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一位黨外特工的鋤奸傳奇
1931年4月下旬，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在上海灘八麵玲瓏的楊登瀛被捕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逮捕他的竟是國民黨特務機關，而他本人就是國民黨中統駐上海特派員。其實，楊登瀛是一位“雙重間諜”，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黨外特工，此前為了營救中共領導人，他不惜一擲千金，甚至以命相搏。當時誰也不會相信，中共高層領導人任弼時、關向應被救以及叛徒戴冰石、陳慰年、白鑫、黃第洪等被殺，居然與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玩轉上海 國共親睞
楊登瀛，原名鮑君甫，1893年出生於廣東省珠海市前山鎮白石村。辛亥革命前後，受革命潮流的影響去日本留學。他在日本讀完了中學，又考入了著名的早稻田大學，聽過日本早期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講課，並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日本期間，他結識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聞界的關係相當密切。他在日本曾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思想左傾。10餘年的留學生涯，使他不僅精通日語，而且對東瀛政界、經濟、文化乃至民間風俗諸方麵均了如指掌，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日本通。
1919年鮑君甫從日本回國後，先在上海的一家日商洋行擔任高級職員，同時以嫻熟的日文為日本的一些通訊杜撰稿。不久他到日本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做事，並且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時結識了當時的工運領導人顧順章，通過顧順章又結識了許多共產黨人。
1924年，鮑君甫加入了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左派。
鮑君甫經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書店買書，結識了在該書店供職的楊劍虹。楊劍虹是青幫中人，後來成了上海洋務工會負責人。因為楊劍虹也是廣東人，加上又同為國民黨員，他們倆關係越來越親密。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日本常有各行業的工會代表到上海來，想會見工運方麵的開明人士，並且都是以鮑君甫所供職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組織和聯係的。由於工作上的接觸，鮑君甫與從事洋務工會工作的楊劍虹交往十分頻繁，兩人的關係遂進一步密切。
不久，楊劍虹離開上海、到廣州投靠了國民黨實權人物陳立夫，成了陳立夫的親信助手。也正是通過楊劍虹，後來鮑君甫結識了陳立夫及其身邊的一些人。
楊劍虹走後，擅長交際、喜歡交友的鮑君甫又結識了不少新朋友，“五卅”運動時，鮑君甫與上海總工會有關係，參加了國民黨左派的一些活動，並和幾個共產黨人交了朋友。1926年春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門拜訪，對他說：“有一個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華，想拜你為師，希望跟你學習日語。不知你意下如何？”鮑君甫非常爽快就答應下來。
幾天後一個雨過天晴的上午，那位想拜師的“學生”來了鮑君甫家，他就是中共黨員陳養山。陳養山原名程仰山，1906年出生，浙江上虞縣百官前江村人。陳養山自幼家境貧寒，1919年6月，時年13歲的陳養山隨親戚到武漢一家錢莊做學徒，其間，發生的五四運動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使陳養山思想受到很大震動，陳養山從當時由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雜誌中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並由此與惲代英熟悉，受到他的引導與教育。1924年7月，惲代英約陳養山單獨談話長達六個多小時，這對陳養山來說是一次思想洗禮，使他堅定了革命意誌和鬥爭決心，奠定了終身革命的思想基礎。1925年1月，中共武漢地委書記陳潭秋向陳養山宣布，他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後由時任青年團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林育南決定，陳養山擔任青年團武昌地區特別支部特派員，他所在的錢莊被中共武漢地委確定為交通站，由於來同他聯係的人很多，引起錢莊老板注意。同年5月，黨組織將陳養山調上海團中央工作。
陳養山調上海後，擔任團中央交通員，在任弼時領導下，參與了“五卅”運動的組織工作。1925年7月，調任武漢團地委代理書記。9月，受黨組織派遣化名陳英舟以國民黨員的名義籌建國民黨武漢市黨部，並任常委兼組織部長。11月，又重新調回上海協助惲代英籌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任發行科長，並參與組織了上海閘北區印刷工人罷工鬥爭。
陳養山這次通過朋友關係介紹來找鮑君甫，主要目的並不是學日語。為了更好地開展黨的工作，陳養山要多發展一些社會關係。他以學日語為名來拜訪鮑君甫，其實是想探一探鮑氏的政治傾向，並進而爭取他為黨工作。而後經過幾次交談和了解，陳養山初步了解到鮑君甫具有思想上較進步，為人很仗義的特點。
接下來的事實，也印證了鮑君甫思想較為進步、有正義感這一點。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鮑君甫因不滿其所作所為而頗多微詞，後來他參加左派活動時有過一些“過急”言論，被蔣介石手下抓進監獄。幾個月後才由國民黨元老政要蔡元培保釋出獄，而後蟄居上海。對下大獄一事，鮑君甫一直耿耿於懷。他看透了國民黨的獨裁與腐敗，不願意為他們“效忠”。但他與共產黨的政治信仰又有一定的距離，所以舉棋不定。
為了爭取鮑君甫，利用他的社會關係為我黨服務，中共方麵指示陳養山要多與他接觸。於是陳養山借學習日語的機會經常到他家，與他一起喝酒吟詩和談論時局。在這個過程中，鮑君甫已經清楚了陳養山是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
1928年1月，陳養山在浙江海門秘密領導組織農民暴動，後被人告密而遭反動軍警追捕，在妻子章素貞幫助下隱蔽脫險，輾轉回到上海。在等待接上組織關係時，陳養山暫避於好友國民黨員鮑君甫家中，同時積極地做鮑君甫的正麵引導工作。
同年2月，蔣介石操縱召開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奪取了黨政軍大權後，為了對付國民黨內其他各派係的反對勢力，尤其為了對付共產黨和進步勢力，開始著手建立特務機構，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設立黨務調查科，全稱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它是中統的前身，也是國民黨最早的特務機構。蔣介石任命中央黨部機要秘書陳立夫兼任主任，張道藩為副主任。
陳立夫，浙江吳興（今湖州市吳興區）人，是國民黨元老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的弟弟。1922年畢業於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采礦係，三年後獲美國匹茲堡大學采礦學碩士學位。1925年9月回國，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隨侍蔣介石。因為陳其美是蔣介石的把兄弟，陳果夫與陳立夫兄弟都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成為蔣的親信而仕途通暢。
而由於陳立夫的器重，楊劍虹出任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采訪股總幹事。黨務調查科剛剛建立，就把破壞中共中央機關作為其工作重點，決定在上海建立情報機構。但黨務調查科尚在草創階段，既缺乏特務工作經驗，更缺乏得力骨幹，亟待找能人鼎力相助。
調查科除總部設在南京外，還在上海、武漢、開封等重要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派出特派員。為物色上海機關的負責人，陳立夫、張道藩都煞費苦心。這時，擔任調查科總幹事、暫兼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的楊劍虹想到了他那位同鄉鮑君甫，並將他引薦給了陳立夫和張道藩。楊劍虹向陳立夫和張道藩介紹說，鮑君甫在上海日本人辦的洋行裏做過事，他年輕博學、風流倜儻，又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交際很廣；他與日本人辦的幾家通訊社，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都有往來，與國民黨在上海的許多要人都很熟悉。陳立夫和張道藩對鮑君甫都極為賞識。鮑君甫在上海的交友寬廣，與租界當局的關係相當不錯，特別是他與巡捕房建立的關係網，更是為黨務調查科所需要。陳立夫、張道藩很快就認為，鮑君甫是在上海從事反共偵察的理想人選。
鮑君甫信奉“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的處世哲學，生性善於結交朋友，願意與各方麵的人拉關係，和什麼樣的人都可以打成一片。與陳立夫、張道藩等結識後，每次陳立夫他們到上海，無論公幹還是私事，鮑君甫總是悉心招待，聲色犬馬，無所不至。他們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皇宮飯店定了個房間，時常聚在一起吃喝玩樂。一來二去，他與陳立夫、張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後來楊劍虹代表陳立夫連續兩次拜訪鮑君甫，拉他到國民黨特務機構做事，鮑君甫考慮了一下還是接受了。但他又覺得涉及搞反共，若不告訴共產黨朋友是對不起友人；同時又覺得不取得共產黨朋友幫助，不但事情難辦，也還可能有性命危險。因此，他表麵接受國民黨的任務，暗中又與共產黨聯係。鮑君甫找的這個共產黨人，就是兩年前認識的陳養山。
當國民黨特務機關正式要求鮑君甫出山做楊劍虹的副手的時候，陳養山此時就住在上海的北四川路鮑君甫家中。此時陳養山已和黨組織接上關係，組織關係在中共江蘇省委。出於對朋友的忠誠，鮑君甫經過再三考慮，把楊劍虹要他加入特務機關，準備在上海偵察共產黨及其他反蔣黨派活動，建立情報機構，同租界拉關係等情況向陳養山和盤托出，並誠懇表示願意表麵上接受國民黨的任務，暗中幫助共產黨，將自己了解到的情報及時向共產黨通報。
陳養山在長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鮑君甫的為人，認為此人有正義感，對共產黨表示同情，並且他生性豪爽，講義氣，以前地下黨有事找他協助，他也願意幫忙。周養山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情報，便立即向江蘇省委作了彙報。
雙重間諜 巧獲信任
中共江蘇省委接到陳養山的報告，立即將情況上報到中央特科。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真是風聲鶴唳，政府軍警及外國租界巡捕密探，到處捕殺查抄中共黨、團員。白色恐怖之下，黨內出了不少叛徒。為懲處黨內的內奸叛徒，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下設過“特務工作處”。而後中共中央機關被迫從武漢秘密遷往上海租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到達上海，奉中共中央命令著手整頓中共中央各機關。為嚴密保衛中共中央安全，中共中央特於同年十二月令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特委），由周恩來任書記，下設中央特科。特委是決策機關，特科是執行具體任務之組織。中共中央給予中央特科下列任務：保衛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向革命根據地通報敵情，營救被捕同誌和懲辦叛徒。
當陳養山和江蘇省委向中央特科彙報鮑君甫的情況後，中央特科對此極為重視。周恩來覺得能夠在中統內安插一個內線實在是太重要了，當即指示特科負責人之一的陳賡，盡快約見鮑君甫，與他麵談。周恩來同時決定由陳賡和他單線聯係，同時要陳養山迅速從鮑君甫家搬走。
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陳賡，是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1903年出生於湖南湘鄉市龍洞鄉泉湖村，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兩年後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與國民黨軍隊中的許多名將是同學。1926年東征時，他還曾救過蔣介石的命。蔣介石對他非常器重，但他不為所動。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更加堅定地反蔣，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起義後陳賡潛入上海，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擔任中央特科二科的科長。
就在中共方麵積極準備與鮑君甫建立關係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也在對他進行“調查”，實際上是對他試探、考驗。1928年4月，楊劍虹讓鮑君甫去找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錢大鈞，辦理要求英巡捕房派人逮捕共產黨人的手續。事先楊劍虹什麼消息也不透露，直到他們與英巡捕房的包探（即辦案人員）去搜捕共產黨時，鮑君甫才知道確切地址是在馬立新村。好在住在這裏的共產黨人已經轉移，結果敵人撲了空，一無所獲。
經常周密安排，1928年5月的一天，陳賡與鮑君甫在上海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裏見麵。鮑君甫談到了自己與楊劍虹的關係，並訴說了身不由己當國民黨特務的苦衷。陳賡詳細詢問了他同國民黨人的關係後，當即表示很樂意同他建立關係。陳賡非常誠懇地說：“我們完全理解你的處境和為人，支持你跟楊先生幹調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建立起聯係，最好與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關係。”
陳賡和鮑君甫的這次會談，進行得很順利。雙方約定：鮑君甫除為調查科工作外，還要盡快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構，取得他們的信任；中共地下黨派忠誠衛士連德生給他當保鏢，進行單線聯係，並每月提供可觀的活動經費。總之，需要中共方麵提供幫助的，中共方麵一定盡可能滿足。當時陳賡從衣兜裏取出了一根金條遞給鮑君甫：“這點黃金你先拿去用，以後每個月我們給你三百塊光洋，特別花費再當別論。”
就這樣，經過陳賡、陳養山的細致工作，中央特科又增加了一名成員——鮑君甫。不過這名成員非常特別，因為他不是中共黨員，而是中共的第一位黨外特工。在公開場合他是中統駐上海特派員，在暗地裏他卻是中共領導下的紅色特工。
沒過多久，通過鮑君甫的介紹，中共特科人員宋再生（來啟蒙）打入了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司令部第四號政治密查員。1928年的一天，宋再生在警備司令部值班，這時一個自稱姓顧的男子進來，說他是鐵路工會秘書，有要事相告。宋立即吩咐哨兵退出去，關上門後套顧某的情報。當顧某得知可以得到5萬元賞金後，把他知道“中共大人物李立三”的住址一事告訴了宋再生。宋借口說管賞金的人回家了，讓他留下住址。顧某留下住址後，回家做起了發財的大頭夢。他剛走，宋再生便通知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派人找到顧某的家，說帶他去領賞。顧某信以為真，沒想到剛離開家不遠，他腦殼上就挨了兩槍。叛徒被除，李立三得到保護，其中也有鮑君甫的一份功勞。
1928年夏，楊劍虹又拉鮑君甫去抓共產黨，這次是去破壞中共平涼路辦事處。楊劍虹似乎還在考驗鮑君甫，事先依然對他未吐露半點風聲。從幾次類似的事情上，鮑君甫對國民黨特務不信任自己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覺得共產黨真誠待人，說到做到，於是天平徹底倒向了中共這一邊。
鮑君甫經常要和楊劍虹、張道藩等人打交道，出入於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備司令部以及上流社會。不久，為提高“楊登瀛”的社會地位，陳賡提請周恩來批準，為鮑君甫購置一輛私人轎車。當時中央特科的活動經費並不寬裕，為了保護黨中央的安全，該花的錢還是得花。鮑君甫的地位提高了，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共方麵破例給他添置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
1928年8月，楊劍虹因青幫內訌和涉及一樁貪汙大案自殺身亡，經陳立夫、張道藩的聯袂推薦，鮑君甫被蔣介石委任為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陳立夫親自趕到上海，將老蔣簽發的委任狀授予鮑君甫。鮑君甫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後，為保密和安全起見，從此對外化名叫“楊登瀛”。
陳賡告訴鮑君甫，必須盡快讓國民黨對他能夠“絕對放心”。為了做到這一點，鮑君甫不斷與上司陳立夫、張道藩等人聯絡感情。如陳立夫、張道藩到上海，鮑君甫在上海聲色犬馬盡情招待他們，以討他們歡心。
有一天，鮑君甫陪張道藩等人在“一品香”喝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已有幾份醉意的張道藩把杯子一摔，突然冒出一句：“他媽的，老子一定奉陪到底！”
當時在座的人，都不知他為何生氣，生誰的氣。坐在他身邊的鮑君甫知道他話中有話，就靈機一動對他說：“張座，您喝醉了，我扶您去房間休息一會兒吧！”張道藩沒有反對，鮑君甫便將他攙扶進了房間。
這個張道藩並非等閑之輩。他祖籍貴州盤縣，1897年7月出生於江蘇南京的一個書香門第，其祖上數人高中進士。他自幼發奮讀書，十分刻苦努力。
張道藩小學畢業後到天津一個族叔家裏。1916年考入天津南開中學。1919年底西渡英國，1921年入倫敦大學大學院美術部就讀，成為該院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留學生。留學期間，張道藩結識了陳立夫等人。1922年冬，在認識陳立夫不久張道藩即在倫敦加入國民黨，次年為國民黨倫敦支部負責人，並終身與陳立夫保持著密切聯係。總的來說，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也還較穩定。此番發火，不知是哪路神仙得罪了他。
在房間裏，鮑君甫見沒有別人在，就向張道藩探聽摔杯發火的內情。鮑君甫為表“忠心”，有意對他說：“承蒙您一直把我當小弟，我心裏非常感激。您有什麼不順心的事，盡管跟小弟我說。我決不會袖手旁觀的！”酒醉心明的張道藩脫口而出：“他媽的李痞子欺人太甚！總他媽的找我的茬，排擠我。”鮑君甫心裏清楚，張道藩罵的“李痞子”是他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一個官場勁敵，此人有很硬的後台，張道藩鬥不過他。鮑君甫問：“我想知道，您想要一個怎樣的結果？”張道藩眼露凶光地說：“我再也不想在地球上看到這個人！”
鮑君甫在張道藩的耳邊悄悄地說了一陣話，張道藩聽後連連說：“好，好，就這麼辦！”沒過多久，張道藩的那個政敵就在家門口被人刺殺魂歸西天。此事傳得沸沸揚揚，有人說他是被黑道上的人幹掉的，也有人說他是被共產黨特工幹掉的。總之，張道藩的“絆腳石”被搬掉了，他在中央組織部站穩了腳跟。對此，他非常感激鮑君甫，從此將他視為知己。
此事對於鮑君甫來說，也是件大好事，他由此獲得了國民黨要員的信任。鮑君甫利用黑道的關係替張道藩讓這個政敵徹底“消失”了，幫他搬掉了絆腳石，因此張道藩對鮑君甫更加信賴。張道藩是繼陳立夫之後的黨務調查科主任，正好給鮑君甫撐起一把政治保護傘。
光有“私人關係”還不夠，作為特務機關負責人，還必須拿出業績來才能服眾。要讓鮑君甫這個中共特工充分發揮作用，取信於敵是個關鍵。為此，陳賡經常與鮑君甫一起研究情況，探討辦法。陳賡決定給鮑君甫創造一些業績，增加其在中統的分量。他有選擇地向鮑君甫提供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如公開宣言、傳單之類，至於公開刊物《紅旗》、《布爾什維克》等，每一期都優先送鮑君甫十份，讓他拿去報功。同時陳賡也供給鮑君甫一些有關中國共產黨活動的情報，真真假假混雜在一起，這樣，鮑君甫既可以作為取信於敵特機關的資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敵人。
有時特科故意布置一些假機關，讓敵人去破壞，使鮑君甫取得國民黨的信任。鮑君甫剛一“出山”，就接連得到有“價值”的文件和情報。作為駐上海特派員，他對黨務調查科的工作表現得非常賣力，讓陳立夫等人對他更加信任。
每當國民黨軍警或外國租界剛剛得到共產黨的某些活動情況，中共特工便迅速將更詳細的情況通知鮑君甫，讓他立即上報調查科總部，這樣事事走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警備司令部前麵。在中共地下黨的配合下，鮑君甫輕而易舉地成為敵特機關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實力人物，從而取得了國民黨高層的信任。
打通關節 神通除奸
蔣介石和陳立夫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在上海的第一個特務機關剛剛建立，就已經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相信鮑君甫的關係神通，要求他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關節，與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關係。國民黨要在租界搜捕共產黨人，必須通過租界當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隨時協助捕人，並且將逮捕的共產黨人及時向國民黨當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鮑君甫將巡捕房政治部作為工作重點。中共中央機關就隱蔽在租界內，對中央機關構成直接威脅的正是巡捕房。隻有從巡捕房及時獲得情報，才能有效地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的情報機關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接到“與租界巡捕房疏通關係”這一任務後，鮑君甫便動起了腦筋。他想到了同鄉——公共租界警務處幫辦、探長譚紹良，於是開始有意無意地與之接近。擅長交際的鮑君甫，不久就和譚紹良成了要好的朋友。
1928年8月，譚紹良要鮑君甫打聽他們手下失蹤的兩個人是否被淞滬警備司令部關起來了。鮑君甫就找到錢大鈞司令詢問，果有此事。譚紹良請鮑君甫幫忙營救，鮑君甫一口應承，還說“明日聽回信”。當天下午鮑君甫即電請錢大鈞放人。當次日譚紹良與鮑君甫見麵時，那兩個人已經被放回來了。譚紹良奉英國工部局之命，拿出200大洋酬謝鮑君甫，鮑君甫予以拒絕：“區區小事，何足掛齒。”鮑君甫堅決不收這錢，這件事給巡捕房的警務處督察長蘭普遜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認為，鮑君甫是個仗義疏財之人，值得交朋友。
此後不久，蘭普遜要求鮑君甫弄一份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印鑒式樣。鮑君甫通過警備司令部副官處長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屬各處的印鑒式樣都搞到了，蘭普遜如獲至寶。由此，英國巡捕房得出結論：鮑君甫神通廣大，他不是警備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聽他指揮。
鑒於鮑君甫有非同尋常的能耐，蘭普遜想與鮑君甫建立更深層關係。英國巡捕房還發現，在與日本人明爭暗鬥時，鮑君甫可以作為幫手。當時，英國與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銳。日本在四川北路駐軍很多，英國人深感威脅。蘭普遜知道鮑君甫是一個日本通，既精通日語，又是日本問題專家。當蘭普遜就日本情報機關內幕及中日、英日關係的前景請教鮑君甫時，鮑君甫如數家珍般地將日本政府及各財團的情報係統一一道來，蘭普遜佩服得五體投地。蘭普遜意識到，在與日本人打交道時得借助於鮑君甫。巡捕房對鮑君甫深信不疑，並且對國民黨方麵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鮑君甫以外的人接觸。”從此鮑君甫就贏得了英巡捕房的信任。凡租界審理的案件，總是請鮑君甫出庭，鮑君甫在租界處理緊急案子時，可以不履行常規審批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