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為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誠意，飭孫科的行政院辦理七件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七項“祥和措施”，其中包括：一、各地“剿總”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釋放政治犯；三、解除報章雜誌禁令及撤銷特種刑事法庭等。關於釋放政治犯，最重要的是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李宗仁能不能辦到這一點，這是檢驗李氏掌握南京政府實際權力的溫度表。
李宗仁對釋放張、楊，雖竭盡全力，卻迄無所成。事實證明，李氏隻享有“代總統”的虛名，他畢竟缺乏指揮整個政府的統一權力。二十年來，蔣介石把黨、政、軍、財和特務大權一把抓在手裏，他沒有培植任何人分掌這些權力。李宗仁是地方實力派的一個代表人物，他賴有白崇禧運籌帷幄，同蔣介石鬥了二十年，迄今碩果僅存，已屬十分僥幸，但若與蔣介石互爭雄長，則終感力有未逮。
在軍事上，盡管一月上旬於徐淮戰敗，杜聿明集團全軍覆滅，但直到此時，蔣介石直屬的中央軍，人數仍然遠遠超過白崇禧指揮的華中部隊。蔣氏還擁有一支五十艘艦隻的海軍艦隊，以及八個大隊的空軍。蔣介石在回到家鄉溪口以後，還通過參謀總長顧祝同，收聽軍事報告，指揮部隊調動，調整各級人事。
在財經上，蔣介石依靠去年八月十九日頒行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向全國人民和工商界敲骨吸髓似的搜刮到金銀外彙四億七千多萬美元的財富。此時，這筆金錢都完全集中在上海中央銀行俞鴻鈞和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手裏。不久，蔣介石又命令湯恩伯負責將這些財富運去台灣。其中，隻留二千萬元給湯恩伯，而李宗仁則一錢不名。
華府當局對此情況，看得一清二楚。美國新任國務卿艾奇遜在他的回憶錄第十三章作了這樣的分析：“我就職的那天，（蔣）委員長辭職了，把那個共和國的總統職位交給李宗仁將軍。但是，他在辭職以前，已把中國的外彙和貨幣儲備全部搬往台灣，並要求美國把預定運往中國的軍事裝備運往台灣。這就使李將軍既無經費又沒有軍事裝備的來源了。”
李宗仁上台以後，有一事考慮未周，那就是李氏於一月二十七日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讚成以中共所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這八項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收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製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這事關係重大，李宗仁沒有提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蔣介石下野以後，國民黨要員已經星散了。但是李宗仁沒有將此事征求行政院長孫科同意，這就引起了府、院之爭。（“府”指總統府，“院”指行政院。）又經溪口方麵從中挑撥，於是孫閣大員就從一月二十八日起紛紛離開南京，前往上海。到二月上旬，孫科違李宗仁之意，把行政院遷往廣州。李宗仁枯守南京孤城，從此南方政府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麵。
二月二十三日，美大使司徒雷登向艾奇遜國務卿提出了下列報告，反映李宗仁所遭遇的困難，其中也提到白崇禧的看法，報告說：
在李宗仁與以孫科為首的廣東派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中，李是處於一個基本上脆弱的地位，因為他沒有控製大部分軍隊，缺乏財政來源，而且沒有取得蔣委員長和CC政客控製下的國民黨官僚機構大部分人的忠順支持。白崇禧總部向美國駐漢口總領事要求美國援助時坦白承認了，甚至還相當誇大了這一基本弱點。
四、美方對何應欽不存好感
二月十二日，白崇禧派劉斐到南京，向李宗仁建議說：一國三公，四分五裂，不利於李宗仁的領導形象，茲主張緩和溪口，爭取廣州合作。李氏因韙其言，當即分別采取措施。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派程思遠專機去上海迎何應欽入京；張治中不久重新從蘭州返寧；翁文灝答應繼吳忠信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留滬立委聯名電責孫科背棄代總統的罪行；監察院決定南京複會以支持李宗仁。所有這一切，大大加強了李宗仁的政治地位。
在各方麵施加的壓力下，孫科卒率他的行政院於三月初從廣州返抵南京，孫科初願局部改組內閣，意圖戀棧。但孫科包庇他的如夫人藍妮向中央信托局索回德國染料一案，事屬違法亂紀。監察院準備對此提出彈劾，孫科看到勢頭不對，自動提出辭職，李宗仁於是接受白崇禧的推薦，提出何應欽繼孫科任行政院長。
白崇禧因為在北伐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時，與何應欽合作得很好，所以一直對何氏寄予希望。時人對新閣人選也有好評，一個國民黨中常委曾向何應欽致賀詞說：“希望你與李、白團結奮鬥，重演‘龍潭戰役’的盛績。”意指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首次下野後，孫傳芳以全力從龍潭渡過長江偷襲南京，卒賴李、何、白三人忠誠合作，始能轉危為安。
但美方對何應欽為人，卻沒有什麼好感。三月十五日，司徒雷登對天津總領事轉送天津總商會提出的備忘錄，指出：“他們（指天津總商會）感到蔣委員長表麵上的引退，對國民政府的性質並沒有起多少影響，特別是鑒於何應欽被選為新的行政院長一事，尤其如此。何應欽是把中國弄到目前這樣可憐的地步的典型人物，他們相信，在此關頭，對一個已經完蛋的政府作進一步的援助，將是沒有用處的。他們覺得目前的局勢隻能由中國人來解決。暫時我們應該采取旁觀的政策。”這無異表明，到了此時，司徒雷登的態度已有根本的變化，他不對李宗仁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了。
五、大局已定，主張蔣、李“攤牌”
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團，定於四月一日乘專機飛北平。李宗仁特於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在南京總統府子超樓舉行茶會，為代表團話別，參加的為國民黨在京中央常務委員，席上聽了張治中溪口之行的報告。白崇禧、張群、閻錫山等亦參加了茶會。
張治中於三月二十九日到溪口見蔣介石，此行是他自動提出的。張氏以為：一、蔣介石雖下野到溪口，但到底力量還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得協議，也沒有用，所以事先必須征求蔣氏的意見。二、蔣介石當時還是國民黨的總裁，和談代表團成員邵力子、黃紹竑、劉斐、李蒸（1895—1975，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有影響的教育家之一，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後為全國政協委員會兼文教組副組長、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團結委員等職。）都是國民黨員，隻有章士釗一個是黨外人士，照理應有向他請示的必要。所以李宗仁力促其行。
張治中說，二十九日，他到了溪口就同蔣介石單獨談。是日下午，蔣氏又和他及吳忠信三人從蔣氏下榻的蔣母墓廬沿山徑邊談邊走，一直走到溪口。蔣介石表示願意和平，願意終老還鄉。張治中聽了高興地說：“總裁這話對和談是很有幫助的，也可以消除黨內的分裂。”次日，張氏把和談“腹案”給他看，然而蔣介石隻說：“我沒有什麼意見。”“你這次負擔的是最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