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福熙家書
給伏園二哥
伏園二哥：
荷塘之可愛有遠過於第五信中所述者。
固然，冷靜的水上，歪斜雜插去年留下來的荷葉柄：而幹枯以後掉在水中在浸漲的爛葉的破片，散亂期間，一切都使人追念去年紅花綠葉的繁華而使人感到寂寞。
然而，不必等蛙們笑聲起來始呈生氣，春風幾陣，要久就不暢笑的蛙的幼兒們已在這水中遊嬉，亂寫小孩子們所能寫的文字，這字體就叫做蝌蚪文。
自從有了他們，水麵就時時起泡而且畫圈。當他們知道跳躍而在水中屢屢發出“文雲雲”之聲時，荷葉的小孩聽了，羨慕起來，也鑽出頭來。因為見了從來沒有見過的世麵，所以張開圓而大的嘴狂笑起來了——口結成細珠，在他的嘴邊滾動。
是人見而悲哀的枯葉柄，小荷的祖先們，頓然有生氣，盡力對他們的小孩叫喊：“長得像我的高！”
雖然很想長起來，但小荷的能力隻夠浮在水麵。
這不要緊，第二片起來了，雖然還是立不起，卻比第一大得多了。老年人還是示意他們，搖搖自己的身子，變化了調子說：“我增長得這樣高！”
水麵上幾乎已被他種不及祖先的小荷們鋪滿了，人們翠鳥們燕子們都是見過去年的荷塘的，十分悲哀的歎息，“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多疑的人們猜想這是因為沒有斬去枯葉之故：有的說去年發盡了，再也不能及以前的了。
然而去年的葉柄們靜候著，而且不懈的希望，不懈的指示。
人們都以為這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一隻嫩葉，雖然是歪斜的，鑽出水麵，不立即窺探世間樂趣，養足了力量，放出來，他已高出水麵諸小葉，就所謂在水平線以上了。
老葉柄們忍住了微笑，還是喊：
“長起來，長過我們以上！”
東一枝，西一枝，霍時都筆挺的起來，有的因為著急而且因為是走經濟路，穿破水麵的小葉。他們的勢力雄厚，身上的刺更銳利，不愁風雨與外侮了。
他們不必用力或用心去找尋，而人們也顯然的預先知道，他們自然而然的各有一個美麗的愛侶，靠在旁邊長起來。經過若幹時的愛護，勇敢的葉就側著身子經他的愛友，這美麗的花朵，高出他的頂上，為花自己也為愛護他的葉頭美。
這時的枯葉們已躲在少年們的肩上，暗暗的高興，暫時探頭窺看一下他們幸福的兒子，又躲下去笑了。他們等到明年，合聯今年的枯柄，在為明年的新葉做標率（表率、榜樣）。
人們走過，總說荷塘美麗，決不指出名字說是片葉旁邊的花美麗。而水麵浮著的小葉與有花陪伴的葉同樣的好看，而且同樣的光榮。
他們合力造成可愛的荷塘。
【評析】
這是一封獨特的家書，若不是抬頭寫著“伏園二哥”。人們會以為這是一篇描寫荷花的有趣散文。其實，在上世紀上半葉的文人書信來往中，以文學的筆法描述旅途見聞，身旁景物是較為常見的。對於兄弟皆為作家的孫伏園、孫福熙來說，用書信方式進行文學創作上的溝通，則更為親切、自然。
孫福熙小傳
孫福熙（1898—1972），字春苔，浙江紹興人。1912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五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家鄉小學任教。1919年與其兄孫伏園一起到北京，經魯迅介紹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常得到李大釗、魯迅等人指導。次年到法國勤工儉學，考入法國國立美術專科學校。1925年回國後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山野掇拾》，1926年至1927年任北新書局編輯，出版散文集《歸航》、《北京乎》、《春城》。1928年到杭州國立西湖藝術學院任教授。1930年再度赴法，在巴黎大學選修文學和藝術理論。次年回國繼續在該校任教，同時編輯《藝風》、《文藝茶話》雜誌。1937年到武漢，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返回家鄉在中學任課。不久到昆明任友仁難童學校當校長。1946年從昆明回到上海，以賣畫為生。1948年任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解放後任上海中學校長、上海市教育研究會主席。1951年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高級編輯。1956年到西北參觀，創作了散文集《早看西北》。晚年在張家口藝術學院任教，並兼任北京編譯社高級編輯。
主要散文作品有：《山野掇拾》（1925）、《大西洋之濱》（1925）、《歸航》（1926）、《北京乎》（1927）、《三湖遊記》（與曾仲鳴、孫伏園合著，1927）、《春城》（1927）、《早看西北》（1956）。
孫福熙與魯迅
孫福熙與魯迅的關係是很友善的。魯迅在《兩地書》中曾很憤慨於他身邊的一些文學青年。說“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裏卻是暴君，偵探，小人。”因為他們偵探魯迅與許廣平的關係，而且傳播流言。魯迅點了五個人的名，其中沒有孫先生。魯迅也欣賞孫先生的畫才與創作，曾請孫福熙為初版的散文集《野草》、譯文集《小約翰》設計了封麵。據《魯迅日記》統計，二人的通信有數十封，其中孫福熙寫給魯迅的信有三十封，魯迅寫給孫福熙的信有十六封。可惜這些信件均已散佚，內容無從知道了。大概是從1927年的下半年開始，他們二人之間逐漸產生了隔膜。盡管這一年他們的交往仍很多，僅《魯迅日記》記載就有三十三處，這一年魯迅寫給孫福熙的信有十二封，孫福熙寫給魯迅的信有十六封。但魯迅對孫福熙的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不理解，魯迅在這一年的7月28日寫給川島的信中表示了他的困惑：“小峰和春台之戰，究竟是如何的內情，我至今還不了然；即伏園與北新之關係，我也不了然。我想，小and春之間，當尚有一層中間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於如此。我以為這很可惜，然而已經無可補救了。至於春台之出而為叭兒輩效力，我也覺得不太好，何至於有深仇重怨到這樣呢？”這一年的12月3日魯迅記到“收春台所贈《貢獻》一束”。《貢獻》是孫氏兄弟所辦的國民黨改組派刊物。魯迅對它很不滿意，在收到刊物的六天後，魯迅在寫給川島的信中這樣寫到：“伏園則在辦一種周刊，曰《貢獻》？實在客氣之至？”。後來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又提到“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托辭不載的事由單”。1928年6月24日《魯迅日記》出現了“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這樣帶有明顯感情色彩的字樣。這一年日記提到春台僅有三次，一次是在3月，魯迅將剛出版的，由孫福熙設計封麵的《小約翰》寄給他，另外兩次是記錄收到了孫福熙的來信，但未見有回信的記錄。1929年3月20日以後，孫福熙便從魯迅的生活中消失了。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10月22日孫福熙與由定縣匆匆趕來的孫伏園一起到魯迅在北平的寓所拜奠先生。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中曾描述“魯迅先生的客廳裏原來掛著陶元慶先生所作的木炭畫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點；即在這畫像前供了一張書案，上有清茶煙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淒然的致了敬禮，周太太陪我們到上房見老太太，先看見魯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舊，隻是從此不會再有它的主人騎在上麵”。睹物思人，此時孫福熙的心情非常複雜。尤其是，當他抬眼望見“老虎尾巴”的西壁上還懸掛著他當年贈給魯迅先生的插圖畫《山野掇拾》，畫上的題字依然那麼清晰：“豫材先生教正——學生孫福熙”。
讀書並非為黃金
孫福熙
中國人太把“讀書”看得嚴重，“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的說法，先認讀書為苦不可耐，於是用黃金利祿來引誘，就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意思。
本刊征求我讀書的經驗，我不敢以讀書人自居（雖然讀書人的“書生氣”的壞處依然是很多），我能說的不是讀書的經驗，而是不讀書的經驗。
我三周歲以後就讀書，讀書這樣早，完全因為我幼年時太活潑，毀壞了許多東西的緣故。一直到十二歲，全是舊式灌注的教育，除了識字的成績以外，到現在是毫無益處。因為讀書沒有趣味的緣故，此後入學校，直至師範學校畢業為止，凡有書本的功課我都不大喜歡。所喜歡的是手工圖畫以及書本以外兼有實物的理化博物。再後則半工半讀或者整日工作而夜間自己讀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