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的上司溫毓慶對他的這一無私奉獻的做法非常讚賞，特地在他的辦公室，約見了池步洲一次。他稱讚大合並中池步洲上交的關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密電密碼本的編排方法：“你們有科學頭腦，編排得簡單合理，檢索、翻譯都很方便，比我們的強多了。”
接著溫毓慶又問關於破譯日本外交密電的事，池步洲將此事的前後經過詳細地作了彙報。
池步洲告訴溫毓慶，他通過統計發現收到的日軍密電，基本是英文字母、數字、日文的混合體，字符與字符緊密連接，多為（MY、HL、GI……）。池步洲作了進一步的統計，發現這樣的英文雙字組正好有十組，極可能代表著0-9的10個數字。根據這一發現，池步洲做了一個大膽的猜想：他將這十組假設的數字代碼使用頻率最高的MY定為“1”，把頻率最低的GI定為“9”。另外，日軍密電中的數字，很可能表示的是當時交戰軍隊中的部隊番號和兵員數目等數字。於是池步洲到部隊進行核對，由此他找到了越來越多的突破口。除此之外，他並結合密碼中的許多隱語，如“西風緊”表示與美國關係緊張，“北方晴”表示與蘇聯關係緩和，“東南有雨”表示中國戰場吃緊……由此順藤摸瓜，他最終破譯出一份份日本軍部大本營發出的密電。
接連破譯 抗戰建功
由於特務內部為了爭權鉤心鬥角，軍統魏大銘四處放出謠言，說溫毓慶將密電檢譯所破譯的日本外務省外交密電以高價賣給了英國的特務，軍統局正報請蔣介石批準，要將溫毓慶逮捕法辦。此舉實際上是想給溫毓慶羅織罪名，趕他下台。溫毓慶不知為何，借口到香港治病，然後轉道去了美國，再也沒回來。他走了以後，1940年6月魏大銘奉蔣介石的命令，代理軍技室主任。軍技室的大權，於是落到了軍統特務的手中。
在魏大銘的眼中，認為李直峰不是共黨分子，就是親共分子。但是一時間他又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無法將其逮捕，隻好采取“調離”的手段，把他調到軍令部西安譯電人員訓練班任上校主任教官兼軍技室第十工作隊隊長。這個譯電人員訓練班，是專門培養特工用以破譯共產黨和非蔣係部隊的密電的，由軍統局掌握控製。這樣，第一可以把李直峰置於軍統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一旦抓住證據，立刻逮捕法辦；第二是即便抓不到證據，至少掐斷了他和共黨的聯係，避免情報送出。
對於池步洲等人，魏大銘采取的是敬而遠之的孤立政策。因為他知道池步洲等人具有融研究、研譯、翻譯於一爐的本事，能力都比別人強，而且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想整他不是那麼容易；此外他知道池步洲曾經在中調科工作過，以為池步洲必定是中統分子。再說，池步洲書生氣較重，似乎對權利的欲望並不重，不構成對他的威脅。當時國民黨的兩大特務機關中統與軍統互相對立，形同水火，因此他後退一步，變各不相容為各不相擾，已經算是相當客氣的了。
魏大銘竊據了軍技室的大權，就把軍統局的特務作風帶了進來，不但辦事橫行霸道，還命令全室人員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張，想把所有的人員都納入軍統組織，把軍技室變成軍統局的一個下屬單位。霍某、池步洲等人認為這是對他們不信任，要控製他們怕他們逃離，於是他們拒不交照片。後來他們又查出了魏大銘安插在軍技室的特務。在這期間，第一組研譯室發動了一次短暫的罷工：每天收到的密電，雖然照譯不誤，但卻不給蔣介石送去。蔣介石一連好幾天看不見日方動態的情報，就把毛慶祥找去問是什麼原因。毛慶祥借此機會向蔣介石詳細說明戴笠和魏大銘在軍技室的所作所為，要求蔣介石把軍統局人員從軍技室完全撤出。
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也很生氣。於是老蔣在1940年12月明令魏大銘等大小特務統統回到軍統局，任命毛慶祥以少將副主任代理主任，並宣布以後軍技室一切事務軍統局不得過問。
毛慶祥就任代主任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撤銷李直峰西安軍技室第十工作隊隊長和第十支台台長的職務，調回重慶，任命為軍技室技術研究員、第六組副組長。池步洲等五個從軍政部合並過來的人，以前被溫毓慶派排擠。毛慶祥找池步洲談話，要池步洲以國事為重，帶領原軍政部的人馬成立一個“專員室”。他任命池步洲為主任專員，其餘四人為專員，以後第四組收到了密電，就送到專員室來交池步洲等人破譯。
毛慶祥“主政”之後，為了籠絡人心，也是為了精誠團結，齊心協力於破譯工作，除了每周一次的各組聯席會議，召集各組組長、科長、專員研究工作之外，他還放出一把火：1941年初，他遴選室內對密電破譯有突出貢獻者十人晉見蔣介石。這十個人，是一二三組正副組長加上三個研究人員和池步洲。
1941年1月，曾希聖調任新四軍七師政委，來到重慶密約李直峰於複興關見麵，傳達我黨隱蔽戰線對敵鬥爭的方針，即“長期隱蔽，等待時機”。並批示李，除了繼續為黨提供情報外，還必須完成三項任務：一、利用老關係爭取原助手、現留任中統局的武子明為黨做情報工作；二、將所在軍技室所有人員的姓名、職務、籍貫列成清單抄報一份；三是設法利用獲得的情報挑起中統、軍統之間的爭鬥，以削弱兩個特務集團的反共力量。此後李直峰為完成這些任務而竭盡全力。他曾數次將獲取的絕密情報親手交給中共中央駐重慶代表葉劍英等，為此，黨中央特別來電嘉獎，令李直峰感動不已。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通過破譯截獲的一份由日本外務省致日本駐美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密電內容為：（1）立即燒毀一切機密文件；（2）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3）帝國政府決定采取斷然行動。譯出這三條內容後，池步洲根據當時情況判斷，這是“東風，雨”（即日、美開戰）的先兆。結合此前譯出日本搜集到有關美國檀香山海軍基地的情報，池步洲作了兩點估計：一、開戰時間在星期天；二、地點在檀香山珍珠港海軍基地。
日本要進攻美國的珍珠港！池步洲立即將情況向上彙報。當這個消息呈遞給蔣介石以後，蔣十分震驚，立刻向美國方麵通報。但由於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的高漲，羅斯福並未重視中國傳來的情報。4天後即11月7日，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海軍遭受重創。美國不得不向日本宣戰！
1942年10月，池步洲破譯了一份截獲的日本密電，得知日本空軍將從緬甸基地起飛，轟炸印度加爾各答，中方當即通知英國駐印度空軍總部，英國空軍在中途截擊，將起飛的日軍戰機予以全殲。
密電破譯工作在抗戰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軍在偷襲珍珠港成功後，向東南亞進軍，攻占英、法在東南亞的屬地，控製了馬六甲海峽。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及其隨從分乘兩架專機，由6架戰鬥機護航，出巡太平洋戰爭前線，鼓舞日軍士氣。在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帶著他的幕僚們登上飛機之前，已經獲悉美國空軍從未在此線轟炸過，日方的密碼本就在當月修訂過，美軍不可能在半個月時間就破譯往來電文。他們相信，此行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
當時，池步洲得到兩份關於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電報。一份用日本海軍密電拍發，通知到達地點的下屬；一份用LA碼（池步洲破譯的密電碼，通常以LA開頭，習慣上稱之為LA碼）拍發，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本人破譯的，是後一份密電。池步洲迅速將破譯到的情報，向蔣介石彙報，蔣立即向美軍通報。美軍迅速派出16架戰鬥機前去襲擊，全殲敵機。作戰的第二天，美國搜索隊在原始森林裏找到墜機殘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軍刀，橫倒在殘骸旁邊。擊斃山本五十六，密電破譯再立新功。
據池步洲逝世前回憶，1943年南京偽府主席汪精衛的舊病複發，8年前被刺時留在背後的彈片折磨得他不得不到日本就醫。在他醫畢回國之前，與在廣州妻子陳璧君通密電，汪精衛說要回國。陳璧君說不要讓外界知道，要改名換姓住進上海虹橋醫院，靜候陳赴上海後細作商議。這兩份密電被軍技室截獲破譯後，報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讓戴笠去處理。戴笠派軍統特務買通了虹橋醫院的女護士。於是汪精衛每天吃進的藥中，都有一點點無色無味的添加物，這種慢性毒藥，半年後不聲不響地要了汪精衛的命。1943年10月，汪精衛死了。到了11月，敵人發訃告謊稱其死在日本。池步洲披露的“謀殺汪精衛”如果是真的，則又立下大功一件。
在那幾年裏，楊肆也成功地破譯了日本太平洋海軍艦隊的十二種密電碼及日本關東軍的十七種密電碼，又掌握了日本海軍航空兵、特種兵、陸軍乃至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第十一軍、十三軍等若幹種頻加變換的密電碼。這些重要的抗戰情報，他都設法為中共方麵複製一份，及時提供，可謂功不可沒。鑒於他作出的巨大貢獻，1943年楊肆由中校銜特研員，被破格提升為特種技術研究室少將銜主任。
製造內訌 揭秘日諜
打入敵人密電機構的中共地下人員，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在為黨和全民抗戰而工作。李直峰為了完成曾希聖交給他的任務，想了很多辦法。他曾想方設法，挑起過中統與軍統的一場爭鬥，製造敵人的內訌。
事情還得從抗戰初期說起。早在1937年上海淪陷前，國民黨中央銀行就將10元券的法幣印鈔版送往被認為十分安全的香港保存。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日本特務機關又將其運回上海，並大量仿製、傾銷，以達到破壞重慶政府金融之目的。其頭目淵上等人找到以大老板做掩護的中統在上海的聯係人程士範，提出以1比40的優惠價格幫助銷售。程士範見有利可圖，便一下子購買了200萬元贗品法幣，沒想到這些贗幣在上海不能流通，便電示中統局本部：“是否可以密運到大後方，用以收購桐油、醫療等用品，如此往返，當可收一本萬利之功效。”
徐恩曾也是貪婪之輩，他既貪財又特別好色。他包養女人和花天酒地玩妓女，都需要錢財。接到程士範電報後，他回電表示可以運回，並明確了路線、時間等，還要求嚴守秘密，運回後親交他的手中。結果這一絕密情報，在空中傳播時被李直峰偵得。
李直峰認為：如果將這一情報泄密給軍統，必引起中、軍兩統的惡鬥，正是自己完成任務的絕好機會。想到這裏，便聯合與徐恩曾有隔閡的同鄉、時已調任中統局秘書的郭紫峻，秘密來到國府路黃家埡、軍統局第四處處長魏大銘的家。魏大銘一度兼任軍技室代主任，是李直峰的頂頭上司，李直峰以閑談的方式，“無意間”將這一絕密情報泄露給魏。李直峰、郭紫峻兩人剛走，急於報複的魏大銘就迫不及待地將此事向戴笠稟報。
戴笠如獲至寶，於1944年4月親赴安徽屯溪，帶上大批緝私督察，在新安江船上如期截獲贗品法幣193萬元，當場逮捕參與押運的中統特務高子文、夏伯良和程士範之子程憾（係中共地工，李直峰當時不知情）等3人。戴笠一麵命人嚴刑拷問，弄清案情原委，送入大牢；一麵將贗幣送往銀行驗證；再密捕程士範赴重慶歸案。當所有證據齊全後，戴笠親擬訴狀，以“徐恩曾勾結日本特務機關販運偽幣，破壞政府金融，且證據齊全”為名，向蔣介石惡告了一狀。中統、軍統視如水火，常常為爭功邀寵鬥得死去活來，這次徐恩曾被戴笠抓住把柄，軍統方麵恨不能一棍子將徐恩曾打死。
該案的卷宗很快便放在了蔣介石的案頭，老蔣批示：“此案交由軍法執行總監部審理，中統局負責人徐恩曾應以處分。”同年8月，總監部以破壞國民政府金融罪判處程士範等4人死刑。這下急壞了徐恩曾，他一麵央求表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向蔣介石辯解；一麵夥同黨羽多方活動，終使該案改判：程士範為首犯判刑8年，高子文為主犯判刑3年，兩從犯取保釋放，而徐恩曾則以瀆職罪論處，由主管部門發落。
戴笠見這次並沒有將徐恩曾“打倒”整死，其後便又搞出一個蓄謀已久的“王書青走私案”，終於將徐恩曾打翻在地。徐恩曾的第二個老婆叫王書青，性情潑辣，貪財好貨。王書青原是徐恩曾的友人之妻，友人赴英國留學，托徐予以照顧，友人出國後不久徐與王同居，王氏一年生一個，生有子女四五人。而後，徐恩曾還姘上了王書青的妹妹王書元。再後來，友人返國，見生米已成熟飯，又懾於徐的權勢，隻好忍氣吞聲，不再過問。王書青借助徐恩曾勢力走私，被軍統抓住把柄。戴笠向蔣介石告密，徐恩曾因參與中印緬邊境交通線走私案，被蔣介石解除官職，從此一蹶不振。
回頭再說楊肆打入國民黨軍統後的情況。在龍潭虎穴中，他一麵搜集對中共和抗日有用的政治軍事情報，一麵想方設法弄清漢奸霍某的背景情況。
經多方了解他才獲知，1937年11月霍某被軍統抓獲後押往珠江路雞鵝巷的軍統總部（留守處），新上任的軍統南京區區長錢新民少將對霍某進行突擊審訊。錢新民要霍某“老老實交待通敵罪行”。霍某開始死不承認在為日本人效勞，一口咬定他早在日本留學時就認識了南造雲子，並和她有過一段交往，現在還交往完全是傾倒於她的清純美貌。這樣的供述顯然不能令人相信，對於錢新民這樣的軍統特務頭子來說就更難以令其置信。審訊一陣沒有收獲，錢新民失去耐心，命令部下對霍某“大刑侍候”。
受不了酷刑的霍某最終服軟，供述說他在兩三年前確實是在被逼的情況下擔任殷汝耕為首的冀東傀儡政府的外交處長，隻因覺得當漢奸遭同胞唾罵，沒前途才棄暗投明離開冀東來南京為政府效力。他交代，他確實是浙江湖州人，父親與陳其美、陳其采是世交，但因他少年時赴日本留學，陳其采並未見過他，隻知道他是世交老友的兒子，加上他的履曆都是編造的，因此騙得了陳其采的信任，將他推薦進了密碼所。
錢新民問他“為什麼當過漢奸還用真名進密碼所”，他說如不沿用原名則陳其采肯定生疑，也不會為他進入機密部門提供政治擔保，因此隻好去做了整容並用原名進去。錢新民派出4名特工將霍某押送武漢，在武昌卓刀泉軍統臨時總部，戴笠單獨提審了霍某。出人意料的是霍某竟受到優厚的禮遇，而後他被調到軍委會機要室搞日本密碼研譯工作，受主任毛慶祥中將直接領導。
楊肆在軍統待了幾年，終於了解到：早在1936年初，戴笠就掌握了霍某的真實背景，並向蔣介石作過彙報。原來霍某來南京之前就被日軍華北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發展為高級情報員，指示他長期潛伏，伺機活動。楊肆差點被綁架，正是霍某給日間諜組織報的信。霍某的主要任務是刺探中國高層的政治動向，並通過秘密電台報告日本統帥部。而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按內”的政策，在戰爭進程中一直想搞妥協，指派親信與日方進行秘密和談。蔣介石授意戴笠，不必驚動這個神秘的日間諜，為的就是再開通一條與日本軍方聯係的絕密渠道。蔣介石指令毛慶祥：對霍某監視使用！毛慶祥遵命，派了好幾個人時刻監視他。此後蔣介石與日本軍部的秘密來往，其密電便是讓毛慶祥交由霍某拍發翻譯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霍某在重慶神秘地失蹤了。當年曾有人說他是被軍統滅了口，為了不讓美、英兩盟國和延安方麵找到並追究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多次進行秘密談判的口實。其實並無特殊本領的霍某一直安然無恙，他被軍統護送到早已淪陷的上海，在孔祥熙長子孔令侃領導的行政院第六情報組工作，繼續他奇特的間諜生涯。孔令侃這個小組既從事對日情報收集整理活動，又奉蔣介石的秘密指示，與日軍方進行一些上不了台麵、見不得光的談判。
抗戰勝利前夕，霍某在上海租界再次神秘地失蹤，不知去向。
功勳卓著 殊途同歸
李直峰曾被當作通共嫌疑分子，楊肆也受過懷疑。1944年10月的一天，楊述的母親生病了，楊肆去成都探望嬸嬸。不料在路上，他被扮作夫婦的兩名軍統刑偵處特工跟蹤。楊肆察覺後難免緊張，曾想就此逃走，不再回重慶。但他考慮到自己受組織之命潛伏，不能擅自離開崗位。盡管有危險，但考慮再三他還是提心吊膽地返回軍統局。結果竟然無事！原來是有人出於同行間妒忌，唆使別人向戴笠告楊肆突然去成都有“通共嫌疑”。戴笠於是派人跟蹤，但在事後查明並無此事，楊肆確實是去探親，也就作罷。
抗戰勝利後，軍技室解散，因李直峰是從中統局來的，隻能回到中統局。而此時他的同鄉郭紫峻已升任中統局副局長，為了保護自己李直峰與郭紫峻加強了聯係。在郭紫峻的關照下，李直峰又撈了個專員的頭銜，繼續潛伏在敵人內部。
1949年上海解放，經組織同意李直峰才公開了身份。他先是在華東區公安部社會處機要組任職，1950年調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任副組長。1957年隨老首長曾希聖赴合肥任安徽省人委參事室參事、省政協委員。改革開放後，調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市政協委員。1983年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過著幸福而快樂的晚年生活。
新中國成立之初，楊肆為解決自己的身份問題和以後的工作安排問題，曾去北京找當年秘密工作時的上級周怡，但周怡已去世。楊肆隻好又求見中央調查部部長李克農。李克農對楊肆當然了解，便將楊肆安排在調查部技研司工作。但是，由於楊肆曾任國民黨軍統少將，後來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當作戰犯，關入徐州戰犯管理所多年，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得到平反。
順便說一下池步洲的情況。解放前夕，因拒絕前往台灣，池步洲繼續住在上海。上海被中國共產黨軍隊解放後，池步洲以“留用人員”的身份，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儲蓄部作辦事員。1952年，池步洲還是因為曾在中統呆過八個月這段曆史而被捕入獄，一關就是12年。出獄後，他始終背著“曆史反革命”的罪名。
改革開放後，池步洲在上海街頭巧遇李直峰，把自己所受的委曲全都說了出來。聽其含淚敘述後，李直峰立即為他寫了一份向法院說明原委的材料，證明他並沒有加入中統。1983年終使池被改判無罪釋放，並摘去“曆史反革命”的罪名，為此池步洲感動得痛哭流涕。在這以後，池步洲被選為上海市長寧區政協委員。他曾撰寫了多部著作，其中《日本遣唐使簡史》、《日本華僑經濟史話》先後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晚年，他陪伴妻子回到日本，過著平淡的恬靜生活。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戶逝世，享年96歲。逝世後，他的骨灰被帶回中國。
是非恩怨，曆史自有公論。紅色密電專家的曆史功績，將永不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