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蔡 元 培
蔡元培傳略
蔡元培（1868—1940），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生於一個商人世家。十一歲喪父，家境從此蕭條。蔡元培自幼刻苦好學，博覽群書，1883年中秀才，1889、1892年相繼中舉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補翰林院編修。中日甲午戰爭後，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並學習外語，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中，蔡元培同情維新派，尤其佩服激進的改良主義者譚嗣同。他認為維新派失敗是因為沒有培養革新人才，決心興辦教育，一度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1901年到上海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參與創立中國教育會，任會長，並創立愛國女學和愛國學社，作為培養革命人才、進行秘密活動的機關。
1903年創辦《俄事警聞》（後改名《警鍾日報》）。1904年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11月，將暗殺團改組擴大，修訂章程，創立東南地區反清革命鬥爭的重要組織——光複會。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上海分會會長。1906年春應聘任紹興學務公所總理。1907年6月赴德，在中國駐德使館工作。次年秋入萊比錫大學，攻讀哲學、心理學、美術史學等學科。武昌起義後回國，1912年1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發表《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宣布廢除忠君、尊孔、讀經，改革學製，修訂課程，實行小學男女同校，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等。1912年7月，因不滿袁世凱擅權而辭職。不久旅居歐洲，從事著述。旅法期間曾參與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和“華法教育會”。1916年11月回國，次年1月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並采取一係列具體措施，使北大麵貌煥然一新。五四運動前後，他站在維護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想，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禮教；提倡“勞工神聖”，反對軍閥政客的巧取豪奪，使北大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
蔡元培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後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中央監察委員。1926年北伐興師後，他在江浙一帶發起組織蘇浙皖三省聯合會，策動自治運動。次年2月北伐軍攻占杭州，蔡任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一度代理主席。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後，蔡元培與國民黨右派聯名發表“護黨救國”通電，參加清黨反共運動。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他任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大學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1928年8月，因不願與蔣介石集團為伍，辭去所兼各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定居上海，致力於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10月國民政府設立五院，任命蔡元培為監察院院長，他堅辭不就。1932年，同宋慶齡、魯迅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副主席，為爭取民主、保障人權、營救政治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戰爭爆發後移居香港。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1940年3月5日病逝於香港。著作編為《蔡元培全集》。
蔡先生的回憶
陳西瀅
蔡先生與稚暉先生是我生平所師事的兩個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這幾句詩，完全可以表出我對於兩位先生的情緒。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人生的旅途上，他們是懸在天際的巨大的兩顆明星，所以雖然有時會迷途，有時不免腳下絆倒，可是由於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來，仍然可以向正確的方麵前進。
蔡先生與吳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連係在一起，不容易分開的。蔡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後，有一天夜間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與自己的關係，處處地方便連帶的想到吳先生。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與吳先生雖同樣的給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而細細追想起來，我與蔡先生的接觸，實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卻很早。因為在六七歲的時候，曾經在上海泥城橋愛國學社裏上過幾個月學，可以說是蔡先生與吳先生的學生。那時候住在吳先生的家中，天天見到，可是蔡先生卻隻聽到過名字。至於是不是認識，甚至於是不是見過，現在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
以後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吳先生自英法寫給先父等幾個老朋友的數千字長信裏麵。這樣的長信，一連大約有兩封或三封，裏麵敘述事物很多，所以也當常會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樣，怎樣。那時候的“蔡孑民”還隻是一個名字。
武昌起義之後，吳先生與蔡先生都是先後回國。在他們未到以前，他們的一位朋友，商務印書館主編“辭源”的陸煒士先生，常常對先父等說，將來修清史，隻有“稚暉與鶴卿”。那時候已經十五六歲了，知道鶴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聽了陸先生的談話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國後住在上海的時候，似乎曾經跟了吳先生到他的府上去過。但是除上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之外，什麼也不記得。也許這一樓一底的房子還記憶的錯誤，實在不曾去拜訪過也說不定。但是那時候一個印象是相當清楚的。也可以說是蔡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大約是在張園舉行的許多群眾大會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講是在那裏第一次聽到。他的演講，聲音不高，而且是紹興口音的官話，內容是樸質的說理，不打動聽眾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說話，台下的人交頭接耳的交談，甚至於表示不耐煩。所以演講辭更不能聽到。蔡先生的演說也就很快的完畢了。十年以後聽眾對蔡先生的態度不同了，演辭不至於聽不見，然而他演說態度、聲音，與內容似乎與我第一個印象沒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說是一位雄辯家。
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後的倫敦。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遊曆。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裏，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係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誌摩，徐彥之，劉光一等。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這相片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現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在隻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敘，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陪蔡先生去的是誌摩與我兩人。起先我們任翻譯。忽然誌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答。我為了解圍，說蔡先生在法國隻是作寓公，求學是在德國，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懷夫人、懷小姐不能說德語，隻好依舊作壁上觀。懷拉斯說他從前到過德國，可是德話好久不說已不大能說了。他與蔡先生用德文交談了幾句話。我記得懷指窗外風景說SCHON，蔡先生說IE—BRACBON，可是這樣的片言隻字的交換，沒有法子，懷先生說還是請你們來翻譯吧。
一次我與誌摩陪蔡先生參觀一個油畫院。裏麵有約翰孫博士的一張油畫像。我與誌摩說起約翰孫博士的談吐，骨氣，生活狀態，很像中國的吳先生。在出門的時候，蔡先生選購了幾張畫片，微笑著的說“英國的吳先生的畫像也不可不買一張”！
最難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館中蔡先生的房間裏。一向總是有第三人在一處。此時第三人卻因事出去了，房內隻有我與蔡先生兩個人。那時與蔡先生還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卻恭恭敬敬陪我坐著，我提了兩三個談話的頭，蔡先生隻一言半語便回答了。兩個人相對坐著，沒有談話。心中著急，更想不出話來。這樣的坐也許不到半點鍾，可是在那時好像有幾點鍾似的。幸而第三人來了，方才解了當時的圍。
民國二十一年冬與吳先生同船由法回國，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與吳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訪蔡先生後沒有幾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廠的菜根香請吃飯。吳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從前在英國的熟朋友。飯後一幹人一同步行從先農壇走到天橋。當時感覺到一種北平閑暇的趣味。可是沒有多少時候，空氣突然緊張，蔡先生離京南下，此後他便有十年沒有到過北平。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可是那時候我正病臥在床上，不能夠行動。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對於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
就是這一年的夏末——還是次年？暑假時我從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後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時北上，出席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一同相約同行。在車上除了一位基金會的美國董事外，沒有什麼很熟識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處。這時與倫敦旅館中大不同了。自己沒有了拘束的感覺，沒有話的時候也並不勉強的想話說。可是這一次蔡先生談話很多，從中國的政治教育到個人瑣事。特別是過泰安附近時，我們在窗口憑吊誌摩遇難的地點，談了不少關於誌摩的回憶。蔡先生帶了幾瓶南京老萬全的香雪酒，是朱騮先送他在車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時我們兩人喝了一瓶——應該說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隻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雖沒有醉，臉卻紅得厲害。第二天中晚兩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說這樣正好，聽說他每餐得喝一點酒，但並不多。
車快到北平時，他對我說，中央委員乘車是不用花錢的，所以這一次一個錢也沒有花。心裏覺得有些不安，飯車的賬請我讓他開銷了罷。他說得這樣誠懇委婉，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可是第二天早晨發現不僅飯費，連睡車上茶房的小費他都付過了。車到站時，他又說他帶了一個當差，而且有人來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處運去。所以這一次與蔡先生同行，一個年輕三十多歲的我非但沒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藹體貼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