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結識鮑君甫，白鑫受寵若驚：“楊特派員，乞望今後多多指教！”鮑君甫笑了笑，說：“共匪要犯彭湃能夠落網，你可立了一大功！”白鑫搓搓手，說：“不敢！隻可惜那次伍豪（周恩來）未能到會，否則他也跑不了。”鮑君甫一語雙關地說：“我一定向中央組織部報告。中央對你一定會論功行賞的！”
此後，鮑君甫多次到範公館找白鑫談話。一次，他故作關心地對白鑫說：“彭湃案轟動全國，估計共產黨不會輕饒你，你哪裏也不要去，住在範公館裏，否則會招致禍端。”白鑫聽了，立即出了一頭冷汗，哀求道：“特派員，能不能向南京中央請示，要我到南京去吧。”鮑君甫說：“現在不能走！得過一陣，風聲小了再動不遲。”白鑫萬般無奈，隻有等待，但他心裏早已充滿了恐懼。
有一次，鮑君甫正在和白鑫談話時，正巧柯達文前來診病。鮑君甫假裝不認識，等柯達文走後，他用關切的口氣問：“這個人可靠嗎？不要把共產黨引進來。”白鑫肯定地說：“他不可能是共產黨。”鮑君甫笑著說：“那就好！這地方可千萬不能叫共產黨偵察到。”他又回頭告訴範爭波：“爭波，不可大意！”範爭波說：“放心好了，登瀛兄，能進我這門的，都是最可靠的人，共產黨絕對找不到這裏！”
就這樣，鮑君甫和白鑫交上了“朋友”。鮑君甫時常前來和白鑫閑談，打麻將，實際目的就是為了把白鑫穩住。
白鑫盡管住在國民黨大特務家裏，又有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駐上海特派員鮑君甫的“保護”，仍吃不下，睡不好。他一閉上眼睛就夢見彭湃、楊殷等人渾身是血地站在他床頭，雖然不斷找柯達文診治，但頭疼的毛病總是反反複複，不見痊愈。
白鑫知道此地不可久留，就一再請求範爭波向南京方麵報告，希望能允許他出國去躲躲風頭，最好是去意大利。他認為在國內即使是去南京或者廣州，也不安全，共產黨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找到他，替彭湃報仇。
最後，國民黨方麵終於同意白鑫逃往意大利。當然，對這麼機密的事情，範爭波和白鑫對鮑君甫是不相瞞的。
陳賡接獲這一重要情況後，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弄清白鑫出逃的準確時間、船次、從何處出發、坐什麼車去碼頭，並指示陳賡組織精悍的“鋤奸”隊員，堅決除掉叛徒，絕不能讓他逃往國外。
白鑫和範爭波、鮑君甫商定，出走時間定於1929年11月11日深夜11時，並且船票已經定好。範爭波還特意安排小汽車就停在公館後門口，讓白鑫夫婦出門就上車。
鮑君甫心想，範爭波這樣的安排，特科的紅隊將無法爭取時間展開戰鬥，鏟除叛徒的計劃十有八九會付之東流。他急中生智，對範爭波說：“你的方案也許不錯。可是，深更半夜，門口停輛汽車，會惹人注意。萬一走漏點什麼消息……”
鮑君甫對範爭波說：“自剿滅彭匪以來，共黨恐怕一直在暗中偵察白鑫的蹤影。他們的人向來無孔不入，萬一他們疑心到此處，而門口又停輛小車。豈不是要出問題嗎？”
已經恐懼到極頂的白鑫連聲附和。範爭波也許是認為鮑君甫說的有理，或許是不想因為這點小事駁鮑君甫的麵子，於是決定小汽車不停在43號門口，而改停50米外的弄堂口。
鮑君甫隨後將一切都向陳賡作了彙報，陳賡對他的機智沉著表示了稱讚。
1929年11月11日傍晚，鮑君甫以辭行為名，又特地到範公館偵察一次，並送給白鑫一盒點心“聊表一點心意”。可笑的是，死到臨頭的白鑫此時還對鮑君甫的“關懷”萬分感動，分別時竟然還流了幾滴眼淚。鮑君甫看到白鑫仍按原計劃逃跑，才放心離去。
入夜，負責伏擊叛徒的“鋤奸”隊員按計劃分別潛入和全坊，在四弄43號的後門布置得十分周密。夜靜更深，周圍人家紛紛熄燈安寢，隻有43號院裏仍然燈光閃亮。11時許，43號院後門悄悄啟開一道縫，一個人閃出來站在門口，聽了一會兒動靜後，見周圍十分安靜，認為沒有任何危險，才向裏麵招手。大門裏很快閃出7個人：白鑫夫婦、範爭波兄弟和3個“護駕”特務。
他們剛走幾步，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聲：“白鑫，哪裏走！”接著就是“砰、砰”兩槍，一個特務應聲倒地！範爭波弟弟大喊：“有埋伏，快……”話未說完，一顆子彈打死了他。白鑫為了活命，拚命向停在弄堂口的汽車跑，一個“鋤奸”隊員立即追過去。白鑫跑到汽車處剛要鑽進去，後麵的槍聲響了，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戰鬥很快結束。白鑫、範爭波弟弟和兩個特務被打死，範爭波和白鑫的老婆則受了重傷。為了進一步確證白鑫的生死，中共另一紅色特工、“牧師”董健吾又化裝成一個老人，拿了一個拐杖，再次來到危險重重的現場證實傷亡情況。在戒備森嚴的法租界發生如此刺殺大案，並且部署策劃得如此周密，實施刺殺如此幹淨利落與準確無誤，此消息立即轟動了全上海。各報連日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甚至稱之為“東方第一謀殺案”。
叛徒克星 除奸救人
1929年12月，陳立夫的表弟徐恩曾出任調查科主任，徐恩曾也視鮑君甫為台柱，特準他可自由支取經費，還派人常駐鮑君甫辦事處，以便隨時轉送最新的情報。
中央特科建立了鮑君甫這個關係，就在上海國民黨的各軍警機關和租界巡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繼幫助中央特科除掉叛徒戴冰石、白鑫後，特科通過鮑君甫又挖出了好幾個出賣黨組織的叛徒。一時間，鮑君甫成了黨內叛徒的克星。
有時候，根本用不著特科的紅隊動手，隻須鮑君甫借用國民黨之手就可以除掉某些叛徒。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白雲觀偵緝隊拘留所內，有一名在押犯人剛剛抓進來幾天，突然在牢房內大聲嚷嚷，聲稱要見大頭子，有重要事情要講。
這人是警備司令部的偵探從一家旅館逮捕的。其實，偵緝隊對他的身份一時還不清楚，隻是認為他有共產黨嫌疑就把他抓來了，現在突然聽他這樣一嚷，覺得這個人非同尋常，於是馬上報告給警備司令部。
第二天，這人被提出牢房，帶到一間辦公室內。一位西裝革履戴著墨鏡的人已經坐在那裏了。“你不是要見大頭子嗎？”看守對犯人說，“這位長官就是，現在你有話就向他講吧！”這位從警備司令部來的“大頭子”正是鮑君甫，他是受警備司令部委托來處理這個案子的。
犯人立刻將自己的身份和盤托出。原來，這人是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負責人，是來上海開會的。但除了他自己的經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問，他也說不出更多的情況了。“看來不讓你吃點苦頭，你是不想說實話！”鮑君甫把臉一沉，吩咐對他大刑侍候。他想用此手法逼供，弄清這個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況。
叛徒被打得血肉橫飛，發出殺豬般的慘叫，拚命喊冤求饒。看來他了解的情況確實不過如此了。當晚，鮑君甫將情況向陳賡作了彙報。第二次提審時，鮑君甫帶來了一位“專家”。這位“專家”其實是特科成員劉鼎，他是奉陳賡的指示專門去給叛徒拍照的。
劉鼎，四川南溪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派去蘇聯學習。1929年從莫斯科回國，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
中央特委仔細審察照片之後，證實此人確係山東省委書記，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學習班學習過。鮑君甫又再次向他逼問口供，仍然問不出什麼，然後告訴淞滬警備司令部說，此人是共產黨高級幹部，但利用價值不大。警備司令部見這個叛徒既然留著無用，幹脆就將他槍斃了事。
1930年春天，鮑君甫發現中共軍隊中一個叫史書元的軍官投敵。這個史書元是湖南醴陵人，黃埔一期六隊學生。鮑君甫發現他正利用上海“一品香”飯店作掩護，直接找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部密報中共機關事情。鮑君甫將此事緊急告知陳賡，請他進行處理。陳賡報準中共特委後，命令中央特科二科、三科人員全體出動包圍“一品香”，並親自到現場指揮。特科成員劉鼎作為鮑君甫的專家，隨鮑君甫進入飯店參加宴會，以偵察、監視史書元的行動。特科劉大漢則以記者身份進入飯店探訪。史書元非常狡猾，一看苗頭不對，迅即逃離現場，反而使“劉記者”及特科行動人員因形跡可疑被捕，後來無證據才釋放，雖然殺掉史書元，但中共地下組織做了充分的預防。
1930年4月，叛徒黃第洪陰謀暗害周恩來，關鍵時刻又是鮑君甫果敢出手，使之化險為夷。黃第洪是黃埔軍校一期生，與周恩來有師生關係，北伐時參加了共產黨。黃第洪從蘇聯回國後，說是共產國際指示他回國去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審慎的周恩來沒有立即答應，叫他熟悉一下國內情況再說。
若幹天之後，黃第洪要求麵見周恩來，地點約在先施公司對麵的郵政局。周恩來出於工作考慮，決定去見麵。周恩來化好了妝正裝備出去見麵，卻被陳賡阻止。
陳賡說：“這樣吧，我先派幾個人去先施公司旁的郵局附近偵察一下，如果附近情況正常，我再帶黃第洪到別處與你會麵。”
過了一會兒，派出去偵察的人回話說，先施公司附近情況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變化。周恩來聽後，還是決定去，但陳賡還是不讓他去。就在兩人進一步商討之際，鮑君甫的保鏢連德生送來了一封急信。
周恩來打開信封一看，著實讓他吃了一驚，原來是黃第洪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效忠的抄件。信中說：“自己永遠是校長的學生和忠實信徒，雖然一時糊塗和共產黨有聯係，還去了蘇聯，現在決心將功補過，效忠黨國。我已與周恩來單線聯係，可協助抓捕……”
原來，蔣介石看到黃第洪的效忠信，既高興又特別重視，立即批轉給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說此人對黨國一舉摧毀共匪首腦機關大有用處，命調查科從速處理之。徐恩曾又將信批給鮑君甫。鮑君甫一見，感到事情非同小可，時間緊迫，當即將黃第洪的信以及蔣、徐的批示抄了一份，讓連德生送給陳賡。
事情真相大白。周恩來與陳賡商量對策後，周恩來一麵拖延下次見麵時間，穩住黃第洪；一麵增加特科偵緝人員，全程監控黃第洪的活動規律。然而，十分警覺的黃第洪更換了住址，行蹤也更詭秘。但是，他的新住址還是被特科人員發現了。經鮑君甫布置安排，監控守候，終於在一個灰暗的傍晚發現他回來了。中共特科人員敲開黃的大門，手持鮑君甫的名片對他說：“我們是楊登瀛辦事處的，楊先生對你很重視，請你去一趟。”黃第洪果然不疑，跟著兩位特科成員上了黃包車。來到一個僻靜處，兩位特科成員不聲不響就把這個叛徒給幹掉了。
1930年上半年，陳賡通知鮑君甫，我黨有兩個地下機關被暴露，巡捕房及華界當局準備去抄查，如果特務機關一動手，我黨將會遭受重大損失，鮑君甫接受任務後，立即將東西轉移，使巡捕房搜查時撲了空。在上海北火車站華界曾有一個雙開間的門麵房屋，是我黨的宣傳機關，但被叛徒出賣。陳賡事先將宣傳品、旗幟和一些衣物用具全部拿走，然後由鮑君甫向敵方打電話，上海市警察局、巡捕房在鮑君甫的帶領下進行搜查，結果隻搜到一些用處不大的宣傳品帶到上海市警察局，局長袁良非常高興，當場嘉獎鮑君甫。
1931年初，化名“李士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在自己的寓所被捕，同時被公共租界巡捕搜去了一箱文件，其中有不少中共機密文件。黨組織知道後，立即指示陳賡動用一切關係設法營救，並要求將這些文件拿回來。此刻的蘭普遜，正在為這一箱文件犯愁。他不識中文，又不便將這些文件拿給外人看，於是又想到了鮑君甫。陳賡獲悉這一信息，當即讓鮑君甫將劉鼎介紹給蘭普遜，劉鼎精通英文，他拿起一遝遝文件用流利的英文對蘭普遜說：“這不過是一個學者的手稿。”蘭普遜大失所望，劉鼎趁機將最機密的幾頁紙偷偷藏進自己的口袋，以後又堂而皇之地拿了一疊“手稿”說是帶回家去鑒定，第二天又把這疊文件換下將另一疊稿子帶了去。接著，黨組織又積極去活動，動用關係去保釋關向應。
經過研究，組織上決定通過老共產黨員黃慕蘭，請大律師陳誌皋出麵，將關向應保出來。
黃慕蘭出身名門，在武漢時期，黃慕蘭結識了《民國日報》總編輯、國民黨市黨部宣傳部長的共產黨員宛希儼，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黃慕蘭與宛希儼於1927年“三八婦女節”登報結婚。國共分裂後，黃慕蘭開始轉為地下，去江西南昌當了中共地下交通員。不久，她生了個兒子。兒子生出來剛三天，黃慕蘭還在醫院裏，丈夫就上山打遊擊了。後來，宛希儼在贛南領導暴動時犧牲，於是她把兒子送到男方家，自己前往上海。在那裏，她遇到了新任的中央委員賀昌，經周恩來批準，兩人正式同居結婚。193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自首。黃慕蘭第一個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傳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等人才幸免於難。後來賀昌調往中央蘇區，黃慕蘭則繼續留在上海繼續從事秘密工作。
陳誌皋是個律師，當時在上海的名氣較大。黃慕蘭找到他，請他出麵保釋“李士珍”，陳誌皋照辦了，這對關向應後來獲釋起了一定作用。而此時，黃慕蘭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惱，她的工作對象陳誌皋，對她展開了瘋狂追求。於是，她向組織彙報了此事，並請求去蘇區與丈夫會合。黨組織很快否定了她的請求，並告訴她：“你的工作崗位在上海，你和陳誌皋結合，更加有利於掩護身份，合乎工作需要，這件事組織會向中央證明是服從工作的需要，相信賀昌不會埋怨你的。”為了黨的事業，黃慕蘭最終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和愛情，和陳誌皋結了婚。因為沒有感情，加上陳有外遇，他們後來還是離了婚。這是後話。
中共中央通過獄中支部指示關向應，為了配合鮑君甫的營救行動，要裝得庸碌無為、悲觀消極，以蒙蔽租界。當蘭普遜從牢獄中聽說被抓的這個人，充其量是個“激進的學者”，也覺得沒多大意思。在有人保釋的情況下，關押了幾個月即予釋放。
出賣被捕 晚景淒涼
1931年4月25日，中央負責保衛工作的負責人、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幸虧這一消息由徐恩曾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首先獲悉，他向各要害部門發出警報，並匆匆趕到上海向周恩來作了報告。黨立即采取果斷措施，開始了中央各機關大搬遷。陳賡找到鮑君甫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你快想辦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
鮑君甫用手抹了飄落在臉上的雨滴，完全鎮靜了下來，他相信自己沒有確鑿的把柄落在特務手中，又對自己在國民黨上層的一些關係具有的保護力較為自信：“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裏！不相信顧順章就鬥得過張道藩！”
陳賡說：“你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總歸要得天下的，到那時候我們決不會忘記你。”
鮑君甫也動了情：“不管今後我是否能看到你們得天下，有你這句話，哪怕明天叫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後悔交了你這樣的朋友。”也在這天早晨，徐恩曾親自帶領大批特務從南京趕到上海，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當天下午，由於顧順章的出賣，鮑君甫就被捕了。
鮑君甫被關在獄中，國民黨對他恩威兼施，但他始終未供出共產黨的任何情況。由於國民黨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時任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的張道藩的疏通，鮑君甫隻坐了半年的大牢。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後被保釋出獄。此時周恩來、陳賡等人已相繼離開上海，鮑君甫與共產黨方麵失去了聯係。
國民黨官場你爭我鬥，風水輪流轉。1934年國民黨再度啟用鮑君甫，在張道藩的舉薦下，他出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反省院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操縱下的特殊監獄。為了更好地對被捕的共產黨人進行政治欺騙，誘其叛變，根據陳果夫、陳立夫的建議，國民黨專門建立了從事此項工作的機構——反省院。它與普通監獄的區別之處在於，它注重對“反省人”進行思想灌輸，最主要的目的是讓持不同政見的人閉嘴。出於政治的需要，在反省院人可以有一定自由，生活條件也比普通監獄要好些。除規定的勞役外，還可以有一定的運動和休息時間。被關進反省院的政治犯，要接受為期6個月的強化學習。期滿後經評判委員會評判不準出院者，要繼續留院反省，但總期不得超過5年。反省院當時關押的人員主要是共產黨員，反省的目的是讓他們放棄自己的革命主張。特務們常常將抓來的共產黨人關進反省院進行所謂反省，“反省合格”後予以釋放，並從中挑選出一些出賣靈魂的人專門從事破壞中共組織的活動。
此時的鮑君甫已經完全脫離特工係統，在反省院掛個閑職隻是為了混口飯吃，生活歸於平淡。他在反省院時的生活，也鮮有史料記載或相關報道。
轉眼過了十幾年。1949年，當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時，鮑君甫在南京街頭靠擺小紙煙攤為生。1950年10月，新中國開展了建國以後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二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開始對反動黨團特務人員進行登記，幾天之內就有四五千名原國民黨各級高官向政府自首，聽候發落。由於鮑君甫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長，故被市公安局逮捕，並很快移送法院。經法院有關領導審批，準備處以重刑。這時鮑君甫提出他在當年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要求陳賡同誌作證。
時任南京法院院長的鞠華於1951年兩次給當時擔任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發函，希望證實鮑君甫在大革命時期的政治身份。同年11月24日，陳賡將軍給鞠華回信為鮑君甫做出證明：“關於楊登瀛（又名鮑君甫）之供詞是否屬實一事，據我所知，鮑確係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係，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麵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陳賡當時確實無法得知鮑君甫的實情。
根據陳賡的證詞，鮑君甫終於保全性命，但仍舊被判管製。
此後鮑君甫住在南京，生活無著。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得知鮑君甫的情況後，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長，說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誌……”。信中還說：“我與陳賡同誌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
1956年3月，南京軍區專程派人送鮑君甫去北京，鮑君甫在北京會見了早年曾受其保護的共產黨人陳賡和陳養山以及李克農、安娥等人。陳賡詳細詢問了鮑君甫的生活情況，並委托有關方麵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協和醫院為其安裝了假牙，贈送了呢料製服、皮鞋等物。鮑君甫在專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三個星期。鮑君甫回到南京以後，於同年4月22日給安娥寫了一封信：“式沅同誌：握別以來瞬已三周，我於四月二日晨安抵寧後即晚疚疾複發，現仍在時止時發，以至稽延奉書甚引為歉。這次在京蒙賡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處非筆能宣……”
此後，鮑君甫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以至於冬衣無著，不得不再次於1956年12月27日給安娥寫信求助，讀來令人心酸：“舍下尚稱粗適，惟內子（譚秀珍）舊有腰疾，近忽複發，臥床未起。入冬以來，禦寒衣物深荷政府照顧，然以久處艱困，雖稍有添補，難期周全。憶昔蒙允以舊衣相助，不計大小冬夏之件，如能割愛者，不悉能否見急解衣推食之賜，不得不期於知交之前矣。不情之請尚懇見諒也。”由此信可以看出鮑君甫已陷入何等的生活困境。但安娥突發腦溢血，乃由其子田大畏先行給鮑家寄去30元以解燃眉之急。此後，安娥陸續給鮑家寄送生活用品，並特別給鮑君甫的次女鮑小妹（鮑雪波）寄去自行車一輛，深情厚誼，於此可見。
鮑君甫娶有三房妻室，育有二子、三女。陳賡於1961年去世，1963年12月，安娥的丈夫田漢受到嚴厲批判，安娥已是自顧不暇，安娥一家也不能再給予鮑君甫以保護和資助。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鮑君甫失去了陳賡和陳養山（已調離中央到寧夏任職）等人的保護，遭受了批鬥。1969年12月9日，已經76歲的鮑君甫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鮑君甫在臨危之前，再三對自己的子女說道：“我不是特務，也不是什麼內奸，周恩來是知道我的……”說罷便咽了氣。
鮑君甫是個黨外人士，知道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楊登瀛，竟又是中共特科的鮑君甫者，長期以來寥寥無幾。在大革命失敗後四處充滿白色恐怖的環境下，不少意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脫黨，有的甚至成了叛徒，而鮑君甫卻在這種極端險惡的形勢下，冒著生命危險為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成為第一位中共黨外特工，其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不僅如此，鮑君甫在他的紅色特工生涯中，為營救黨的領導人和懲治叛徒屢建奇功，立下了汗馬功勞，對此黨和人民將永遠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