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後重遊舊地，盛受各團體、各個人朋友的歡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兩三個地方。他到一處，一定得與每一客對飲一杯，飲完方離去，所以每晚回家時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對一切的興趣都很厚濃。故宮博物院歡迎他去參觀時，他進去看了一天。他的腳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無倦容。我們從遊的年輕些的人，都深為驚異。那時候我們認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齡，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事。
那一年以後，除了某年暑假，我與叔華在上海經過到愚園路進謁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沒有再會見過了。
追想過去，自己與蔡先生接觸的次數實在並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給予的影響，卻異乎尋常的大，異乎尋常的深刻。是怎樣來的呢？仔細分析起來，並不是由於蔡先生的學問文章。蔡先生的書我一本不曾讀過。他講演辭和文章，也隻偶然的讀到。對於他的學問文章我沒有資格說話。也不是由於蔡先生的功業。他辦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運動；他辦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國在科學各有各種貢獻，但是這種種可以使人欽佩，卻不一定使人師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給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推求起來，完全是由於他人格的偉大。他應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他待人極和藹，無論什麼人有所請托，如寫介紹信之類，他幾乎有求必應，並不詢問來人的資格學問經驗。可是到了出處大節，國家大事，他卻決不絲毫含糊，而且始終如一，不因事過境遷而有遷就。他是當代最有風骨的一個人。我與他接觸的機會雖不多，但是先後有二三十年。我無論在什麼時候見到他，蔡先生始終是蔡先生，猶之吳先生始終是吳先生，並不因環境的不同，時運的順逆，而舉止言語有什麼不同。這是說來容易，卻極難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蔡吳兩先生才可以當大丈夫的名稱而無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載1940年3月24日重慶《中央日報》
【作者簡介】
陳西瀅（1896—1970），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1912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1924年在胡適支持下，與徐誌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1927年與女作家淩叔華結婚，1929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194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1966年退休僑居倫敦，1970年因病去世。著有《西瀅閑話》、《西瀅後話》等。
三 聘 魯 迅
1912年1月，蔡元培受命擔任南京臨時民國政府教育總長後，參與教育部籌建工作的許壽裳等人，曾極力向蔡元培推薦魯迅為教育部公務員人選。蔡元培和魯迅雖為浙江紹興同鄉，但彼此並沒有見過麵，隻是通過文壇閱讀多有神交和了解。
蔡元培對許壽裳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此時的魯迅正在紹興家中賦閑，因對辛亥革命後的紹興失望至極，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許壽裳的兩封信後，便立即來到南京臨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工作。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後，便著手教育改革，展現在世人麵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舊式封建衙門的臉麵。同年4月，教育部隨臨時政府由南京遷往北京，部內人員自然要有所調整。教育部次長景某乘蔡元培先期北上之機，便大量安置親信，教育部於是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門。魯迅看不慣景某的官僚習氣，兩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報複之心，乘機把魯迅列入裁員名單之中。
蔡元培看到景某擬寫的這份名單後，立即予以製止和糾正。蔡元培在給魯迅等人的電報中說：“昨日國務院成立，教育部亟須組織，請即日北來，為盼。”魯迅仍被聘為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科學、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
蔡元培在擔任教育總長期間，大膽提出廢除祭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並在小學廢止讀經，大學取消經科等革故鼎新的教育主張。一時間，社會上的守舊勢力群起而攻之。加之蔡元培的教育改革思想不為袁世凱等人接納，蔡元培於是提出辭呈辭去了教育總長一職。
1917年1月，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其間依然采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以前所未有的舉措，對北大尤其是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此時，魯迅仍在教育部供職，在沉重、黑暗的社會氛圍的壓抑下，他特別感到孤獨和愁悶。他常常一個人躲在補樹書屋，整日整日地抄寫古碑。後來，他的朋友、同鄉錢玄同，將他引入北大《新青年》營壘，他的《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等白話小說，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麵世。
蔡元培對魯迅、周作人兄弟倆向來看重，他剛一到北大赴任即給魯迅去信，隻是因為魯迅已在教育部供職，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卻和他多次談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
周作人來到北京後，與其兄魯迅暫住在一起。蔡元培根據周氏兄弟的意見，正式聘任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主要教授歐洲文學史和羅馬文學史。
1920年8月2日，魯迅也收到蔡元培簽名的北大聘書，聘任魯迅為北大講師，主講中國小說史。魯迅還在講義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小說史略》書稿，胡適對此給予高度評價，“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
1927年6月13日，蔡元培被任命為民國大學院院長。此時的魯迅也早已不在北大兼職了。然而，蔡元培卻還像15年前在教育部時那樣，很快便給魯迅發了聘書。12月26日，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說：“前兩星期，有一個聽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學院的聘書到我這裏來。”蔡元培還專程拜訪魯迅，聘請他為大學院特約著作員。
現在看來，當時居於民國時期社會主流地位的蔡元培，之所以接二連三地選拔聘任魯迅，除了同為浙江紹興老鄉的地緣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居高臨下的蔡元培能夠認識到魯迅的文化學術地位，而接納魯迅並為魯迅提供更多的位置，則表明了蔡元培作為伯樂的膽與識。
名人憶評蔡元培
黃炎培就讀於南洋公學特班時，蔡元培是他的老師，黃記憶中的蔡元培是：“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於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湧現矣。”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個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為，無所不容。”有所不為者，狷潔也，則非義不取，其行也正。無所不容者，廣大也，則兼收並蓄，其量也宏。蔡元培是對事有主張、對人無成見的長者，一生從善如流，卻未嚐疾惡如仇。有容乃大，真可謂百川歸海而不覺其盈。
最能說明問題的應數辜鴻銘對蔡元培的尊重。這位腦後垂著長辮的清朝遺老不僅精通數門外國語文，而且目高於頂，眼中無人。袁世凱是何許強梁？辜鴻銘卻將此公與北京街頭刷馬桶的老媽子等同視之。但古怪之極的辜老頭子特別服膺一個人，就是蔡元培。辜鴻銘曾在課堂上對學生宣講：“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元培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紅樓開會，主題是挽留校長蔡元培，眾人均無異議，問題隻是具體怎麼辦理，拍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大家輪番講話。辜鴻銘也登上講台，讚成挽留校長，他的理由與眾不同——“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這麼一說就顯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場和意見一致，才沒人與辜老頭子抬杠。
蔡元培作品精選
洪水與猛獸
二千二百年前，中國有個哲學家孟軻，他說國家的曆史常是“一亂一治”的。他說第一次大亂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亂是三千年前的猛獸，後來說到他那時候的大亂，是楊朱、墨翟的學說。他又把自己的拒楊、墨比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驅猛獸。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說楊、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後來一個學者，要是攻擊別種學說，總是襲用“甚於洪水猛獸”這句話。譬如唐、宋儒家，攻擊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擊陸王派，也用他；現在舊派攻擊新派，也用他。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於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儀的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麼？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麼？
所以中國現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服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載1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號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節選）
是年（民國元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於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於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人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