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君甫成了國民黨方麵與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為英、法巡捕房的顧問，可以在巡捕房隨進隨出。有了這一特殊待遇，蘭普遜那裏的情報、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難案件，蘭普遜還要找他商量。同時，鮑君甫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警察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活動，這一來，鮑君甫真正成了左右逢源的風雲人物了。
黨務調查科特派員楊劍虹自殺前向鮑君甫介紹了一個叫戴冰石的人。楊劍虹對鮑君甫說，這人在機會成熟時，會提供重要情報。鮑君甫憑他的經驗立刻意識到，這個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1928年秋天，鮑君甫得到通知，讓他把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國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幫辦譚紹良看過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動，並約鮑君甫一同前往平涼路去搜查一處共產黨秘密機關。鮑君甫要通知陳賡已經來不及了。結果在這處秘密機關有七人被捕。鮑君甫正打算查證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為，戴冰石就已經主動找上門來了。
他是來找鮑君甫求情的。戴冰石見麵就說，這個案子是他做內線告發的。戴冰石稱，楊劍虹自殺前答應過他，為了不使他受到共產黨懷疑，捕人時連他的小姨子一齊抓走，等被捕人員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後，就立即放了她。但把人抓走後，就不見下文了。
這個叛徒愁雲滿麵，他隻知道鮑君甫叫“楊登瀛”，開口叫了聲“楊先生”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這幾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鬧不休，找我要人，務必請楊先生您幫幫忙吧！”為了穩住他，鮑君甫答應幫他想辦法。
鮑君甫立即將情況報告陳賡。陳賡很快查實戴冰石由杜月笙牽線，已經向楊虎自首。中央特科又進一步詳細調查，證實戴冰石確實是破壞平涼路黨組織的內奸。為了避免叛徒繼續危害組織，特科“紅隊”奉命立即采取行動。幾天之後，鮑君甫要戴冰石到永安公司後的一家叫“安東小旅館”的地方接他的小姨子。戴冰石剛到那家旅館，就遭到了埋伏在那裏的中央特科槍手的嚴厲懲罰。很快，有人在湖北路安東旅館附近發現了戴冰石的屍體。
國民黨特務機關和巡捕房當然明白這是特科的紅隊幹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戴冰石叛變投敵的真相，他們卻怎麼也弄不明白。因為對於鮑君甫，他們深信不疑，不會懷疑是他給特科“紅隊”通風報信的。
1929年初夏的一個夜晚，鮑君甫坐在一品香飯店樓下的酒吧間，一邊瀏覽報紙，一邊等待巡捕房幫辦譚紹良。他們這兩個廣東同鄉經常在這裏會麵。譚紹良興衝衝地來了，還帶了一個人來。這人一身中式短打，頭戴禮帽，見人點頭哈腰，一望就知道是在上海灘混飯吃的流氓。
譚紹良介紹，此人叫王鬆生，對共產黨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鮑君甫不禁納悶：一個小流氓怎麼會知道共產黨的事情？顯然還有內幕。“好啦，以後你有什麼消息，就直接找這位楊先生好了。楊先生是頂可靠的人啦！”譚紹良吩咐之後，揮手將王鬆生打發走了。
不久，王鬆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給鮑君甫帶來一包東西，打開一看，竟然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為《華字通報》，實際上是一份《中央通告》。“楊先生，這個你要不要？”王鬆生想拿文件在鮑君甫這裏賣個好價錢。鮑君甫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問：“你這文件是真的還是假的？”那流氓回答：“當然是真的，是共黨的一個頭目缺錢花才托我賣的。”
鮑君甫當即付款，買了下來。王鬆生沒想到鮑君甫如此爽快，頓時來了勁：“如果楊先生還要的話，我手頭還有些貨，可都是共產黨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楊先生滿意。”
“唔，”鮑君甫故意顯得漫不經心，“你從哪裏弄來這些東西？”。王鬆生四下望了一下，把嘴湊近鮑君甫的耳朵：“不瞞楊先生說，這些貨都是一位朋友搞來的。他名叫陳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麼樣的共產黨文件，他都可以給你弄來。如果楊先生願意的話，我可以約他和你見麵，你們麵談好啦。”
“好吧，你約他來。至於價錢嘛，你告訴他放心好了，我不會讓他吃虧的。”
鮑君甫準備在五芳齋設宴款待王鬆生和陳慰年，便暗中將吃飯地點通知中央特科。幾天之後，鮑君甫出麵請客，陳慰年欣然赴約，果真帶了些文件來。旁邊一張桌子上，幾個生意人也在淺斟低酌，不時向陳慰年這邊望上一眼。這些生意人是特科紅隊隊員扮的，他們的任務是認清陳慰年的麵貌。席間，鮑君甫匆匆翻了幾頁，見確是共產黨的文件，便給了陳慰年兩根金條。吃罷飯，各人分道揚鑣，紅隊隊員跟蹤到陳慰年的住址。陳慰年哪曉得自己被人跟上了，一直回到家裏，這裏原來是中共滬西區的一個秘密機關。第二天，陳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現一個連環畫攤。不用說，陳慰年的行蹤已經被紅隊嚴密監視起來了。
與此同時，鮑君甫按照陳賡的指示，加緊調查陳慰年的來曆。情況很快就弄清楚了。這個陳慰年不但是一個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經成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密探。這家夥為了搞錢，還偷偷摸摸地托一個流氓轉賣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情況摸清楚之後，處決叛徒就很容易了。陳慰年根本不知道他的事情已經暴露。他還以為找到了大買主，從此財運亨通。這天，正當他興衝衝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後一聲槍響。叛徒還沒有弄清怎麼回事，已經一頭栽倒在地上了。
營救彭湃 追查內奸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彭湃等同誌，於次日下午在他家開軍委會議，研究重要軍事問題，並且說，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參加。8月24日下午，會議按時進行。周恩來因為臨時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就臨時請假未能到會。
這天下午，彭湃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楊殷、中央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顏昌頤、中央軍委委員負責兵運工作的邢士貞及張際春5人，正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裏白鑫家召開中央軍委會議。當開會至下午4時，巡捕房巡捕和警察局的中國包探乘著鋼甲車而來，將會場團團圍住，經過核對名單後，把彭湃等5名參加會議的人全部逮捕，關在上海警察局小北門水仙廟偵緝處的拘留所內。
彭湃是中國著名的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領導人之一，海陸豐農民運動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曾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軍委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等職。彭湃被毛澤東稱之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在黨內有著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力。被捕之後，彭湃在獄中受盡了各種嚴刑拷打，幾次死去活來，腳骨也被打傷，但他始終堅貞不屈。
事情發生後，周恩來於當晚召開了中央特科各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布置營救彭湃等同誌和了解他們被捕的原因。
中央特科情報科負責人陳賡接受任務後，極力想辦法營救，他找到鮑君甫並告訴了他有關情況。在營救彭湃的過程中，鮑君甫向陳賡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簡單地就能營救出來，建議在彭湃由警察局解往警備司令部途中設法營救，陳賡對此表示讚同。
陳賡將鮑君甫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請示後，大家同意在路上劫囚車。陳賡與顧順章專門在虹口旅社開了一個房間，作為營救彭湃的聯絡地點。
鮑君甫又到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內去探望彭湃，了解有關情況。見到彭湃，鮑報以同情的目光，並移了移呢帽表示敬意，從中暗示彭湃做好準備。鮑君甫在走出拘留所時碰見了司法科科長王鬱芬，王當即約鮑翌日下午參加陪審彭湃一案（鮑經常陪審重大共產黨案件）。鮑君甫得此情況後又及時向陳賡作了彙報，並提出陪審彭湃案件時我方要派一位同誌參加，這樣能及時讓彭湃知道我們黨正在設法營救他。
陳賡當即否決了這種做法，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彭湃的懷疑，以為是陪審人出賣他的。鮑君甫便建議找一個彭湃平時最信任的同誌參加陪審，陳賡對此表示同意，並得到組織上的支持。組織上派了一位同誌於8月26日和鮑一同到上海偽公安局三科審訊室參加審訊。審訊時已是傍晚，庭審時間大約半小時。審訊中鮑君甫裝得樣子很凶，罵得很厲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黨的意圖暗示給彭湃了。
由於彭湃的名氣很大，蔣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便下令立即殺害彭湃。審訊結束後，市警察局長袁良便與鮑君甫約定，後天再來將彭湃押走。鮑君甫又及時將情況向陳賡彙報，中央特科緊急研究對策。當周恩來得知敵人將於8月28日晨要將彭湃等同誌從拘留所解往龍華警備司令部的消息時，當即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動，埋伏在囚車經過的途中，準備劫車營救。
8月28日淩晨，中央特科紅隊，化裝成拍電影的外景攝影隊，全體出發準務劫車。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也化裝成拍電影的演員參加營救，當時約定武器由專人用箱子送到現場。
當天早晨6時，鮑君甫和我黨派去的一位同誌到警察局時，彭湃等人已被帶走了，鮑君甫立刻又驅車馳往龍華警備司令部，中途遇見了一輛大卡車，卡車上的同誌和他們談了幾句話，告之押解彭湃的車未經過這裏，並說這輛卡車是天沒亮就預伏在這兒的，是準備營救彭湃等人的。鮑君甫又驅車到龍華警備司令部查詢，得知彭湃已被提前兩小時押到龍華。鮑君甫趕緊驅車回到紅隊預伏的地點，援救人員已經離開，營救未能成功。
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根據當時彭湃等同誌被捕的情形以及事後白鑫逃匿的情況，中央特科很快便分析出，這次出賣彭湃等人的內奸是軍委秘書白鑫。事實上，在通知開會的一個月以前，白鑫便已出賣開會的消息。
彭湃等同誌的犧牲無疑是黨的一大損失。彭湃等人就義後，周恩來悲憤萬分，親筆撰寫了《彭楊顏邢四同誌被敵人捕殺經過》，在1929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上發表。8月31日下午，周恩來含淚起草了《為反抗國民黨屠殺革命領袖告全國勞苦大眾書》，憤怒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殘殺彭湃等同誌的罪行。與此同時，他指示中央特科陳賡等人，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蹤，定殺不赦，以絕後患！
白鑫身為中共中央軍委秘書，在黨內應該說前程遠大，他為何要出賣彭湃等人呢？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到廣州報考黃埔軍校，被錄取為黃埔四期學生，不久在軍校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10月，從黃埔畢業後的白鑫參加了由葉挺指揮的第四軍獨立團，隨軍趕赴北伐前線。次年初，他被提升為葉挺部隊政治教導隊指導員。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白鑫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之後隨起義軍經贛南、閩西，撤退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彭湃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彙合。白鑫在起義軍一路減員的情況下，一路升到團長位置。1929年初，他隨同中共中央部分領導人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
經過蔣介石反革命大屠殺後的上海正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內部一些意誌薄弱的投機分子接二連三地宣布脫黨甚至背叛革命，倒向敵人。剛來上海不久的白鑫，心中也不免膽戰心驚。此時，白鑫的一個表弟因在海陸豐叛變逃跑，被根據地負責人彭湃下令處決，這件事就成了白鑫叛變投敵的一個契機。
經查明，白鑫通過他在南京被服廠當廠長的哥哥，與國民黨上海黨部情報處長範爭波接上聯係。在上海霞飛路和蒲石路之間的和合坊，白鑫與範爭波見麵後表示“自己以往是因一念之差而誤入歧途”雲雲。範爭波對白鑫前來投靠當然十分歡喜，他安撫白鑫並要其戴罪立功，幫助清除“黨國”的心腹大患。範爭波特別提出希望白鑫能想出辦法將彭湃捉住，還對他許以重金。白鑫一聽要他想辦法抓彭湃，感到正中下懷，認為是報殺弟之仇的時機到了。他將事先已擬好的計劃端出來，範爭波經過仔細考慮，認為可以實施。一場陰謀逮捕中共領導人的計劃就這樣出籠了，於是便有了8月24日開會時彭湃等人被捕的一幕。
營救任老 特科鼎助
陳賡接到周恩來關於對白鑫“殺無赦”的指示後，便安排上海地下黨組織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自然不是傻瓜，當然明白自己現在的處境，就當起了“縮頭烏龜”躲藏起來。國民黨方麵為了在他身上獲得更多的中共情報，由上海黨部情報處長範爭波親自給他當“烏龜殼”加以保護。因此，地下黨組織盡管四處打探，也一直沒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訊息。陳賡給特科的同誌打氣說：“白鑫難道會上天入地？他隻要還在上海，這隻烏龜就會有露頭的一天。”
果然，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帶著國民黨特務突然到上海達生醫院找柯達文大夫看病。原來，白鑫自從告密殺害了彭湃後，知道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不會放過他，整天處於極度的驚恐之中，時間不長就嚇出了頭疼的毛病。柯達文是中共地下黨員柯麟的化名。那時，他在上海威海衛路一條裏弄開了一所達生醫院做掩護，樓下是診所，樓上是地下黨組織的會議室。上海地下黨組織每月在這裏開一次會，周恩來有時也在這裏接見外地來彙報的人。
那天柯達文為白鑫診病後，對他說：“你坐一坐，有幾種藥在樓下，我去取。”他下樓匆匆到鄰居家給陳賡打電話。不料白鑫這時早已經成驚弓之鳥，等他回來時，白鑫已經悄然離去。
事後陳賡指示柯達文說：“他露麵了就好，病人有病總會找醫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兒，先設法穩住他，我們的人隨時就到！”
白鑫不是黨內高級領導，又不分管特科，再加上剛到上海不久，因此他並不知道柯達文的真實情況。他隻知道柯達文醫術好，又是廣東人，一副書呆子相貌，不像是共產黨人。果然，過了幾天，白鑫又打來電話，說要再請柯達文看病。不過，狡猾的他不到達生醫院來了，而是要柯達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飯店給他看病，柯達文問是哪家飯店，白鑫說到了法租界自會有人告訴他。
柯達文將這一新情況及時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指示他按約定時間前往，並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療的分寸，既要讓白鑫感到治療後病情明顯減輕，也不能讓他感到已經痊愈，這叫“放長線釣大魚”。對此柯達文自然心領神會。
摸到了白鑫的棲身之處，叛徒的命運已經在特科的掌控之中。隻要組織上一聲令下，特科同誌可以隨時為犧牲的彭湃等人報仇。
1929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一早出去，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擴大會議時被捕。任弼時被捕時他將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裏嚼碎咽下去了，敵人在他身上隻搜出一張月票。由於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災中燒掉了，查無實據。被捕後他自稱名叫“彭德生”，公共租界巡捕房嚴刑逼問他的真實姓名，甚至給他上了電刑。這種電刑可使受刑者處於半昏迷半麻木狀態，身心受到極大損傷，致使神經係統混亂而招供。隨著電壓的不斷升高，正負電極在任弼時的背部烙出了兩個窟窿，但他堅貞不屈，什麼也不說，始終未吐露真實姓名，敵人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其實，這已經不是任弼時第一次被捕了。任弼時，湖南湘陰人。1922年他十八歲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中共支部入黨，以後成為中共要人。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任弼時曾多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沒有暴露身份。1928年10月任弼時在安徽視察黨的工作時，在南陵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敵人對他用盡酷刑，任弼時始終沒屈服。周恩來領導特科同誌，請同情我黨的律師、法學教授潘震亞與律師費國禧到法庭辯護，進行合法營救。敵人拿不出證據，於1929年3月放他出獄。誰知才過了半年時間，他在上海又不幸被捕了。
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先請律師辯護無效，接著又派陳賡找鮑君甫設法營救。鮑君甫派洪揚生給巡捕房探長陸連奎送去100元現大洋買通關係，然後在德大西菜社請租界巡捕房的蘭普遜吃了一頓大菜，席間鮑君甫對蘭普遜說：“那個叫彭德生的，是我手底下的人。”蘭普遜半信半疑，但最後還是賣了個人情，將任弼時釋放了。任弼時出獄後，被黨中央派到武漢擔任湖北省委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再後來被調往湘鄂西中央蘇區。
1929年10月中共方麵幫助鮑君甫在北四川路大德裏的過街樓上設立辦事處，讓中共黨員張紅惠化名“安娥”任其專職秘書。這樣一來，除了鮑君甫本人，在這個辦事處中還有兩名中央特科人員——連德生和安娥。
司機兼保鏢的連德生，浙江上虞人。原為上海英商電車公司售票員，1925年參加地下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中共黨組織將他派往蘇聯學習，1928年回國在中央特科工作。此時由蔣介石親自任命的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駐滬特派員鮑君甫，暗中已成為中共的秘密情報人員。連德生奉命擔任鮑君甫的保鏢，實際上他是黨組織與鮑君甫之間的聯絡員。
秘書身份的安娥原名張紅惠，又名張式沅，曾用名何平、張菊生，參加地下工作時化名安娥、張瑛等。河北省獲鹿縣（今石家莊市）人，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一個書香之家，1925年肄業於北京國立美專西畫係，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後，接受中央特科的安排擔任鮑君甫的專職秘書。鮑君甫將收集到的情報全部拿給擔任秘書的安娥。然後由安娥分析處理之後，選送給陳賡。
鮑君甫這個特情關係建立之後，國民黨軍警機關或巡捕房要對中國共產黨秘密機關采取行動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敵人動手之前獲得情報。敵特機關的好幾次搜捕行動接連撲空。
陳賡考慮到，如果每次都讓敵人撲空，鮑君甫難免暴露。在與有關的同誌商量後，為了掩護鮑君甫的情報工作，特科有時也故意留下一些機關或布置一些機關讓敵人去破壞，再讓他們搜到幾份無關緊要的文件或者黨內報刊，以增加敵人對鮑君甫的信任。
“中央特派員”的牌子使鮑君甫身價倍增。在上海的國民黨軍警機關眼中，他是“中央親信的人”，在外國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國官場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偵探機關都對他另眼相看，什麼秘密都不會想到瞞他。
特科出身的連德生和安娥，成了鮑君甫的得力助手。有了他們的幫助，鮑君甫在傳遞情報方麵得心應手，進行得非常順利。
虎穴探營 絕殺白鑫
回頭再說幾天後，柯達文按約趕到白鑫所在飯店。這時和白鑫在一起的，除了他老婆，還有範爭波。一見麵，白鑫就用懷疑的口氣問柯達文：“那天，你說下樓取藥，怎麼出去了？”
“哦，是這樣，”柯達文鎮定地回答：“我到樓下一找，缺一種藥，我想出門一拐就是藥房，心想快去快回，誰知我趕回來，你就走了，連藥也沒拿！”
白鑫也編了一通假話應付：“那天我有急事，看看表時間快到了，等不及拿藥，隻好走了。”
柯達文給他看過病後，白鑫又留他喝杯咖啡，實際上他是對柯達文還不大放心，想多留他—會，讓範爭波觀察一番。
白鑫說：“你那醫院太小了，應該買一棟大樓，設部分高級病床。”柯達文搖搖頭說：“我是外鄉人，在上海無親朋好友，誰肯幫忙？”白鑫立即從皮箱裏掏出500元錢，遞了過去：“柯大夫，不敢言贈，表示一點小支持！”範爭波也在一旁幫腔說：“收下吧！以後合作的日子還長著哩！”
柯達文本來不想接受叛徒的錢，但他似乎看穿了白鑫和範爭波眼睛後麵的東西，稍微推讓了一下後，趕緊把錢放進衣兜中，千恩萬謝一番後起身離去。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白鑫和範爭波相視一笑，都把心放在了肚裏。
柯達文出了飯店，坐電車兜了幾個圈子，看看身後沒有特務盯梢，便趕到陳賡那裏彙報，把500元錢也如數交給了黨組織。陳賡十分高興，說：“好！繼續偵察，一定盯緊他！”
又過了幾天，白鑫自感吃了柯達文給開的藥後病情減輕許多，再次請柯達文看病。這次，小車載著柯達文停在了霞飛路（今淮海中路）和全坊四弄43號門口。不幾日後，他們再次將柯達文請到這裏看病。柯達文估計，這兒就是白鑫的藏身之地。於是，柯達文將這一重要情報向陳賡做了彙報。
柯達文掌握了白鑫的藏身之地，陳賡不由大喜過望。但柯達文限於身份，再往後隻能做些外圍工作，但要真正打進敵人內部去，盯準白鑫，還必須另找一個同誌。
於是，陳賡再次想到了鮑君甫。這一次，陳賡請鮑君甫弄清楚和全坊四弄43號是個什麼地方，沒想到鮑君甫很快回複說：“那是大特務範爭波的公館，白天黑夜都有國民黨特務看家護院！”
怪不得白鑫會藏在那裏！陳賡將周恩來的“鋤奸”指示告訴了鮑君甫，鮑君甫心領神會：“你放心，我馬上去這個‘虎穴’摸清白鑫的情況，並把他定在那裏，以便咱們下手。”
次日一大早，鮑君甫就找了個事由，登門到範公館拜訪。鮑君甫這位陳立夫跟前的大紅人親自登門，範爭波自然不敢怠慢，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位“大員”竟然會“通共”，也就沒有安排白鑫刻意回避。範爭波和鮑君甫正在客廳裏閑談時，白鑫下樓到院內散步。鮑君甫假裝不認識，問他是誰，範爭波便把白鑫介紹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