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聲》為綜合月刊，每期打頭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東亞共榮”之類的謬論。考慮到宣傳效果，日方除了對這些時事評論控製外，要求隻要不發表抗日的、宣傳共產黨和蘇聯的文章，其他都可以發。關露進入《女聲》後，逐步成了這本刊物的實際負責人，擔負起《女聲》編輯業務。
在《女聲》工作工資微薄，甚至生活都成問題。關露日子過得節簡，早餐幾乎省去，肉蛋之類的根本吃不上，常年處於半饑餓狀態。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關露買不起木炭，想去賣血。可是醫生說她身體太弱了，會承受不了。血沒有賣成，木炭也沒有換來，關露守著寒冷的屋子過了一個冬天。
關露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職權，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盡量把這份日汪政權的宣傳刊物，辦得盡可能遠離政治和淡化“大東亞共榮圈”的殖民色彩，把它的重點放在討論跟女性日常生活有關的種種問題，發表了諸如《中國婦女求學問題》、《青年婦女的缺點》、《怎樣做一個新婦女》、《職業婦女與無職業婦女》等文章。從表麵上看來，這些文章主要是談戀愛、婚姻、家庭問題，實際是用一種新的婦女觀喚醒中國女性，培養她們的獨立意識，最大限度地把《女聲》辦成宣傳中國女性解放的陣地。
同時，關露充分利用《女聲》編輯的公開身份，注意發現和采用進步文學青年的稿件，其中有丁景塘的《星底夢》、《向日葵》，楊誌誠的《舟山群島上的漁鹽農婦們》、《秋潮》等。在關露的努力下，《女聲》的銷售量達到了每月6000份以上，有好幾次還過萬份，在當時的環境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關露一麵搞好編務，一麵把收集到的情報資料送給地下黨。
1943年8月，日本當局為了拉攏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領的殖民地文學界人士，決定在本土召開所謂“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恰好佐藤俊子要派關露代表《女聲》去參加大會。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關露迅速向當時的上海的地下黨負責人吳成方彙報。吳成方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如能代表《女聲》去日本一趟，可以看到和聽到許多有用的情報，當即指示關露要盡可能成行，關露答應了組織的要求。
事實上，關露非常清楚此行對她來可能是凶多吉少。一來，當時正值中日戰爭期間，一旦日本政府將她作為人質不讓回國，她將在異國他鄉受到身心的巨大摧殘，甚至可能客死他鄉；二來，即使日本政府不會下毒手，但是在國內，因為多數人不知道自己從事的是地下工作，肯定要背負“漢奸”的罵名。
關露還為此曾經猶豫過，但是想到災難深重的中國正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四萬萬同胞還處在水生火熱之中，地下黨也一再要她“放下包袱，大膽工作”，她終於鼓起勇氣戰勝了自己的膽怯，說服了自己。出發前，中國的赴日代表包括關露、張愛玲等十幾個人全被登報，並配發照片。關露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報上，不僅潸然淚下，她又一次猶豫了。
正巧，潘漢年給她一個新的任務，交給他一封信，要她到日本後親自將信給秋田教授，並再次鼓勵她要勇敢。因為當時在中國的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與本國領導人失去了聯係，希望通過老朋友秋田恢複與他們的聯係，恰好佐藤俊子給關露介紹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為了黨的事業，關露不再猶豫，再次上路了。
在日本，關露圓滿完成了交信任務。這次大會，日方要求中方代表都要發表所謂“大東亞共榮”、“中日親如一家”等內容的講話，關露斷然拒絕，並向日本人抗議到：我是搞文學的，是婦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這個題目我不會講。最後，她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日方最終同意了。關露講話的內容主要是日中兩國婦女要加強交流，要多學習一些對方國家的語言，以利於各方麵的交往等等，通篇並沒有吹捧日本軍國主義的片言隻語。
在日本期間，關露還參加了日本文學界婦女座談會、中國留日學生座談會等活動，結識了日本女作家稻川窪子、同盟社記者村山謙和一些留日中國學生，了解到戰時日本的一些經濟、政治情況和日本國內各階層人士對中日戰爭的態度等問題。她在日本處處留心，多聽多看，把搜集到的材料記在日記本上。
就在關露到日本去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時，國內隱蔽戰線的鬥爭也在激烈進行。在李士群的軟硬兼施下，不少軍統、中統特務都倒向了汪偽政權。這使得戴笠、陳立夫對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務，不惜一切代價幹掉李士群，但都因種種原因沒能得逞。
為除掉李士群，國民黨特工想了許多辦法，甚至派中將唐生明臥底汪偽，去策反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人。他成功地策反周佛海等人後，經商議，謀殺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從旁協助。周佛海接到除奸令後，製定了殺死李士群的3個策略。“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勢力，即日本軍人和李士群之間的矛盾殺死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與其他漢奸的爭鬥除掉他；“下策”就是直接派軍統特務搞暗殺。經過反複比較，最終軍統采納了“上策”，要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恰在這時，李士群的後台老板日本人晴氣慶胤奉調回國。他的繼任柴山兼四郎中將對李不聽使喚，早就不滿意。李士群掩護日本憲兵懸賞緝拿的軍統特務餘祥琴逃脫之事這時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機找到了日本華中憲兵司令部特科科長岡村少佐，請他幫助幹掉李士群，岡村滿口答應下來。岡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為李士群防範很嚴，幾次都沒有得手。最後決定用下毒的辦法。
1943年9月6日晚，李士群接到岡村少佐的邀請，在上海百老彙大廈岡村家裏為他設宴。李士群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請客，礙於麵子，還是硬著頭皮去了。一同吃飯的隻有四人：岡村、熊劍東、李士群及其隨行的偽調查統計部的次長夏仲明。席間，岡村的夫人將日本風味的菜肴一道道端上桌。李士群心裏有戒備，看見別人動了的菜，他才稍加品嚐。最後，岡村夫人端上了最後一道菜，是一碟牛肉餅。岡村介紹說這是他夫人最拿手的菜肴，請李士群賞光嚐一嚐。
看到其他3人把麵前的牛肉餅都吃得精光，李士群也吃了三分之一。兩天後，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適，開始是腹痛，接著上吐下瀉，送醫院搶救。經檢查，李士群中了阿米巴菌毒。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亂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來的一種病菌，這種病毒當時隻有日本才有。人隻要吃進這種細菌，它就能以每分鍾11倍的速度，在人體內繁殖。在繁殖期內，沒有任何症狀，等36小時以後，繁殖達到飽和點，便會突然爆發，上吐下瀉，症狀如同霍亂。到了這時，人就無法挽救了。1943年9月11日，李士群在交代完要手下幹掉熊劍東的遺命後，便一命嗚呼。
關露回到上海，首先得到的就是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斃的消息。有人認為是日本人得知李士群與共產黨發生了聯係，便設計毒死了他。更多的人認為是特務頭子戴笠非置他於死地不可，才借日本人之手除掉他的。
“奸”榜留名 轉移歸隊
從日本回到上海後，關露出席日本大會的新聞已在國內傳開。一篇登在1943年《時事新報》上的文章寫道：“關露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有文章稱，關露的“漢奸生涯”達到了頂峰。
她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見所感，把日本社會的思想動態，寫了3份材料，準備交給地下黨組織。第一份材料叫《留學生的日記》，寫通過中國留學生的眼睛看到的日本社會動態；第二份材料叫《滑稽的代表》，寫“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期間會場上、宴會上的各種醜態；第三份材料叫《秋雨的聲音》，寫日寇侵華戰爭期間，日本人民的痛苦生活、厭戰情緒和文化界對這次代表大會的冷淡蔑視。可是，不知什麼原因，從那時起，關露再也沒有得到黨組織的任何指示。她隻好堅守陣地，靠自己的筆去戰鬥，一直到日本人投降。
雖然在抗擊日本的情報戰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受到地下黨的高度認可，但是身在日偽心髒的關露始終沒有放棄離開上海到延安根據地的打算。她曾用暗語“想去看望母親”給在重慶的妹妹胡繡楓寫信，胡繡楓當即將姐姐的心願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負責人鄧穎超作了彙報。不久鄧穎超告訴胡繡楓，說延安已和上海地下黨聯係過，上海仍要關露留在那裏工作。胡隻好給姐姐回信說：“母親不要你來，希望你繼續留在上海照顧弟妹。”
身處敵人心髒之區，時時刻刻都麵臨著險境。但關露既投身於革命事業，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為了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她每天上班前都要想好口供。在這些如履薄冰的日子裏，她沒有忘記主動打開工作局麵。在聯係出版業務時，關露結識了太平洋出版印刷公司的兩位工作人員盧瀟和楊豐，在與他們的接近過程中努力爭取和影響他們的思想。後來，盧瀟調到汪偽政府的物資統計委員會工作。這個機構專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調查日軍占領區的軍用物資的品種和數量，也統計一部分日軍在占領區計劃掠奪的中國政府和中國公民的財產。關露讓盧瀟把敵人的物資統計表偷抄了一份。
1945年4月，一直關心和保護關露的佐藤俊子因患腦溢血去世了，關露顯得更加孤獨和寂寞。她接替了《女聲》總編輯的職務，日本領事館也派了名譽董事。《女聲》曆時3年多，編印38期，成為上海淪陷期間一份有影響的婦女刊物。日本投降後，《女聲》隨之解體。
經過全國各族人民八年的艱苦抗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蔣介石迅速組織人馬四處收複“勝利成果”。國民黨的“接收大員”、第三方麵軍二處處長毛森（毛人鳳族侄）抵達上海，除了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裝備外，還開展“肅奸”運動，通過調查收集了一份日偽時期的漢奸名單，並準備一個個逮捕、暗殺。關露的名字也赫然出現在他的逮捕名單上。
這一情況被當時國民黨第三方麵軍的上校參議、關露的大學同學、地下黨員鍾潛九獲知。事不宜遲，他馬上通過秘密渠道將消息通知了關露。關露找到長期聯係她的吳成方，提出迅速轉移到解放區的要求。吳成方做不了主，遂向中共南方局、向周恩來報告。當時，周恩來正陪著毛主席在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以揭露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獲悉關露的處境非常危險，日理萬機的周恩來迅速做出了盡快將關露轉移到的解放區的指示。
那是1945年9月的一天下午，趁著毛澤東正在會見“小民革”常委的間隙，周恩來抽空把李劍華夫婦叫到曾家岩50號樓上去，詳細詢問關露目前在上海的情況。因為李劍華準備隨同國民黨社會部部長穀正綱去上海的事，已經由陳家康向周恩來彙報過。李劍華向周副主席介紹了關露在上海的危險處境。周恩來當即指示李劍華說：“請你到上海後轉告關露同誌，要格外小心，警惕敵人加害她！如果敵人知道她是中共黨員，很可能故意把她抓去，用漢奸的名義除掉她。事不宜遲，你們一定要想方設法把她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
周恩來的囑托，李劍華銘記在心。到上海後，李劍華第一時間找到關露，轉述了周恩來對她安全的擔心，叫她馬上找組織，請組織把她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李劍華建議說：“最好是轉移到解放區，比方蘇北新四軍一帶。”
過了兩天，夏衍找到關露，轉告了組織上決定先把她轉移到一個小城市或是農村。在那裏有自己人的武裝保護，安全有保障，不會出問題。夏衍特別叮囑關露在沒有轉移之前，暫時把自己隱蔽起來，在家等著，不要拋頭露麵，組織上正在想辦法，不久就會有人聯係她轉移。為了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加害她，關露把自己隱蔽在熟人盧瀟家中。
10月14日清晨5點天還沒有亮，盧瀟把關露送到靜安寺。一輛美國軍用吉普車，已經停在那裏了。車上坐著兩個美國記者和交通員戴善。剛離開上海不過20分鍾，前麵一個有大柵欄，這是國民黨軍隊和農村共產黨遊擊隊的警戒線。有五六個國民黨兵持槍把守。
吉普車開到大柵欄邊突然加快速度，直接衝了過去。又開了一陣子，到一個石拱橋附近停下來。組織上已經和此地的老百姓約定好，由當地百姓用船把關露他們送到遊擊區。在浙東遊擊縱隊，司令員何克希接待了兩位美國記者，關露被聘為司令的臨時翻譯。當天晚上，樓適夷安排關露在一個老鄉家睡了一夜。第二天便隨部隊行軍。走在半路上，關露從一隻小船上岸休息的時候忽然碰見袁殊、魯風，還有兩個女的。大約都是在上海國民黨的統治下有危險，呆不下去了，才都被轉移到解放區。10月30日，關露和袁殊他們一起轉移到蘇北淮陰新四軍根據地。
背負罵名 犧牲愛情
勝利地逃脫了國民黨追殺，回到自己多年夢想的解放區，對於當時的關露來說是件非常高興的事情，她認為，自己可以忘卻以前的在日偽政權下的憤懣和苦悶，開始自己全新的生活，但是，關露的夢想很快落空了。
關露來到淮陰後，許多從上海來解放區的青年都曾聽過關露的講座，認識關露。一次在大街上，迎麵碰上一些在上海時聽過她演講的青年知識分子，當麵罵她漢奸，關露心酸難忍卻無處訴說。此時，國民黨的報紙又大肆宣傳我根據地收留漢奸，新四軍也在開展審幹運動，關露到達淮陰的第三天就被送到淮陰城郊的板閘教育學院進行審查。關露脆弱的神經受到刺激，她大病一場，醫生說她患了輕微精神分裂症。
滿腔熱情被冷水澆滅，常年的委屈無人傾訴，她的精神臨近崩潰。但是倔強的關露不服氣，直接去找主持審幹工作的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楊帆比較同情她，安排她在旅館住下。關露又從撤到淮陰的老朋友樓適夷那裏，得知自己的組織關係沒有轉來。她懵了，跟黨奮鬥這麼多年，卻連黨員身份也沒有了！她又去找華中分局的組織部長曾山，卻沒見著。
苦悶的關露偶然見到了在“左聯”時期的老戰友、當時正在《新華日報》（華中版）編副刊的蔣錫金同誌。乍一相見，詩人氣質太濃的關露竟激動得痛哭起來。這哭聲實際上宣泄著她多年來違心地和左聯老戰友們的隔絕以及自己蒙受了“漢奸”惡名的委屈情緒。蔣錫金細心安慰了她一番。時隔不久，關露又登門拜訪蔣錫金，將自己新作的一首詩交給他，希望能在《新華日報》副刊發表。因為當時關露的問題異常敏感，蔣錫金不敢做主，便去請示社長範長江。
範長江慎重地對蔣錫金說：“關露的詩可以發表，但要換一個署名。國民黨正在攻擊我們收容了一批漢奸。我們這張報紙是麵對上海南京一帶的。那裏的讀者隻知道關露是‘漢奸’文人，並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報工作的。如果我們的報上出現署關露名字的作品，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就會以此為口實攻擊我們，所以我們要慎重行事。”並且再三說道：“關露是一個好同誌，她犧牲自己，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黨交給她的任務。現在精神上可能受些刺激，有點不大正常，正在休養。你要好好安慰她，不要使她再受刺激。”
蔣錫金如實轉述範長江高度評價關露的話，並向關露說道：“我已經請示過組織，你的作品可以發表，但是要換一個名字。”關露一聽這個條件立刻就生氣了。蔣錫金忘記了範長江的告誡，也激動起來，他帶點教訓的口吻對關露說：“你為什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又一次大哭起來。
除了這些事，更讓關露痛心的是她與王炳南感情生活的失敗。她與王炳南的相識還要從抗戰前說起。抗日戰爭爆發前，王炳南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獨立的小樓房內。關露是他們夫婦的房客，且與王炳南夫婦倆相處很好。抗戰開始後，王炳南夫婦先後離開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給關露代管。整個抗戰時期，他們也一直保持通信聯係。抗戰勝利後，王炳南夫婦因複雜的政治原因不得不分手。
1946年春天，王炳南跟隨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經到達解放區的關露聯係上了。王炳南和關露經過一段時間的書信往來深談，這兩位都在過單身生活的老朋友便互相萌生愛意，感情迅速升溫，很快進入了兩情相許境界。王炳南決定到蘇北解放區去一趟，進一步發展他和關露業已成熟的感情。對此，關露更是翹首以待。
在動身之前，王炳南按組織原則向組織彙報了自己和關露的感情以及決定要去看她的計劃。不料，組織上不同意王炳南與關露之事。組織上認為，王炳南要跟隨周恩來從事外交工作，還要與國民黨進行談判，如果他與背著“漢奸”名聲的關露結合，怕讓敵人抓住口實，不利於黨的事業。王炳南思前想後，就給關露寫了一封信，把這一切如實告知，並說明斷絕關係。原本詩人氣質很濃，在感情生活中已經屢受創傷，精神上正處於苦悶狀態的關露，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斷情絲的信件後，她所承受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此後，她在個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沒有掀起過愛的波瀾。
擔任華中分局組織部長的曾山同誌後來得知關露的情況後，專門把她接到組織部談話，關露將自己在上海工作的來龍去脈進行了彙報。曾山充分肯定了她的工作，批評了她的聯係人不及時向組織上溝通，並安排她住院治病。妹妹胡繡楓此時在上海為姐姐四處奔走，請有關領導為關露寫了組織關係和證明材料。而楊帆也恰好從上海的報紙上發現一條消息：“中共上海方麵負責人談話，表示關露是共產黨員，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是進行地下工作，為日本共產黨領導人與日本共產黨之間傳遞信件。”他迅速將報紙和自己寫的證明寄往淮陰。有了這些材料，關露的心情逐漸好起來了，組織關係也恢複了。
命運多舛 精神不朽
1949年初春，關露來到北京，經廖承誌介紹，來到華北大學（即後來的中國人民大學）第三部，擔任文學組組長。這年秋天，華北大學第三部解散，改組籌建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央美術學院三個藝術院校。關露被調到中國鐵路總工會文學創作組，從事專職創作工作。她主動要求到基層體驗生活，並創作完成了以流浪兒童教育為題材的作品《蘋果園》。
1951年秋，關露又被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從事創作工作。不久，隨中央電影局土改工作隊，到農村搞土改。回來後，又隨電影局“五反”工作隊到上海參加“五反”工作。應該說，這段時間關露的生活過得比較平靜和安定。
但好景不長。1955年6月15日，由於受“潘楊反革命集團”的牽連，關露被逮捕，關進了秦城監獄。幾天後，她被逼迫交待敵偽時期的問題。這次入獄，關露被審查了將近兩年，寫了幾十萬字的交待材料，終因“沒有發現她有其他罪行，所以也不能予以漢奸論處”，而於1957年3月27日被釋放出獄。
出獄後不久，關露又被卷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冤案。30年代“左聯”時期，關露和丁玲一起共事，丁玲被國民黨綁架，關露又發表過文章《女作家印象記——女戰士丁玲》“吹捧”丁玲。這次“丁陳反黨集團”一出來，無論關露怎樣交代，也難以說清她與“反黨分子”丁玲30年代在上海的關係，因此，黨籍不能恢複，工作不能安排。後來，在羅瑞卿、李克農的幫助下，總算恢複了黨籍。但不久，電影局以她沒有寫出電影劇本為由，勸她辦離退休手續，這一年，關露還不到50歲。
退休後，關露和她的好朋友馮伊涓及其丈夫畫家司徒喬一起住在香山，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了香山，而且擔任了香山村支部書記。但“文革”開始後的1967年7月l日，關露再一次被送到秦城監獄，不得不再次一遍又一遍地寫交待材料。1975年5月20日，關露帶著滿身病痛走出了監獄，但仍“定為漢奸，不戴帽子，擬開除出黨”。
出獄後，關露一邊寫申訴材料，一邊仍舊惦記著她的創作事業。但長期的監牢生活嚴重摧殘了她的身體，加之過度勞累，1980年5月l日，關露突患腦血栓，生命垂危，經搶救雖然脫離了危險，但再也無法從床上爬起來了。
1982年3月23日，中央組織部、文化部的幾位同誌來到關露的病床前，向她宣讀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經查，關露同誌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1939年秋開始為黨做情報工作。1942年春由組織派遣到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聯合主辦的《女聲》雜誌社工作，搜集日偽情報。關露的曆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文革’中對其構留審查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複其名譽。”曆史的冤案終於得到平反，渴望已久的願望終於得到實現。關露從心底深處鬆了口氣。
1982年12月5日，她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服下過量的安眠藥離開了人世，終年74歲，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關露一生忍辱負重、為黨的事業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大業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永遠成為後世的楷模，激勵我們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