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五重間諜”鐵血書寫驚險人生
1939年夏，汪偽76號特務緊急出動，抓獲了企圖挖地道炸死特務頭子李士群的特工袁殊。袁殊被捕後，另一特務頭子丁默村主張殺掉他，生死關頭日本特務機關的岩井英一機關長保了袁殊一命。此後，外界才知道袁殊“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然而，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的潘漢年，知道這一情況後不但沒有責怪袁殊，還讓他向軍統戴笠彙報。沒想到戴笠對此也毫無責怪之意，讓袁殊臥底日本特務機關繼續為軍統效力。在此之前，袁殊與中共、國民黨中統、軍統以及青洪幫有密切關係，現在又多了一層與日偽的關係，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五重間諜”。那麼，他到底是哪方的特工？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他又是如何左右逢源的呢？
佐爾格是前蘇聯的情報英雄，袁殊則是中共情報戰線上極具傳奇色彩的“東方佐爾格”，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激進少年 新聞勇士
袁殊，又名袁學易，曾用名曾達齋，1911年4月出生於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袁家的遠祖自洪武年間由江西遷入湖北蘄春，袁氏世代為書香門第。但到袁學易的父袁曉嵐之時，家境漸見沒落。袁曉嵐與四兄弟分家，分得數畝花紅果園。秀才出身的袁曉嵐精於算學，剛開始把家裏經營得還不錯。
袁學易出生那年，正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年。此前他父親袁曉嵐就熱衷於“排滿”運動，先加入保路同誌會，後成為同盟會會員，為革命活動幾乎傾盡家資。辛亥革命時，袁曉嵐加入湖北日知會，曾攜槍返鄉，想奪取政權，旋即離去。之後，袁曉嵐用妻子的嫁妝，在漢口開設人力車行，仍然參與革命活動。人力車行因經營不善而倒閉，袁曉嵐於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因在船上發生意外，右臂骨折，上岸就醫。此後被迫折返上海，在廣慈醫院休養。
袁殊的母親賈氏出身於前清鹽官巨賈之家，夫家沒落之後，她曾帶著學易、學禮兄弟兩人依靠娘家資助及典當家什生活。袁學易由五歲開始，在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三年當中打下堅實的國學基礎。袁學易的外祖父、外祖母於1919年去世，他母親賈氏隻得帶著兄弟兩人前往上海投奔袁曉嵐。誰知，此時已任國民黨駐滬機關要職的袁曉嵐卻因與學生姘居而冷落賈氏母子。賈氏母子三人於是在上海浦東以教棚戶區工人認字為生，兄弟倆曾當街賣過大餅油條，擦鞋擦老虎灶，還曾在啟智印刷所任排字工學徒。母子三人相依為命，袁學易的童年生活非常貧苦，飽嚐了人世的艱辛。
袁曉嵐沒有在經濟上資助賈氏母子，卻仍然關心著兒子的成長。他托友人將學易介紹進了上海立達學院，免費入學就讀。袁學易崇拜立達學園老師袁紹先、夏丏尊、豐子愷等。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學易加入“黑色青年”團體，主張建立“無命令、無服從、無製裁的無政府狀態社會”，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年僅14歲的袁學易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大遊行，並改名袁殊。此後，廣州軍政府準備北伐。在環龍路44號國民黨駐滬機關任職的袁曉嵐，招募當地青年，入讀黃埔軍校。因袁殊年紀尚幼，未被推薦。與此同時，袁曉嵐之友胡抱一被任為國民革命軍江南別動軍司令。因與袁殊共同信仰“無政府主義”，及其世交關係，胡氏任命袁殊為其秘書。此後，胡、袁同往南京，在南京偶遇“五卅”運動時的大學生代表、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七師政治部主任的邵華。胡抱一把袁殊推薦給邵華，邵氏遂任袁為該部宣傳股少尉股員，稍後袁殊擔任了第六軍十八師政治部連指導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國共分裂，北伐受挫。袁殊對革命前途感到失望，於是離開國民黨軍隊，從南京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後的袁殊，1928年以文藝青年身份加入高長虹主持的崇尚無政府狀態的“狂飆社”。但因不滿當時報刊是“買辦階級統治者的禦用代言者”，他決定投身新聞事業，獨創一片“清淨的天空”。辦報刊對他來說畢竟是外行，於是1929年他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日本大學東亞預備學校新聞係專攻新聞學，次年學成回國。
1931年3月16日，在陳望道等人的關懷下，袁殊創辦了一份以新聞為主的報紙——《文藝新聞》。由於《文藝新聞》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辦報宗旨，從它創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們關注的目光。一些左聯成員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魯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藝新聞》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聯”消息外，在論及中國文壇上的思想傾向時，他的文章常常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
在袁殊的努力下，《文藝新聞》成為左派刊物中發行量最大、出版期數最多，視角最為豐富和組織、溝通讀者最為成功的刊物。《文藝新聞》不但堅持報道的公正性，還十分注意策略的靈活性。當年“左聯五烈士”被害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創辦的《文藝新聞》披露出去的。
《文藝新聞》首先獨家披露“左聯五烈士”被害內幕，使這份報紙影響大增。此前的1931年1月17日，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李偉森在上海東方飯店開會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並於同年2月7日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由於國民黨對消息嚴密封鎖，外界幾乎無人知道“左聯”五人被害的情況。為了揭露國民黨的凶殘，時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馮雪峰找了多家報刊，希望能將這一信息發布出去，但各報懾於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均不敢刊登。焦急之中，馮雪峰想到了袁殊剛剛創辦的《文藝新聞》。由於當時馮雪峰不認識袁殊，他便到陳望道處了解袁殊的情況。
在陳望道的介紹下，馮雪峰找到袁殊，在簡單地介紹了左聯五人被害的情況後，他焦急地問袁殊：“現在各個報刊均不登載這一消息，《文藝新聞》敢不敢登？能不能登？”當時國民黨對新聞管製非常嚴格，袁殊知道登載這樣的新聞是有很大風險的，但對國民黨殘害進步作家的憤恨使他義不容辭地承擔起了這一職責。他沉思片刻，對馮雪峰說：“可以登，但你要以讀者的名義來信查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我應付國民黨當局查問消息來源，還應找來五烈士的照片，作為讀者來信問答的繼續。”
“好，好，這個主意好！”聽了袁殊的話，馮雪峰心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回去後馬上給袁殊寄來了一封署名為“藍布”的打聽四位作家下落的讀者來信，信中稱“傳說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人失蹤，據說他們已被槍斃”雲雲。顯然，為了避免引起國民黨的猜疑，馮雪峰在信中故意將五人寫成了四人。袁殊收到來信後，以《在地獄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讀者來信/探聽他們的蹤跡》為標題將其刊登於3月30日《文藝新聞》第三期一版頭條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社會各界紛紛來電來函詢問。
在人們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藝新聞》第五號第一版頭條刊登了題為《嗚呼，死者已矣——兩個讀者來信答藍布/李偉森亦長辭人世》的兩封讀者來信，在這兩封化名為“曙霞”、“海辰”的讀者來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聯五烈士已於2月7日被殺害的消息，並為此刊發了按語：“讀者如有能以諸死者照像見借，僅以本報10期奉酬。”隨後，袁殊又在《文藝新聞》第六號二版頭條位置上刊發了由馮雪峰提供的左聯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還發表了一篇馮雪峰轉來的魯迅給李秉中的信，這也是袁殊按馮雪峰的意思發表的。因為左聯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藝新聞》上披露後，由於當時魯迅有一段時間未在社會上露麵，致使不少人也為魯迅的下落而擔憂，甚至還有消息稱魯迅也被國民黨殺害，馮雪峰於是決定以發表魯迅信函的方式從側麵報道魯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後的數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筆記”短訊中刊出了各類人物，包括他自己采寫的、對五作家遇難的態度以及進步作家對五作家遇難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白莽印象記》、第13期署名“肖石”的《我懷念著也頻》等。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聯五烈士被害內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敵人胸膛，令國民黨驚恐萬分，要查封《文藝新聞》。此時袁殊父親袁曉嵐的老友、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部長方覺惠出麵幹涉說：“袁殊那孩子幹不出什麼大的名堂，讓他去吧！”由於方覺惠從中說情，再加上《文藝新聞》巧妙地采用讀者來信方式報道左聯五烈士被害之事，國民黨當局也找不到合適的借口，《文藝新聞》最終挺過了這一關。魯迅對此大為讚賞說：“袁殊、適夷兩個人年齡很輕，勇氣很大。”並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及《湘靈歌》等詩文。
《文藝新聞》在袁殊主持下從創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堅持了一年四個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壽命長，影響大，這顯然與袁殊這種公正靈活的辦報策略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他的這種鬥爭方式對左聯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開始重視合法鬥爭的作用。對此，新中國成立後，茅盾在回憶中稱：“袁殊以中立公正、有聞必錄的公開合法鬥爭方式創辦《文藝新聞》，使得左聯及其成員逐漸認清合法鬥爭的必要和重要，並開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轉變。”
秘密入黨 初涉特科
正當袁殊以滿腔熱忱為左翼文化運動奉獻力量、投身反帝愛國鬥爭之時，中共中央負責情報工作的潘漢年根據隱蔽鬥爭的需要，將他調到情報戰線工作。從此“袁殊”這個名字從進步文化圈子中銷聲匿跡。他的人生和潘漢年掛上了鉤，注定了要充滿驚險與坎坷。
潘漢年，中共特工巨擘，1906年生於江蘇省宜興縣。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漢年離開家鄉隻身來到大上海，被聘為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編輯。與此同時，他加入了革命的國民黨，為反帝反軍閥鬥爭奔走呼號。上海“五卅”慘案後，潘漢年迅速投入聲勢浩大的群眾行列，並寫了許多反帝檄文。在這場運動中，他切身感受到共產黨人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氣概，同年秋天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潘漢年被江蘇省委任命為“上海文化工作黨團”幹事會書記。第二年，又擔任由中宣部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
潘漢年從1928年開始負責文化統一戰線工作，是最早從事黨的文化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人。當時，上海的左翼作家隊伍由於反動勢力的“圍剿”及內部分歧，處於渙散狀態。潘漢年依靠黨的威望，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內，就使“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劇聯”等組織先後成立。
1931年春，黨中央任命潘漢年為“特科”領導人之一，負責情報及保衛工作。從此，他經常打扮成大老板的公子模樣，長期出沒於敵人的心髒地帶，成了一個“神秘”的特工人員。
同在1931年，袁殊以《文藝新聞》代表人資格參加了由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與左聯的茅盾、丁玲，劇聯的田漢，社聯的朱鏡我等一起當選為常委。這是袁殊正式參加黨的外圍工作的開始。在“文總”，袁殊和中共黨員潘梓年（潘漢年的堂兄）、朱鏡我共同負責“文總”的日常事務以及“文總”所屬機構的聯絡工作，《文藝新聞》也因此成為“文總”的聯絡交通中心。潘梓年、朱鏡我對袁殊這位隻有20歲的愛國進步青年所表現出來的機智勇敢非常欣賞，便有意對他進行栽培。在他們的引導下，袁殊思想進步很快，不久便向朱鏡我提出了人黨要求。
1931年10月的一天，是袁殊一生中最為難忘的一個日子。這天，他應“文總”潘梓年之約來到上海靜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館，會晤了潘漢年和王子春。潘漢年、王子春代表中共地下黨組織正式吸收袁殊為中共黨員。年僅20歲的袁殊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後迅速參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漢年對袁殊說：“你加入的是秘密前衛組織，普通組織成員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衛黨的組織，今後要漸漸褪去紅色，偽裝成灰色小市民，尋機打入敵人內部。”潘漢年同時指定王子春為袁殊的單線聯係人。
王子春，原名芝田，號鍾秀，化名王獨清，1900年出生於固始縣城關鎮。17歲那年，王子春升入固始中學，與進步作家、《少年漂泊者》的作者蔣光慈同班。1923年，王子春進入開封的河南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讀書。中國共產黨的“四大”以後，中共開封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李大釗、王若飛、蕭楚女、李求實等著名的共產黨員陸續到達開封。他們帶來了很多進步書刊，王子春如饑似渴地學習，進一步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影響，不久他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而後王子春在豫北、安徽和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初涉情報工作的袁殊對此行一無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經過兩個多月的正式訓練，袁殊掌握了進行秘密聯絡、傳遞消息等方麵的基本技能，也開始尋找打入敵人內部的途徑。王子春耐心地幫袁殊梳理親朋關係，通過梳理，袁殊想起有個表兄賈伯濤在國民黨裏任要職。賈伯濤是袁殊娘舅賈寶書的大兒子，由袁殊的父親袁曉嵐推薦到黃埔軍校學習，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擔任過黃埔同學會會長，先後在湖北、上海警備司令部任職。袁殊從未與他有過來往，幾乎忘記了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設法與賈伯濤聯係，請求代為謀職。因為是親戚，加上賈伯濤是袁曉嵐推薦上黃埔的關係，賈伯濤很快便將袁殊介紹給了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醒亞。
吳醒亞，湖北省黃梅人，1892年生。他早年加入同盟會，是國民黨元老之一。曾任廣東大本營秘書處科員、廣東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總政治部訓練部顧問、國民革命軍第31軍政治訓練部主任。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曆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職。1932年6月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社會局局長、上海市保衛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製委員會委員。
為了便於吳醒亞幫袁殊推薦工作，王子春要求袁殊寫份個人簡曆。袁殊的簡曆中強調“厭倦了左傾活動，想過安穩日子”的願望。吳醒亞看了連聲稱“好”，當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幫，為他打探社會消息。
吳醒亞之所以肯任用一個在左翼文化活動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為賈伯濤是蔣介石的大紅人，不能不給麵子；二是由於袁殊寫的材料給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為吳醒亞當年從湖北到上海謀出路時，袁曉嵐曾指點他去廣州投奔陳立夫，結果得了勢，受恩於袁家，想借此報答。這些社會關係，猶如一把無形的保護傘，為袁殊在險象環生的諜海風浪中遮風擋雨。
1933年吳醒亞成立了CC係秘密小派別“幹社”，成為中統幹將之一（CC係，即“中央俱樂部”，它的英文名稱是Central Club。CC.係是由陳氏兄弟陳果夫和陳立夫領導的一個政治派係，CC係的實力主要分布在國民黨中央黨務部門尤其是組織部、中統局、地方各級黨部和教育係統，尤其是大學）。與之對應的則是戴笠以黃埔學生為班底成立的“複興社”。這兩個法西斯組織以擁蔣反共為宗旨同時出現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為“幹社”情報股股長。在這個組織中，擔任行動股股長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年代加入過中國共產黨，被捕後公開叛變革命，後來成為汪偽政權的大漢奸、76號特務頭子。王子春指示袁殊：一定要嚴密監視叛徒李士群的行動！
袁殊最初給吳醒亞的情報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無重大價值的情報，諸如西南派係聯合反蔣內幕之類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搞到一個重大情報，為吳醒亞立了一“功”。王子春讓袁殊趁機向吳醒亞討個新聞記者的差事，以便開展工作。於是，袁殊被介紹到“新聲通訊社”當了一名記者。
“新聲通訊社”雖然是個政治色彩不十分濃厚的民間通訊社，但記者是無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訪社會新聞。袁殊因此能經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了解一些國民黨政府的內幕消息，同時也有機會出席日本駐滬領事館的記者招待會。在此期間，他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岩井英一，這是一個以文職人員的身份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日本資深高級特務頭子。
“怪西人案” 脫險遭疑
袁殊以記者職業作掩護，一步步深入到敵人的中上層社會。與此同時，袁殊還利用自身優勢，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中共的事業而工作。他運用吳醒亞的關係，陸續成為《新聲通訊社》記者、《華美晚報》記者，並主辦外文編譯社、中國聯合新聞社、上海編譯社及《雜誌》半月刊等，還擔任了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等。他同惲逸群等舉辦的“記者座談會”與範長江等發起組織的“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在當時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自袁殊加入中共特科始，與王子春合作無間，工作頗為順利。起初，二人每周會麵一次，隨著袁殊的情報日益增多，改成每周會麵兩次。到1934年底，到了接頭之日，袁殊於規定地點依時守候良久，仍未見王子春的蹤影。接頭失敗即為斷線，對特務工作而言，非同小可。袁殊極為焦急，最後決定聯係極少數知道他參與中共特科的人之一夏衍。
夏衍在其《懶尋舊夢錄》中提及：“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後參加了特科工作，這我是知道的，他還一再要求我給他保守秘密，也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之間沒有來往。大概在1935年春，他忽然與我見麵，說他和特科的聯係突然斷了，已有兩次在約定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係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
由於特科為特殊、獨立的組織，為安全、保密起見，一般中共黨員，不得與特科人員往來。當時蔡叔厚由中共特科轉至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夏衍就把袁殊的信交與蔡叔厚。出乎夏衍預料的是，蔡叔厚未把袁的信轉交中共，而是把他直接納入第三國際的情報部門。這一點，蔡叔厚未向夏衍交代，袁殊本人亦未得知。事實上，王子春是在執行任務時被捕犧牲了。直到袁殊首次被捕入獄，方才得悉與王子春斷線後，自己的工作機關由中共改為共產國際。就在袁殊不知就裏地為第三國際收集情報不久，爆發了轟動中外的“怪西人案”。
1935年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代局長威特曼（英文名Joseph Walton，另有譯為“華爾敦”的），派手下翻譯去看望住在上海東亞飯店的國民黨駐武漢行營二處專員地下黨員劉思慕之妻兒，被埋伏在那裏的軍統特務所捕。這個翻譯經不起特工嚴刑拷打，將威特曼供了出來。由於這個叛徒的出賣，5月，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威特曼和與袁殊接頭的交通員小李被捕。威特曼鬥爭經驗豐富，被捕後一言不發，在審訊中什麼也不承認，甚至連國籍姓名職務都不講，當局稱他為“怪西人”（即“怪異的西方人”）。但從他身上搜出一個筆記本，其中一頁用中文寫著：“袁殊，外論編譯社”上麵還寫有電話號碼。
這些情況袁殊還全然不知。一天，夏衍通知袁殊：不要再和小李見麵了，“怪西人案”可能要牽連他……同時囑咐袁殊盡可能打聽案子進展情況。
此時的袁殊已顧不上個人的安危，以中統身份到處打聽“案情”。一天，軍統局的王新衡以朋友身份特來告訴袁殊：“偵緝隊翁大隊長掌握案情，可去找他。”袁殊不知是計，趕到偵緝隊就被扣留了。翁問：“你是否認識這個西洋人？”袁殊答“不認識”。接著，一個剛用過刑的年輕人被帶上來，指著袁殊說：“就是他。”這個人正是交通員小李。於是，袁殊被捕了。
由於從威特曼和袁殊兩人口中沒有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國民黨便通過法院判了威特曼20年有期徒刑，袁殊也被判了兩年零六個月。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怪西人案”。袁殊先在南京模範監獄服刑，後又被轉人湖北反省院。
得知袁殊被捕後，夏衍等同誌立即著手商量營救，他們知道國民黨最怕日本人，於是夏衍親自用日文寫了封未署名的信，將袁殊被國民黨逮捕的消息透露給日方。不久，上海兩家日文報紙同時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藍衣社綁架”的消息，並說“帝國政府正在考慮必要的對策”，給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
袁曉嵐得知兒子被捕，病重之時仍出去四處活動。礙於陳立夫的麵子，戴笠對袁殊未予深究。袁殊判刑後發還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同時，其父袁曉嵐也聘請律師，積極營救，並以老同盟會員的資格給陳立夫寫信。陳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袁殊在獄中的日子竟比獄外還要逍遙舒適。其間，袁曉嵐病逝，作為長子的袁殊還特意回家扶靈，過後再回到獄中服刑。
被關押的袁殊根據中央特科有關“在被叛徒指認無法隱瞞真實身份時，以不出賣同誌和黨的機密為原則，可以實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的精神，作了避重就輕的內情自白。敵人已掌握的他如實說，敵人不知道的他絕不講。國民黨從袁殊身上一無所獲，便以“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對他起訴。
據國民黨特務沈醉回憶，案件線索由軍統湖北站發現，逮捕中共黨員關兆南，並命令他寫信到上海，引誘相關人員來武漢接頭。中共派出陸獨步抵達武漢，旋即被捕。戴笠把陸獨步押解上海，引出了陸獨步的哥哥陸海防。陸海防供出其上司所在，帶著軍統人員於法租界法國公園埋伏。陸海防上司為歐洲白人，陸氏隻知他為第三國際人員華爾敦。法租界巡捕房見被捕者為白人，身上未有物證，甚至連身份證明都沒有，不允立即引渡，羈押看管。次日，陸海防再供出一些與他有工作聯係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