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沈 從 文
沈從文傳略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嶽煥，苗族，湖南鳳凰縣人，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從文子集》等30多種短集小說集和《邊城》、《長河》等6部中長篇小說，他的創作風格融寫實、紀夢、象征於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幹凸出，單純而又厚實，樸素而又傳神，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彩。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命的哲學思考，給人教益和啟示。
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前者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讚美人性美；後者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其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中獲得表現的，而都市題材下的上流社會“人性的扭曲”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他這種獨特的價值尺度和內涵的哲學思辨，構起了他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也正由於這種對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學”的批判，以及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他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說《邊城》是他的代表作，是他表現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作品通過湘西兒女翠翠與戀人儺送的愛情悲劇，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麵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一代又一代重複著悲劇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
沈從文1917年到1922年漂遊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寫作謀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國公學任講師，兼《大公報》、《益世報》等文藝副刊主編；1931年至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講師；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編全國中小學國文教科書；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國曆史博物館任文物研究員；1978年至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任研究員。沈從文的文學作品《邊城》、《湘西》、《從文自傳》等，在國內外有重大的影響。沈從文不僅是著名的作家，還是著名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他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學術專著，特別是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影響很大，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一項空白。
懷 念 從 文
巴?金
我和從文見麵在1932年。那時我住在環龍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創作月刊》的主編汪曼鐸來上海組稿，一天中午請我在一家俄國西菜社吃中飯，除了我還有一位客人，就是從青島來的沈從文。他當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書局門口分手時，他要我到青島去玩，說是可以住在學校的宿舍裏。我本來要去北平，就推遲了行期，9月初先去青島，是在動身前寫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裏過得很愉快，我隨便，他也隨便，好像我們有幾十年的交往一樣。他的妹妹在山東大學念書，有時也和我們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對妹妹很友愛，很體貼，我早就聽說，他是自學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希望她熟悉她自己想知道卻並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識和事情。
在青島他把他那間屋子讓給我，我可以安靜地寫文章、寫信，也可以毫無拘束地在櫻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來找我，我們有話就交談，無話便沉默。他比我講得多些，他聽說我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話，便告訴我他第一次在大學講課，課堂裏坐滿了學生，他走上講台，那麼多年輕的眼睛望著他，他紅著臉，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隻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鍾。”他就是這樣開始教課的。他還告訴我在這之前，他每個月要賣一部稿子養家，徐誌摩常常給他幫忙，後來，他寫多了，賣稿有困難，徐誌摩便介紹他到大學教書，起初到上海中國公學，以後才到青島大學。
在青島我就知道他在戀愛。第二年我去南方旅行，回到上海，得到從文和張兆和在北平結婚的消息，我發去賀電，祝他們“幸福無量”。從文來信要我到他的新家做客。在上海我沒有事情，決定到北方去看看。我先去天津南開大學，同我哥哥李堯林一起生活了幾天，便搭車去北平。
……我仿佛回到了l933年、l934年。多少人在等待《國聞周報》上的連載（指沈從文的《記丁玲》——編者注），他那樣勤奮工作，那樣熱情寫作。《記丁玲》之後又是《邊城》，他心愛的家鄉的風景和他關心的小人物的命運，這部中篇經過幾十年並未失去它的魅力，還鼓舞美國的學者長途跋涉。到美麗的湘西尋找作家當年的足跡。
我在從文家做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麵了。單是為這個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麵工作：寫稿、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從未聽見他訴苦。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後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後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淡，隻能說是勉強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並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並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
從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表現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觸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發光的東西。不僅有很高的才華，他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工作多，事業發展，自己並不曾得到什麼報酬，反而引起不少的吱吱喳喳。那些吱吱喳喳加上多少年的小道消息，發展為今天所謂的爭議，這爭議曾經一度把他趕出文壇，不讓他給寫進文學史。但他還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給他的新的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樣地做出出色的成績。我接到從香港寄來的那本關於中國服裝史的大書，一方麵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興奮，一方麵又痛惜自己浪費掉的幾十年的光陰。我想起來了，就是在他那個新家的客廳裏，他對我不止講過一次這樣的話：“不要浪費時間。”後來他在上海對我，對靳以，對蕭乾也講過類似的話。我當時並不同意，不過我相信他是出於好心。
他並不曾擱筆，可是作品寫得少。他過去的作品早已絕版，讀到的人不多。開明書店願意重印他的全部小說，他陸續將修訂稿寄去。可是一部分底稿在中途遺失，他歎息地告訴我，丟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寫社會疾苦的那一部分，出版的幾冊卻都是關於男女事情的。“這樣別人更不了解我了。”
最後一句不是原話，他也不僅說一句，但大意是如此。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一點寂寞，偶爾也發發牢騷，但主要還是對那種越來越重視金錢、輕視知識的社會風氣。在這一點我倒理解他，我在寫作生涯中挨過的罵可能比他多，我不能說我就不感到寂寞。但是我並沒有讓人罵死。我也看見他倒了又站起來，一直勤奮地工作。最後他被迫離開了文藝界。
那是l949年的事。最初北平和平解放，然後上海解放。6月我和靳以、辛笛、健吾、唐弢、趙家璧他們去北平，出席首次全國文代會，見到從各地來的許多熟人和分別多年的老友，還有更多的為國家和人民的前途獻出自己的青春和心血的文藝戰士。我很感動，我很興奮。
但是從文沒有露麵，他不是大會的代表。我們幾個人到他的家去，見到了他和兆和，他們早已不住在達子營了，不過我現在也說不出他們是不是住在東堂子胡同，因為一晃就是40年。我的記憶模糊了。這幾十年中間我沒有看見他住過寬敞的房屋，最後他得到一個舒適的住處，卻已經疾病纏身，隻能讓人攙扶著在屋裏走走。我至今未見到他這個新居，l985年5月後我就未去過北京。不是我不想去，我越來越舉步艱難了。
“文革”前我最後一次去他家，是在1965年7月，我就要動身去越南采訪。是在晚上，天氣熱，房裏沒有燈光，磚地上鋪一床席子，兆和睡在地上。從文說：“三姐生病，我們外麵坐。”我和他各人一把椅子在院子裏坐了一會，不知怎樣我們兩個人講話都沒有勁頭，不多久我就告辭走了。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不出一年就會發生“文化大革命”，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我頭上那把利劍，正在緩緩地往下墜。
在越南我進行了三個多月的采訪，回到上海，等待我的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場了。我有種種的罪名，不但我緊張，朋友們也替我緊張。我回到機關參加學習，才知道自己仍在網裏，真是在劫難逃了。進了“牛棚”，仿佛落入深淵。別人都把我看做罪人，我自己也認為有罪。表現得十分恭順。絕沒有想到這個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會持續l0年。在靈魂受到煎熬的漫漫長夜裏，我偶爾也想到幾個老朋友，希望從友情那裏得到一點安慰。可是關於他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想到了從文，他的溫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對他講過的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鐵槌在我的頭上敲打。我哪裏有信仰？我隻有害怕。我還有臉去見他？這種想法在當時也是很古怪的，一會兒就過去了。過些日子它又在我腦子裏閃亮一下，然後又熄滅了。我一直沒有從文的消息，也不見人來外調他的事情。
6年過去了，我在奉賢縣文化係統五七幹校裏學習和勞動，在那裏勞動的有好幾個單位的幹部，許多人我都不認識。有一次我給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後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協分會舊址學習，我剛剛在指定的屋子裏坐好，一位年輕姑娘走進來，問我是不是某人，她是從文家的親戚，從文很想知道我是否住在原處。她是音樂學院附中的學生，我在幹校見過。從文一家平安，這是很好的消息，可是我隻答了一句，我仍住在原處，她就走了。回到幹校，過了一些日子，我又遇見她，她說從文把我的地址遺失了，要我寫一個交給她轉去。我不敢背著工宣隊“進行串連”，我怕得很。考慮了好幾天，我才把寫好的地址交給她。經過幾年的改造，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遵守的信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並不希望從文來信。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很快就寄了信來。我回家休假，蕭珊已經病倒，得到北京寄來的長信，她拿著五張信紙反複地看，含著眼淚說：“還有人記得我們啊！”這對她是多大的安慰！
他的信是這樣開始的：“多年來家中搬動太大，把你們家的地址遺失了，問別人忌諱又多，所以直到今天得到熟人一信相告，才知道你們住處。大致家中變化還不太多。”
五頁信紙寫了不少朋友的近況，最後說：“熟人統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們生活種種，我們都十分想知道。”
他還是像在30年代那樣關心我。可是我沒有寄去片紙隻字的回答。蕭珊患了不治之症，不到兩個月便離開人世。我還是審查對象，沒有通信自由，甚至不敢去信通知蕭珊病逝。
我為什麼如此缺乏勇氣？回想起來今天還感到慚愧。盡管我不敢表示自己並未忘記故友，從文卻一直惦記著我。他委托一位親戚來看望，了解我的情況。1974年他來上海，一個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兒進醫院待產，兒子在安徽農村插隊落戶，家中冷冷清清，我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沒有拘束，談得很暢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結論”已經下來：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
等到這個“結論”推翻，我失去的自由逐漸恢複，我又忙起來了。多次去北京開會，卻隻到過他家兩次。頭一次他不在家，我見著兆和，急匆匆不曾坐下吃一杯茶。屋子裏連寫字桌也沒有，隻放得下一張小茶桌，夫妻二人輪流使用。第二次他已經搬家，可是房間還是很小，四壁圖書，兩三幀大幅近照，我們坐在當中，兩把椅子靠得很近，使我想起1965年那個晚上，可是壓在我們背上的包袱已經給摔掉了，代替它的是老和病。他行動不便，我比他好不了多少。我們不容易交談，隻好請兆和做翻譯，談了些彼此的近況。
我大約坐了不到一個小時吧，告別時我高高興興，沒有想到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麵，我以後就不曾再去北京。當時我感到內疚，暗暗地責備自己為什麼不早來看望他。後來在上海聽說他搬了家，換了寬敞的住處，不用下樓，可以讓人攙扶著在屋子裏散步，也曾替他高興過一陣子。
倘使真的和從文見麵，我將對他講些什麼呢？
我還記得兆和說過：“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靜，看樣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風大浪中已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清清白白，無愧於心。”他的確是這樣。我多麼羨慕他！可是我卻不能走得像他那樣平靜，那樣從容，因為我並未盡了自己的責任，還欠下一身債。我不可能不驚動任何人靜悄悄離開人世，那麼就讓我的心長久燃燒，一直到還清我的欠債。
有什麼辦法呢？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我是躲避不了的。
談沈從文（節選）
黃永玉
一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廟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進行一場簡直像真的廝殺的遊戲，忽然一個孩子告訴我，你們家來了個北京客人！
這個人和祖母圍著火爐膛在矮凳上坐著，輕言細語地說著話，回頭看見了我。
“這是老大嗎？”那個人問。
“是呀！”祖母說，“底下還有四個咧！真是旺丁不旺財啊！”
“喂，”我問，“你是北京來的嗎？”
“怎麼那樣口氣？叫二表叔！”祖母說，“是你的從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圍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長衫。
“嗯……你坐過火車和輪船？”
他點點頭。
“那好！”我說完馬上衝出門去，繼續我的戰鬥。一切一切就那麼淡漠了。
……
許多年過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區裏，在一家小瓷器作坊裏做小工。我還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種叫做工資的東西，所以老板給我水平極差的三頓夥食已經十分滿足。有一天，老板說我的頭發長得已經很不成話，簡直像個犯人的時候，居然給了我一塊錢。我高高興興地去理了一個“分頭”，剩下的七角錢在書店買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衝著沈從文三個字去買的。鑽進閣樓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點意思也不懂。這我可真火了。我怎麼可以一點也不懂呢？就這麼七角錢？你還是我表叔，我怎麼一點也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呢？七角錢，你知不知道我這七角錢要派多少用場？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過？我可憐的七角錢……
二
我已經和表叔沈從文開始通信。他的毛筆蠅頭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將近30年的來信，好幾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關傳統藝術係統知識和欣賞知識，大部分是他給我的。那一段時間，他用了許多精力在研究傳統藝術，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為我打開了曆史的窗子，使我有機會沐浴著祖國偉大傳統藝術的光輝。在1946年還是1947年，他有過一篇長文章談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狀，與其說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說是我們鄉土知識分子在大的曆史變革中的寫照，表麵上，這文章猶如山巒上抑揚的牧笛與江流上浮遊的船歌相呼應的小協奏。實質上，這文章道盡了舊時代小知識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絕的悲慘命運。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馬路上買到了這張報紙，就著街燈，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眼淚濕了報紙，熱鬧的街肆中沒有任何過路的人打擾我，誰也不知道這哭著的孩子正讀著他自己的故事。
……
三
從文表叔滿屋滿床的畫冊書本，並以大字報的形式把參考用的紙條條和畫頁都粘在牆上。他容忍世界上最生疏的客人的馬拉鬆訪問，尤其仿佛深怕他們告辭，時間越長，越熱情越精神的勁頭使我不解，因為和我對待生疏朋友的情況竟如此相似。
有關民族工藝美術及其他史學藝術的著作一本本出來了，天曉得他用什麼時間寫出來的。
嬸嬸像一位高明的司機，對付這麼一部結構很特殊的機器，任何情況都能駕駛在正常的生活軌道上，真是神奇之至。兩個人幾乎是兩個星球上來的人，他們卻巧妙地走在一道來了。沒有嬸嬸，很難想象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又要嚴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擔全家運行著的命運之外，還要溫柔耐心引導這長年不馴的山民老藝術家走常人的道路。因為從文表叔從來堅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個幾十年無休無止的學術性的爭論。嬸嬸很喜歡聽我講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話，往往笑得直不起身。這裏有一個秘密，作為從文表叔文章首席審查者，她經常為他改了許多錯別字。嬸嬸一家姐妹的書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謙虛到了靦腆的程度，麵對著稱讚往往像是身體十分不好受起來，使人簡直不忍心再提起這件事。
那時候，《新觀察》雜誌辦得正起勁，編輯部的朋友約我為一篇文章趕著刻一幅木刻插圖。那時候年輕，一晚上就交了卷。發表了，自己也感覺弄得太倉促了，不好看。為這幅插圖，表叔特地來家裏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頓：
你看看，這像什麼？怎麼能夠這樣浪費生命？你已經30歲了。沒有想象，沒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莊嚴！準備就這樣下去？…我走了…
我真感覺羞恥。將近30年好像昨天說的一樣，我總是提心吊膽想到這話。
四
……
表叔自己記性非常好，但談論現代科學所引用的數字明顯地不準確。盡管是在聊天，孩子們卻很認真，說爺爺今天講的數字很多相似。表叔自己有時發覺了也會好笑起來：“怎麼我今天講的全是‘七’字（七十輛車皮，七萬件文物，七百名幹部調來搞文物，七個省市……）”
“文化大革命”時，那些“管”他的人員要他背《毛主席語錄》，他也是一籌莫展。
我說他的非凡的記憶力，所有和他接觸過的年輕朋友是無有不佩服的。他曾為我開過一個學術研究的100多個書目，注明了出處和卷數以及大約頁數。
他給中央美院講過古代絲綢錦緞課，除了隨帶的珍貴古絲綢錦緞原件之外，幾乎是空手而至，站在講台上把近百的分期和斷代信口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