯絡通訊的聯絡網，並有電台呼號、波長和通報時間及文字說明。
李克農很興奮，他說“這些對我們是很有用的，我們也要研究日本密電，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除了對他們予以勉勵，李克農還提醒他們注意安全，因為武漢當時到處都有戴笠的軍統特務和線人。
這次特殊的會麵是楊肆和王維鈞正式和中共方麵建立秘密聯係的開端。以後楊肆他們又曾數次向李克農遞送有關情報。
1938年10月，在武漢淪陷前一個月，楊肆所在的密碼所準備遷至廣西桂林。王維鈞因奉命在衛戍總司令羅卓英的情報處協助電訊工作，在武漢淪陷前一星期才離開漢口。此時，電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馬遷到湘南重鎮衡陽，王維鈞也就到了衡陽。在衡陽時，楊肆與上司溫毓慶發生激烈爭吵。當日晚楊肆約王維鈞到湘江邊一家酒樓喝酒，他向王維鈞說出了自己想脫離電政司密碼所投奔延安，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專長的想法。王維鈞要他再等等，等和中共方麵恢複了聯係，聽取他們的意見再決定去向為妥，楊肆考慮再三，最後同意了。
其實，想投奔延安的諜報人員豈止楊肆、王維鈞，同為密電專家的李直峰也有此想法，他還付諸了行動。
1938年11月軍委會又成立了密電研究組，李直峰的具體職務是“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副組長。池步洲也調入“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繼續從事密電的研究工作。不久他離開了研究組，到中央廣播電台工作。
盡管國民黨出於戰爭的需要，為李直峰他們提供了不少方便，但客觀條件所限，困難還是不少。這個在大撤退時期成立的“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天天輾轉遷徙，還要遭受空襲，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偵破工作久無進展，而軍委會則天天催著要日方情報，一幫人員傾其全力，亦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李直峰一度產生了離開這個機構的想法。他想“到延安去，直接為黨工作”。
為了盡快找到日軍密碼、變換密碼的規律，李直峰同樣需要中共方麵向他提供延安截獲的日軍情報。憑著他與中共的特殊關係，中共中央同意了他去延安的請求。深思熟慮以後，他以尋找破譯資源為名，向上司毛慶祥建議：“派人到各大戰區去搜集在戰場上繳獲的日軍密電碼本，將會有助於日本密電的破譯，至少也會有參考價值。”他的建議很快得到批準。
1939年夏，李直峰被任命為軍委會少將參議，另一個同行的李裕為軍委會上校參議，他們拿著蔣介石的命令，到各戰區去直接找司令長官要繳獲的日軍密電碼。懷揣著蔣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戰區轉了一圈後，他們到了西安。然後按照李直峰的意見，他們兵分兩路：李裕留在西安，李直峰直奔延安。李裕擔心到紅色中心延安去會有說不清楚的嫌疑，見李直峰願意一個人去八路軍總部，正求之不得。李直峰便悄悄帶上妻兒，來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延安。
到延安後，李直峰立即找到他的直接領導曾希聖，請求轉呈周恩來副主席批準，讓他留在延安公開為黨工作。正當黨中央準備批準他的請求時，毛慶祥打電話到處找他，鑒於他的身份沒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慶待命。
為了解除毛慶祥的懷疑，由周恩來親自批準，中共方麵將八路軍繳獲的3種日軍密電碼本交給重慶的軍委會。交到國民黨中央軍委會的三種日本陸軍日文雙重密電碼本子是：（1）以5678為指標的四位數字密碼加減四位亂數本，計一百十一頁；（2）四位數字密碼加減四位亂數本；（3）以111為指標的三位數字密碼加減四位亂數本，共計13頁。
考慮到安全問題，密碼本另由曾希聖派專人護送。不讓李直峰親自帶回去，這也是為了掩護李直峰的共產黨員身份。得到了這些機密資料的軍委會密電研究組負責人，還曾要求蔣介石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頒獎。
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關軍統與中統之間，也存在不小的矛盾。李直峰係中統方麵的人，他到延安去了一趟，盡管中共方麵有意對他進行了掩護，但李直峰這次延安之行還是引起軍統特務的懷疑，因為他是甩開李裕獨自去的延安。隻是軍統方麵沒有抓住什麼把柄，一時也奈何他不得。
曾希聖交給國民黨中央軍委會的這三種密電碼本子，軍委會當然是交到密電研究組去研究的。既然有了這樣現成的資料，難免人人垂涎，誰都想橫插一杠子，揀點兒便宜，爭點兒功勞。於是軍統局的魏大銘第一個下手，向密電研究組要日本密電碼。
這個魏大銘是上海人，1907年出生，也是個密電專家。魏大銘早年畢業於通訊部的通訊技術訓練所，李一範掌握了全國商業電台時，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銘就成了國際和商業電台所有報務員的“報務員領班”。論搞電訊工作，魏大銘的確是一把好手。抗戰前，他是在上海國際無線電台任報務員，當時有人稱，偌大中國的國際電台中，僅僅有三個半人能與歐美先進國家的最佳報務人員媲美，魏便是三個人中的一個。1932年1月，李一範將魏大銘推薦給胡宗南。在很短的時間裏，他幫胡宗南的第一師建立起了一個擁有5座電台的通訊網，胡宗南對他十分滿意。後來胡宗南部調往甘肅，魏大銘不願意去西北，胡宗南於是就做個順水人情將他推薦給了戴笠。
魏大銘後來的情況又如何呢？1933年3月魏大銘到戴笠的特務處報到，從此成為軍統中的一員幹將。他受權領導戴笠的特務通訊處，包括人事培訓和密碼分析。魏大銘的密碼分析人員在“福建事件”中破譯了第十九路軍的密碼，從而向蔣介石提供了鎮壓福建事變中的十九路軍的重要依據。魏大銘還“虎口奪食”將戴笠的情婦搞到手，結婚時戴老板還送來厚禮。由此可見，魏大銘確實是個不簡單的人物。
現在魏大銘以軍統的身份，客客氣氣地以“懇請”的口氣、“合作”的借口、“批準”的方式來要密碼，能不給他嗎？就這樣，魏大銘正大光明地抄走了一份。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的溫毓慶一看也眼紅了，但他沒有軍統局這樣大的來頭、這樣硬的後台，就使用其他伎倆，用重金收買，也秘密地抄走了一份。
這一來，軍委會密電研究組、軍統局密電組、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三家各顯神通，背靠背地展開了一場“破譯競賽”。但三個單位的密電破譯競賽，誰也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對此頗感失望。
打入軍統 三方合並
1939年，中國的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這年下半年楊肆他們的電政司密碼所幾經輾轉，從昆明遷至陪都重慶，與軍統局做了鄰居。這期間，他們偵收到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太平洋上各艦隻間的無線電通訊聯絡，初步破解了密碼結構，從中獲悉艦艇的位置及調動情況。不久，又掌握了日本空軍的密碼。特別是汪精衛叛國前後，溫毓慶從日本密電中得到了他與日本秘密往來及派陳公博、曾仲鳴、周佛海、褚民誼與日方接觸的情況，上報蔣介石。國民黨中央軍委會因此下不了台，就想組成一個直屬於軍委會的新機構，取代“日帝陸軍密電研究組”。
在這種情況下，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濟濟、卓有成績的密碼所，對溫毓慶軟硬兼施，但溫毓慶就是不讚同將軍統電訊處、中統電訊處及密碼所三方“合並”。這令戴笠無奈卻又心有不甘，於是他又提出要求，要溫毓慶派出兩名熟練的密碼研究人員到軍統做技術指導。溫毓慶經過考慮之後，便將楊肆派往軍統局。起初，楊肆根本不願去。中共黨組織知道這事後，特派他堂弟楊述登門拜訪，反複做其思想工作，勸其打入軍統。
可是，對特務組織非常反感的楊肆仍想不通，還是不想去。楊肆對堂弟說：“三年前戴笠就拉我過去，要去我早就去了。那時我不願去特務機關做事，現在還是那個態度！”楊述見自己做不通堂兄的工作，隻好將此事向組織上彙報。
李克農聽取楊述的彙報後，特地在重慶上清寺一茶樓秘密召見了楊肆。李克農耐心地開導楊：“一個人在哪裏工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幹了什麼。你到特務機構去，可以幫我們掌握許多有用的情報，這樣可以為抗戰發揮出更大的作用。這種作用，是一般的人所無法達到的。”楊肆被李克農的一番話說得心服口服，終於同意打入軍統，並接受了秘密任務。
自此後，楊肆去郊區磁器口軍統局本部上班。為避免暴露身份，楊肆和同樣搞情報工作的表弟王維鈞中斷了聯係。在軍統局，他主要還是從事日本軍事、外交密電破譯研究工作，他還帶了夏隆堅等幾個助手。每隔一個星期，楊肆便將破譯的日本密電交給我地下黨一份，接頭地點絕對保密，且作不定期變更，以防被軍統特務覺察。
1940年4月，蔣介石正式下令：軍委會密電研究組、軍委會機要室密電股、交通部電政司密電檢譯所、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軍政部研譯室五個機構，合並組成“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簡稱“軍技室”），溫毓慶任中將主任，毛慶祥任少將副主任兼主任秘書，魏大銘任少將副主任。溫毓慶走上層路線，迫使蔣介石收回了任命毛慶祥兼任主任秘書的成命，改由溫毓慶的親信王維鈞任主任秘書。這樣一來，溫毓慶就掌握了軍技室的實權了。合並以後的軍技室，辦公地址選在重慶南岸黃桷埡的劉家花園內。新成立的軍技室總人數將近500人，是原軍政部研譯室的整整10倍。
機構合並後，密電戰線的精英聚首了。軍技室下設六個組，楊肆原是密電檢譯所的研究部主任，被任命為第三組少將組長。李直峰因為去了一趟延安，被認為有“通共”嫌疑，因此，這次合並沒有得到重用，隻讓他在第六組當第一科科長，專門從事中文密電的破譯。池步洲單槍匹馬破譯了日本外務省密電碼，也被調到軍技室，但國民黨內部妒賢嫉能，他及他的助手沒有被重用，池步洲被分在第一組當普通科員隻被任命為“薦任技正”，地位還在科長以下，隻不過薪金從380元加到400元而已。
1940年夏，楊肆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處長周怡的單線領導。事隔不久，王維鈞也加入了共產黨。
王維鈞擔任軍技室主任秘書以後，他的表弟楊述約他到上清寺一個茶館中會麵。楊述要求把破譯出來的日本密電送給地下黨一份，王維鈞表示同意，但要求做好保密工作。楊述說：“最保險的辦法就是由你親手抄錄一份親自送出來。”王維鈞表示這一點很難做到。因為每天破譯的密電多達上百份，王維鈞身為主任秘書，同時還兼著交通部電政司的一份兒工作，事情很多，根本沒有時間抄寫。那該怎麼辦呢？
王維鈞想了一下說：“有辦法了！”原來當時所破譯的密電，都是由繕寫員複寫三份，一份加火漆封固後每日由專人送到軍委會機要室毛慶祥處轉蔣介石；一份研譯組存檔；一份用火漆封固後交王維鈞轉交溫毓慶，溫看後退還王維鈞歸檔。這歸檔的一份，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就沒有人查問，也就永遠留在王維鈞處不動了。王維鈞想“就從這裏打主意！”他向楊述建議，把從溫毓慶處退回來的這份“歸檔文件”交專人送到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由辦事處的人連夜抄錄，第二天再拿回來交換新的情報。楊述認為這樣做可行，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此舉一直沒被敵人發現。
大合並之前，溫毓慶雖然早就知道池步洲的名字，也知道他在破譯日軍密電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從來沒有見過麵。大合並之後，池步洲抱著為抗日多出力的想法，把自己破譯的日軍密電碼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