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站在講台上的孫國英老師說，“任天水的反革命罪行不是偶然的，你們聽他交上來的作文，全是放毒：
“老師說國慶二十四周年的節日快到了，讓我們寫作文。每逢佳節倍思親。我想啊想，我天天和爸爸媽媽在一起，我愛他們。但我長這麼大，還從來沒有見過爺爺奶奶、外婆外公。有一天，我問媽媽。媽媽說，爺爺奶奶在你生下來的時候就在鄉下去世了。我算了算，不是一九六一年嗎，怎麼死的呢？爸爸說我的兒子和我一樣，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爸爸難過地說，爺爺奶奶在鄉下沒飯吃餓死的。
“我相信爸爸的話，學校總讓我們參加附近生產隊的憶苦思甜會，吃又苦又澀的野菜湯，我吃不下去，但一想到爺爺奶奶連野菜湯都吃不到，我一大碗就喝下去了。那麼外婆外公呢？爸爸媽媽不說話了。真是太奇怪了。夜裏聽見媽媽對爸爸說：我爸爸媽媽一去美國二十三年，也沒音信，恐怕難以生還。媽媽還哭了。
“我明白了，外婆外公難以生還，是說他們也像爺爺奶奶一樣死了嗎？我才不信呢，我長大一定要去找他們，我們在十一國慶節團圓，這多好啊！”太陽的餘光使我身上的紫色布裙變得很淡，很柔和，跟這城市天氣最好時天空的顏色一樣。但我和丈夫臉上都像掛了一堵牆，家裏像無人似的安靜，隻有吹風機的嗚嗚聲在響。我剛洗過頭發。
丈夫走了過來，說：“我來幫你。”他臉上的牆出現一扇打開的門，“我們好好談談，行嗎？”
如果你一直是這種態度對我就好了。我把吹風機和梳子遞給他。
他一邊吹我的頭發，一邊說，雜誌社剛開過會，傳達中宣部關於調整文藝方針的文件，要收縮了，糾正思想，報紙出版社雜誌社屬第一撥整頓。我拔掉電插頭，對他說：你有什麼話直講行不行？吹風機停了之後，房間是真的靜極了。
那好，你別生氣。我看了你的小說，又沒經過你的同意。小說結局能不能改改？
我用一條花手絹把披散在肩上的頭發束起來。
你寫的那個班主任，她和任天水的父母在“文革”前有仇，任的母親在五十年代是特級教師，而她評不上。在“文革”最鬧騰時期她沒報複，是她身體不好，一直生病，而任的父母有海外關係，做人小心翼翼，甚至躲到偏遠的小鎮去。還有一個原因，長相平庸的女人嫉恨漂亮女人。這樣的安排以及心理都寫得很好。
丈夫已坐在我對麵的沙發上，抽著煙，不讓我有插話的機會：“那句反標，絕非一個小學四年級學生所為，是有幕後黑手，受人教唆，當然是父母。對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嫌疑犯，公安局豈肯輕饒，迅速查出任天水的外婆外公一九四九年不是去了美國，而是逃到台灣。這樣的寫法也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談我的小說，那也得聽我說話。”
“你先聽我說完，行嗎？”丈夫熄掉煙，“我是編輯，天天看的稿有一打，什麼樣的小說題材沒見過？但你是我的妻子，那就不一樣了。”
“你不用說，我都懂。”我平靜地說。他心裏有氣，我幾天不理他，或許應說他有理由，“你不就是反對小說結局：任天水的父母被抓起來，關在學校頂樓的黑房子裏，讓小小的任天水去送飯。你別心裏有鬼，我不是寫你，盡管你父母也被關起來過，你也送過飯送過水，但你們一家人現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嗎？”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痛。
“你這就明白了。”丈夫臉上終於出現了笑容，“請問，我天才的小說家，你的小說越寫越瘋狂，居然把你筆下的任天水父母置於一場大火中，甚至連送飯的任天水也不放過，他人小，力氣小，喊叫沒人應，打不爛鎖住的門，看著父母被火活活吞滅，而不逃走，情願自己也被火吞滅。這未免太殘酷了吧？”
“‘文革’有比這更殘酷的事。”我說。
“但不必照實去寫。你筆下的班主任孫國英，哦，你了不起，用了真名，現在爬上區教育局局長的位子。萬一上法庭，你有足夠證據？”
同名的人多著呢？我感到自己根本不是丈夫的爭論對手。
丈夫又笑了。“悠著點！傷痕文學題材早已過時。這篇文字略顯平實，無助你的文名。還是寫點輕靈淡雅的，詩意一些的。”他的手指敲著沙發，好像這樁事情已經不必多議似的。他轉了話題，“我還想早一天當父親。”
我再也坐不住了，目光觸到桌上的銅貓，我把它拿在手裏，站起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