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家書
給 母 親
母親：
家中從前寄來的信，如今都收到了，並未遺失，隻是來得慢些。
兒從母親壽辰立誌，決定要在這一年當中，於中國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滅的事業，為吾母慶祝並慰父親在天之靈。兒起初隻想創辦一個鄉村幼稚園，現在越想越多，把中國全國鄉村教育運動一齊都要立它一個基礎。兒現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鄉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親傳給兒的精神都在這件事上放出偉大的光來。兒自立此誌以後，一年之中務求不虛度一日；一日之中務求不虛度一時：要叫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獻給國家，作為我父母送給國家的壽麵，使國家與我父母都是一樣的長生不老。
實驗鄉村師範開辦費要一萬五千元，經常費要一萬二千元，朋友們都已答應捐助，隻要款項領到，就可開辦。陰曆原想回家過年，無奈一切籌備事宜必須兒親自支配，不能抽身。倘使款項早日領到，或可來京兩星期。如果到了臘月廿七還沒有領得完全，那年內就不能來了。好在家中大小平安，兒亦平安康健，彼此都可放心。
昨日會見冬弟，知道金弟在西安尚好，可以告慰。冬弟亦較前強壯。
桃紅小桃三桃蜜桃給我的拜年片子都是很有意思很有價值，兒已經好好的保存了。
敬祝健樂。
行知
一九二七年一月廿
【評析】
這是陶行知寫給母親的一封家信。
陶行知在信的開始先稟告母親，信全收到，並未遺失，體現了作者對母親的心理細致的體察。而接下來作者則談自己在這一年中的打算，那就是立誌要辦好鄉村教育，要不辭辛勞地投入實踐。作者“一年之中務求不虛度一日，一日之中務求不虛度一時”的話語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一個有追求和抱負的誌士的人生觀念。此句堪為人生的座右銘。接下來作者具體談到陰曆年前的工作安排，回不回家如何打算均在文中寫出。中國有句古話：兒行千裏母擔憂。作者是怕家中的母親牽念自己，所以要詳盡的說出可能出現的情況。信尾的問候和祝願的話，富有生活情趣。
致 子 女
曉光、蜜桃a：
昨接張先生電，知道你們已在漢口。但電文簡略，是否已在漢口，抑動身到漢口去。不得而知。望你們接到這信後，即來一飛信b，說明沿途經過、現在生活、最近計劃。永久通信處也望寄來。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徹底的明白。遇患難要幫助別人。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曉光應當根據自己的才幹，參加在民族解放的大鬥爭中。你在無線電已有了相當基礎，希望你在這上麵精益求精，到最需要的地方、最有組織的地方、最信仰民為貴的地方去做最有效的貢獻。把生命的火藥裝在大炮裏，對準著日本帝國主義轟炸。倘若把生命的火藥，放在炮竹裏玩掉或是放在盤裏浪費掉，那是太可惜了。你若是知道宏的住址，把上麵的意思寫給他。日新c處我已寫了，一月又要到加拿大十七個地方去演講。我身體很好。
白桃、力濤d、昌實e、銘勳，見麵時代我致念。
爸爸
【注釋】
a曉光是陶行知的兒子，蜜桃即陶城，為其女。
b航空信。
c即陶日新，為陶行知第三子陶剛的別名。
d即劉季平，筆名滿力濤。
e即馬昌實，又名馬純仁。
【評析】
這是抗日戰爭期間陶行知寫給南下避難的兒女們的一封家信。在這封不長的信中，陶行知簡要叮囑兒女一些生活上的安排後，重筆鼓勵兒女們勇赴國難，堅定抗戰。其中，“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是美的死”。“把生命的火藥裝在大炮裏，對準著日本帝國主義轟炸。”字字含情，句句鏗鏘。體現了陶行知這位教育家對自己子女的從嚴要求，和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
陶行知小傳
陶行知（1891—1946），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活動家。安徽朗縣人，原名文浚，因信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曾改名知行，後又改名行知。1914年留學美國，先入伊利諾斯大學學習市政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學，拜師於著名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1917年回國後，供職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先後任教員、教育科主任和教務主任等，又繼任中華教育改進社主任幹事。積極從事平民教育運動，率先關注鄉村教育問題，1926年發表《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文章，認為，“中國鄉村教育之所以沒有成效，是因為教育與農業各幹各的，不相聞問”，極為主張“一定要教育與農業攜手”，建立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教育製度等。1927年，他在南京郊外曉莊創辦了一所與舊教育分庭抗禮的新型學校——曉莊師範學校。作為一個實驗基地，曉莊學校著實為其實踐並豐富教育思想提供了舞台。他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就在這一時間形成的。他那“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主張，也得以實踐驗證和發展，並對杜威的“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等觀點逐步產生環疑，乃至揚棄。1930年4月，國民黨政府下令查封曉莊學校，並對陶行知發出了通緝令。為逃避追捕，他在友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次年初返上海，不久又聯絡一些校友和知名人士，創辦“自然科學園”，發起科學下嫁運動，主張把“科學下嫁給兒童”、“下嫁給大眾”，並倡導編輯出版了《兒童科學叢書》、《大眾科學叢書》等科普讀物。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嚴酷的民族危機，又一次猛烈地刺激了陶行知。他堅決主張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年底，發起創辦了一種新型的教育組織——山湖工學團。參加者有工人、農民，接受軍事、生產、科學、知識、運用民權、節製生育等六項訓練。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他與沈鈞儒、鄒韜奮等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被推選為執行委員。1936年初，他又發起組織國難教育社，提倡國難教育運動等，進一步認識到教育必須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1939年，他又在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的支持關懷下，在重慶創辦了育才學校。為革命培養了不少優秀人才。1947年7月在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和迫害下，在上海猝死，終年5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