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報告後，白崇禧第一個發言，他說：希望代表團堅持和談“腹案”中所提“和談開始之前，雙方就地停戰”的方針，先簽訂停戰協定，然後再商談和平條款。這就十分清楚，“就地停戰”是白崇禧主和以來夢寐以求其實現的目的。在當前人民解放軍居於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代表團能夠達成此一任務嗎？不能不令人懷疑！
和談代表團北上以後，四月四日晚上，程思遠接到負責代表團交通工作的劉仲華（中共黨員，長期在李宗仁身邊當參議）來長途電話，要派一架專機明日到北平去接人。李宗仁原以為是代表團有人回來，誰知程思遠去接機時，接到的卻是李濟深的代表朱蘊山、李民欣和一位山東人劉子衡，據說後者與參謀總長顧祝同有密切關係。三月間，秘密北上的劉仲容也同機南下，因這幾位避見新聞記者，故被寧、滬報紙稱為“神秘客”，他們由劉仲容帶去大悲巷雍園一號白崇禧公館下榻。晚上，就同李宗仁、白崇禧會晤。
李濟深托朱蘊山帶來一封親筆信，函內略雲此次和談關係國家命運，李宗仁如因環境困難，一時不能簽訂和議，請把印信帶在身邊，隨時都可補簽。如此則將來民主聯合政府成立時，李宗仁將可出任政府副主席，健生所統率之部隊，亦可得適當之照顧。這是和議開始前李濟深先送來的一條訊息，目的在紓解李、白對大局發展的疑慮。白崇禧對李任潮來函所雲絲毫不感興趣。他唯一關心的問題是國共能不能劃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麵。他私下問劉仲容：“我們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軍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周恩來先生同我談過，和議成立，政治要渡江，軍事也要渡江。”劉仲容說。
白崇禧斷然地說：“如果中共堅持要渡江的話，那還有什麼好談呢！”
李宗仁、白崇禧對和談不抱什麼希望，在見到朱蘊山、劉仲容後已經有所決定了。
四月六日，李宗仁走訪司徒雷登，要求他轉達美國政府，墊請白銀一批，以應南京政府緊急開支，並將美援最後一批的軍火改運到廣州港口卸貨，以資裝備廣東及白崇禧的華中部隊。司徒雷登說：“盡管我對你的處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灣現存有三億美元（實際是四億多美元）的黃金、外彙，基隆倉庫也滿滿地存有二萬餘噸的軍火，政府似應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這就證明過去個人專製獨裁的陰影，仍支配著中國的前途。最近三年來的經驗證明，在這種方式領導之下，欲謀對中共作有效的抵抗，是絕對辦不到的。”言下之意，司徒雷登對李宗仁也準備撒手不管了。
在蔣介石幕後操縱一切的情況下，白崇禧主張同蔣介石“攤牌”，即設法使蔣氏不願放棄權力，就讓他出來負責；蔣氏如不願出麵負責，就應當權力交給李宗仁。兩者必居其一，不可拖泥帶水。
四月十日，李宗仁請閻錫山、居正帶一封親筆函送往溪口給蔣介石，表示此種態度。函中強調指出：如蔣介石“再不采取適當步驟以終止此種混亂形勢，則宗仁唯有急流勇退，以謝國人”。蔣氏旋派張群來傳話，說於十七日要李宗仁、白崇禧去杭州筧橋與蔣介石會晤，李、白因等候黃紹竑南來，不能依期成行，後來就有四月二十二日的杭州會談。
六、蔣介石始終難舍權力
四月十六日，黃紹竑偕屈武攜國共雙方代表團擬訂的和談協議《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李宗仁、白崇禧看了，認為和議與“腹案”精神距離很大，同時規定簽字最後限期為四月二十日，深有“哀的美敦書”的味道，決定交何應欽派專機送去給蔣介石。蔣氏一看，果然對張治中大罵不止。
四月十八日，白崇禧訪司徒雷登時說：“代總統鑒於最近共產黨所提的條件（即《國內和平協定》），和平已不可能，將向蔣委員長提出建議：要麼由蔣先生複職；要麼蔣先生離開中國，把一切權力和國家資金交給李宗仁支配。李代總統企圖采取此一步驟，以結束由於蔣委員長在幕後操縱把持所造成的混亂局勢。”
十七及十八日兩晚，李宗仁邀白崇禧、黃紹竑、黃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遠、邱昌渭、韋永成等在傅厚崗舉行會議。會上集中由白崇禧、黃紹竑兩人發言，黃氏力言蔣介石有一個台灣可苟延殘喘，吾人隻有由德公簽訂和約才可謀自存之道。白崇禧說：“中共同意華中部隊退到兩廣，兩廣在兩年內不實行土改，部隊的整編隻是時間遲早罷了。好像我們吃雞一樣，首先吃最好的部分，其後雞頭、雞腳也要通通吃光……”次晚繼續討論，白崇禧仍不肯讓步，他還責備沒有堅持“腹案”精神，是最大的失職。卒無結果而散。
十九日，李宗仁召集和談指導委員會，決定以李宗仁、何應欽名義發出“亥號”電給北平和談代表團，申述“為培育祥和空氣，極盼能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借以表示雙方謀取真正和平之決心與誠意，俾和談得以順利進行。特電布達，希將上述意見轉達中共方麵並複為盼”。二十日，黃紹竑在李宗仁官邸吃午飯，飯後他同張治中通了一次長途電話。張治中告訴他：“今夜零時，中共中央將下《向全國進軍的命令》，這表明和談已經破裂。”黃紹竑隨向李宗仁說：“今日下午二時，我將乘吳鐵城的專機去廣州，晚上轉乘火車去香港。”從此以後，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李宗仁從海外回到北京，他們才重新會晤。
四月二十二日，蔣介石約李宗仁在杭州會晤，並邀何應欽、張群、白崇禧參加，李宗仁僅偕程思遠隨往。專機一到杭州筧橋機場，蔣經國即邀程思遠同俞濟時以及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原任省主席陳儀因策動湯恩伯起義被扣）去西湖樓外樓午餐，飯後又沿湖濱馬路瀏覽西湖景色，蔣經國途中似有怏怏惜別之意。
蔣經國送程思遠回到筧橋航校時，見白崇禧匆匆從校內出來，他拉著程思遠到他的軍用專機旁，輕聲地說：“天氣不好，我要起飛了，否則今天趕不回武漢；你要提醒德公：今天會議最重要的一樁事，就是同蔣先生‘攤牌’。這意味著蔣先生不走開，德公就辭職，借此來對蔣先生施加壓力。”
隻是在整個杭州會談中，都是蔣介石個人在自導自演。蔣氏要發表一篇聯合宣言，表示反共到底。李宗仁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蔣介石說：“不必再談了，過去共產黨因為在軍事上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已經渡江，再沒有談判的餘地了。”
蔣介石又提出：要組織中央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要由李宗仁擔任副主席。李宗仁警惕著這是蔣介石在新形勢下從幕後重新走出前台的重要標誌。但又不便公然反對，隻好說：“我因和平而任代總統，也為和平失敗而退職。”蔣介石說：“無論和戰，都由你負責，我將予以積極支持。”
當晚，李宗仁仍回到南京，對於白崇禧提出同蔣介石“攤牌”的問題，沒有解決的意圖。四月二十三日，李宗仁由南京飛返桂林；蔣介石也於二十五日離開他的家鄉溪口乘“太康”艦前往上海，二十七日，蔣介石從上海以國民黨總裁名義發表文告稱：“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
司徒雷登對於蔣介石上述聲明，采取不信任的態度。五月一日，他報告國務院說：“並無任何跡象足以說明他真正有意放棄他的權力。李宗仁和白崇禧日益苦惱。這一鬥爭恐將繼續損傷政府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