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誰來當醫生
尊重醫生，不僅體現在社會地位上，也要體現在薪酬待遇上。有錢可以蓋最好的醫院，卻未必能請來最好的醫生。如果醫生成了一個“又累又窮又危險”的職業，誰還願意當醫生
2012年，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5名醫護人員被患者砍死砍傷。類似的惡性事件頻頻上演，不僅刺痛了廣大醫務人員的心，而且引發了很多醫學生對未來職業的憂慮。
據報道，我國每年培養60萬醫學生，隻有10萬人穿上“白大褂”。很多醫學畢業生放棄從醫，主要是因為醫生這個職業投入大、風險高、報酬低。一方麵，老百姓普遍反映看病難，好醫生一號難求；另一方麵，醫學生大量流失，優秀人才不願從醫。長此以往，必將使醫療資源供需矛盾加劇，看病難問題更加突出。
一項調查顯示，我國醫務人員最不滿意的是薪酬待遇，超過八成醫務人員認為自己的付出與薪酬不匹配。我國衛生行業人員收入水平僅高於社會平均工資18%。而在發達國家，醫生的薪酬為社會平均工資3—5倍。2007年，在《福布斯》雜誌公布的美國最高薪酬職業榜單中，前9位全部來自醫療行業，包括麻醉師、外科醫生、婦產科醫生等，唯一擠進“十強”的非醫療行業職業是商業公司總裁，排在第十位。另外，在發達國家，人力成本支出占醫院總支出的60%以上，而我國的這一比例不足30%。相比之下，我國醫務人員的薪酬偏低，很多醫生感到勞動價值得不到尊重，付出與回報不成比例，於是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視為合理補償。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薪酬是勞動力在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反映了勞動力的稀缺程度。按理說，在優質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醫生的薪酬必然大大高於社會平均水平。但是，我國醫生的薪酬是由政府決定的，而非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的。因為絕大部分醫院屬於事業單位，作為事業單位人，醫生的薪酬自然受到諸多政策限製。同時，由於非公立醫院發展滯後，醫療市場發育不健全，醫生的勞動力價格信號還不清晰。因此，我國醫生的薪酬標準缺乏外部市場參照，難以體現其實際勞動價值。
醫生薪酬過低，直接影響到未來醫學人才的供給數量和質量。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角度看，培養一個本科醫學生需要5年，而培養一個博士醫學生則需要11年，其經濟成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都很高。同時，作為一種特殊人力資本投資，醫生的就業選擇範圍窄、風險大。如果人力資本投資得不到等值回報，投資主體就會失去投資的動力。例如，在醫生薪酬普遍較低的情況下，很多高中畢業生在選擇大學專業時，就不願意考慮醫學，因為他們會對不同行業的投資回報率進行對比。如果醫生成了一個“又累又窮又危險”的職業，誰還願意當
醫生？
尊重醫生，不僅體現在社會地位上，也要體現在薪酬待遇上。我國醫務人員長期處於超負荷工作狀態，他們甘守清貧，用較低的成本維護了較高的國民健康水平。如果繼續靠壓低醫務人員的薪酬來控製醫療成本，必然導致醫療人才越來越短缺，無異於竭澤而漁。可見，醫生的薪酬問題，關係到醫療衛生事業的長遠發展。隻有讓醫務人員拿到令人羨慕的“陽光薪酬”，才能扭轉醫學人才供給不足和質量下滑的局麵。
人才短缺已經成為製約公立醫院改革的瓶頸。醫改表麵上是缺錢，實質上是缺人。因為醫生是一個晚熟的職業，需要很長的培養周期，無法速成。有錢可以蓋最好的醫院，卻未必能請來最好的醫生。所以，為了避免醫學人才流失，政府應允許公立醫院突破事業單位的薪酬分配限製，提升人力成本在醫院總成本中的比例，擴大可分配薪酬的總量。尤其要提高剛畢業醫學生的薪酬標準，解除其後顧之憂。惟其如此，“白大褂”才能重現魅力。
暴力傷醫折射體製積弊
全世界的醫生都是靠技術吃飯，惟有中國醫生靠賣藥生存，其公信力自然遭到質疑。這與其說是醫生的道德缺陷，不如說是製度的設計缺陷
2013年，我國發生多起暴力傷醫事件。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一名醫生被患者毆打昏迷；湖南中醫藥研究院附屬醫院3名護士被患者砍傷；廣東深圳寶安人民醫院一名護士被產婦丈夫毆打。類似的醫患暴力衝突頻頻發生，引起社會各界的憂慮。
近年來，我國醫患暴力衝突呈“井噴式”爆發。據中國醫院協會的一項最新調查，我國每所醫院平均每年發生的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醫務人員軀體受到攻擊、造成明顯傷害的事件逐年增加，絕大多數人曾遭到過謾罵、威脅。
醫患暴力衝突加劇，反映了醫患之間的“代理困境”。從理論上，醫生是患者的利益代理人，患者之所以願意把生命健康托付給醫生，是因為相信醫生會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在現行的醫療體製下，醫患信任十分脆弱。英國學者一項關於中國醫療績效評估的研究顯示，57%的受訪者認為，“即使有醫療保險可報銷且有效的藥物，醫生也會開出不能報銷的藥物”；61%的受訪者認為，“即使診斷明確，醫生也會要求病人做更多複雜的檢查”。這說明，多數患者認為醫生受利益驅動，存在過度治療行為。一旦發生醫療差錯或者意外，甚至很小的一點語言衝突，醫患之間的信任就會解體，進而演變成暴力
事件。
醫患信任解體，有著複雜而深刻的社會原因。但是，畸形的以藥養醫體製，是導致醫患關係惡化的製度根源。因為全世界的醫生都是靠技術吃飯，惟有中國醫生靠賣藥生存，其公信力自然遭到質疑。這與其說是醫生的道德缺陷，不如說是製度的設計缺陷。最近，《柳葉刀》雜誌一篇文章認為，中國頻繁發生患者殺害醫生事件，醫患關係陷入危機，醫生與藥企之間的不健康關係是一個重要推動因素。這導致醫生不是基於患者需求和臨床證據開具處方，而是基於一定的商業利益，從而損害了醫患之間的信任關係，甚至嚴重影響了中國衛生係統的整體發展。
解決醫患信任危機，必須從破除以藥養醫體製入手。目前，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嚴重偏低，而藥品、耗材價格卻普遍虛高。醫生付出的勞動，無法從技術收入中得到補償，隻能從藥品和耗材中獲得。可以說，不合理的醫療價格體係，將醫生逼進了“不仁不義”之地。
其實，醫生的處境與導遊頗為相似。過去，旅行社不“養”導遊，導遊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帶遊客購物並從中“抽成”，導致衝突不斷。2013年10月1日實施的新《旅遊法》禁止強迫購物，要求旅遊合同中必須明確導遊服務費。導遊有了合法的收入，就不會再明目張膽地強迫遊客購物了。這說明，隻有打通正道，才能堵住邪道。旅遊行業如此，醫療行業也不例外。目前，我國政府投入僅占公立醫院總支出的10%左右，很多公立醫院為了維持生存而過度逐利，醫生為了增加收入而過度治療。在這樣的體製下，醫患信任必然解體。
消除醫患暴力衝突，關鍵在於改革醫療體製積弊。政府在加大公立醫院投入的同時，大幅提升醫療技術服務定價，讓醫生告別“藥品依賴”，成為有尊嚴的高收入者，從而為重建醫患信任奠定基礎。
為大醫院醫生減減壓
大多數患者和醫生之間是“陌生人關係”，雙方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一件很小的事情，往往就會引發一場暴力衝突。隻有讓醫患雙方從“陌生人關係”變為“熟人關係”，才能最大限度增加醫患信任、減少醫患糾紛
2012年3月，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生一起血案。17歲的患者李夢男攜帶凶器闖入醫生辦公室，當場刺死1人，刺傷3人。無辜的實習醫生王浩不幸去世。這一年，全國各地相繼發生醫生被刺事件。雖是極端個案，卻讓醫患關係很受傷。
自古以來，“仇富”者有之，“仇官”者有之，但“仇醫”者卻極其罕見。因為醫生是治病救人的職業，所以備受尊重。然而，在轉型期中國，醫生已經成為一個“高危職業”，他們不僅要擔心病人的安危，還要擔心自身的安全，可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
其實，醫生隻是醫療體係中的一個環節。由於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他們往往代體製受過，承受了很多不該承受的委屈和壓力。例如，患者普遍抱怨看病難，而醫生也在感歎看病累。在北京的三甲醫院，有的醫生一天掛80多個號，飯也不能吃，水也不敢喝，體力嚴重透支，接近生理極限。這樣的工作強度，發達國家的醫生是很難想象的。又如，患者普遍反映看病貴、藥價高，而醫生也在抱怨技術勞動價值太低，當人醫不如當獸醫。可見，看病難、看病貴並非醫生之過，而是體製之過。在一個不合理的醫療體製下，醫患雙方各有各的
苦衷，各有各的難處。
我國用占世界醫療總費用3%的投入，維護了占世界20%人口的健康，人均期望壽命居發展中國家前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但是，我國的醫療成本為什麼這麼低？這並非設備不夠先進、藥品不夠高端，而是因為我國人力成本比較低。和國際同行相比，我國醫務人員的收入確實偏低，遠遠不能體現其勞動價值。因此，我國醫療衛生的“低成本、高效益”，其實是以犧牲部分醫務人員利益為代價的。近年來，我國的醫療需求呈井噴式爆發。2011年，全國醫療機構的門診量接近63億人次，其中公立醫院超過20億人次。尤其是大醫院醫務人員的工作負荷急劇增加，很多人心力交瘁，健康狀況惡化。
近年來，醫患衝突大多發生在大醫院，而非基層醫療機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大醫院擁擠不堪，多數醫生疲於應付，態度難免生硬，也沒有時間與患者溝通，患者的就醫感受很差，容易產生不滿情緒。同時，大多數患者和醫生之間是“陌生人關係”，雙方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因此，一件很小的事情，往往就會引發一場暴力衝突。
縱觀多數西方國家，在醫療服務的“金字塔”中，大醫院醫生是“塔尖”，而社區全科醫生是“塔基”。由於建立了家庭醫生製和社區首診製，每一位居民都有一位相對固定的全科醫生。居民一旦有病，隨時可以和全科醫生溝通交流。如需到大醫院就診，全科醫生負責預約安排。因此，醫患之間是一種信任度較高的“熟人關係”。而在我國，社區醫生和居民之間尚未形成緊密的契約關係，社區首診製尚未建全，大多數居民仍是“有病亂投醫”。在無序的流動中，醫患關係基本屬於“陌生人關係”，信任度不高，因此發生衝突的概率自然
增加。
可見，隻有讓醫患雙方從“陌生人關係”變為“熟人關係”，才能最大限度增加醫患信任、減少醫患糾紛。而要建立醫患之間的“熟人關係”，就必須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社區全科醫生，讓每一位居民都有固定簽約的家庭醫生。同時推行社區首診製度，為大醫院醫生分流減壓，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與患者溝通交流。這樣一來，患者的就醫感受就能得到改善，醫患關係就會融洽得多。
人死醫院賠，不能成慣例
當“農夫和蛇”的故事屢屢上演後，醫生就會趨利避害，采取防禦性醫療措施，最大限度保護自我。“擺平術”並非醫患和諧的潤滑劑，而是一劑麻醉劑，隻能暫時緩解疼痛，不能根除病症
2013年，上海發生一起特殊的醫患糾紛：首例感染H7N9禽流感的患者不幸病逝，其家屬以“醫院采取的救治措施不當”為由，向醫院索賠107萬元，醫院最終給予人道主義補助13萬元。
從患方的角度看，一個活生生的人，因感冒發燒到醫院就診，很快就呼吸衰竭，撒手人寰。麵對人財兩空的結局，家屬自然無法接受。從醫方的角度看，H7N9病毒是人類首次發現的新型病毒，在疫情初期，醫生根本無法預見，隻能按重症肺炎診治，符合診療常規，不存在救治失誤。患方提出巨額索賠，沒有法律依據。
近年來，我國醫患糾紛日益增多，一個重要導火索就是人死在醫院裏。有人認為，患者到醫院花錢看病，醫生必須治好，治不好就要承擔責任，給予
賠償。而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通常會傾向於同情患者，即便醫院沒有任何過錯，也要給予一定的人道主義救助，這似乎已經成為慣例。
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見死不救是道德問題，但能否救活則是科學問題。醫學是一個充滿未知數的世界，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人類已經能夠遨遊太空，但對於生命的認識還處於童年階段。人類已知並命名的疾病有數萬種，能夠根治的隻有區區幾種，對於大多數疾病隻能緩解症狀。苛求醫生包治百病，是不符合醫學規律的。人體千差萬別，病情千變萬化，在疾病麵前，哪怕再高明的醫生，也沒有百分之百的勝算。患者出現醫療意外，原因非常複雜。有的是因為醫學技術的局限性，有的是因為病情的特殊性，有的是因為醫生的水平不夠高，有的是因為醫生的責任心不到位。總之，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清責任是非，不能簡單地做“有罪推定”。根據《侵權責任法》，假如醫院存在醫療過錯，並給患者造成了傷害，醫院必須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如果不管孰對孰錯，人一死就讓醫院賠，極有可能加劇醫患對立，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醫學是一門探索性科學，而探索則意味著兩種結果，可能成功，也可能
失敗。當“農夫和蛇”的故事屢屢上演後，醫生就會趨利避害，采取防禦性醫療措施，最大限度保護自我。一種是采取消極的防禦性醫療，即麵對病情複雜的病人，能做的手術也不做，該冒的風險也不冒，盡量采取保守治療方案，而不是最優治療方案。另一種是采取積極的防禦性醫療，即麵對病情簡單的病人，即便能夠做出明確診斷，也要開出一大堆檢查單、化驗單，用最先進的儀器來驗證，以防因漏診而被起訴。因為在醫學上不必要的，在法律上卻是必要的。如此一來，最大的受害者還是患者。
在一個法治社會，患者依法維權，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人一死就鬧醫院，有理沒理都索賠，這就不太正常了。從表麵看，讓醫院賠錢是保護弱勢群體，維護社會和諧；但從深層看，這不符合法治精神，屬於典型的“擺平術”，既挫傷了醫生的積極性，也不利於減少醫患衝突。事實上，“擺平術”並非醫患和諧的潤滑劑，而是一劑麻醉劑，隻能暫時緩解疼痛，不能根除病症。
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既要維護患方的利益，也要維護醫方的利益，而不應犧牲公平正義原則。解決醫患衝突，需要法治保障和製度保障並重。對於那些因無力承擔醫療費用的貧困患者，或者因病發生災難性醫療支出的家庭，政府應有合理的製度性安排，通過基本醫療保障、特殊醫療救助、商業補充保險等措施，最大限度地解決患者的實際困難，消除醫患衝突的經濟根源。
“無責任賠償”何時了
醫院有過錯，該賠多少賠多少；醫院沒過錯，一分錢也不能賠。如果采取“和稀泥”式的辦法解決問題，一鬧就賠，不鬧不賠，無過錯的醫生就會覺得委屈，有過錯的醫生也不會吸取教訓
2013年，網上傳出一段視頻：貴陽一名兩歲先天性心髒病患者做完手術，在重症監護室遭護士“扇耳光”，次日死亡。事發後，貴州省衛生廳認定這是一起嚴重違反護理規範、喪失醫護人員職業道德的事件，責令醫院開除該護士，並先行補償死者家屬20萬元。
從監控錄像來看，這名護士的動作粗暴，幅度過大，確實不符合“喚醒”規範。孩子遭到如此“野蠻護理”，家長感到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對此，醫院已經承認錯誤，並向患者家屬道歉。但是，患兒死亡，究竟是因為護士“扇
耳光”，還是術後並發症？這是需要醫學鑒定的。在沒有鑒定結論的前提下，醫院先行賠償20萬元，顯然缺乏依據。
醫學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患者術後死亡，原因非常複雜。有的手術做得很成功，但術後出現並發症或者其他意外情況，都可能導致死亡。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並非都是醫方過錯。因此，處理醫患糾紛，首先應該分清是非和責任，既要維護患方的權益，又要維護醫方的權益，絕不能為了“穩定和諧”而“速戰速決”，在缺乏依據的情況下一賠了事。如果拿不出令人信服的鑒定結果，即便暫時平息糾紛，也很難讓醫患雙方心服口服，更難從根本上減少醫患糾紛。
近年來，隨著門急診和住院人次的急劇增加，醫患糾紛呈井噴式爆發。然而，很多地方奉行的原則是：“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沒事就是本事。”遇到醫患糾紛，最常見的做法是讓醫院“花錢買平安”。隻要患者一鬧，不管有理沒理，迅速花錢擺平，“小鬧小賠，大鬧大賠”。前不久，上海一名27歲的急性重症胰腺炎患者，送到醫院後死亡。家屬說：“醫院沒錯，還收了我們，但是我們兒子才27歲，死了總要賠一點吧。”這種觀點不僅在患者中流行，在政府和司法部門中也很普遍。“無責任賠償”“安撫性賠償”的泛濫，導致
“醫鬧”越來越多，醫院不堪其擾。
構建和諧醫患關係，必須堅持公平正義原則。不問對錯，不分是非，盲目求“和諧”，不僅換不來和諧，反而導致醫患衝突愈演愈烈。《侵權責任法》明確了醫療過錯原則，即醫院有過錯才賠償，無過錯不賠償。如果為了平息
事態，一味犧牲公平正義原則，必然對醫療行為產生負麵影響。目前，由於醫患信任解體，醫生對患者的防備已從心理性防禦走向製度性防禦。醫生為了保護自己，普遍采取“防衛性醫療”。例如，給病人做大量不必要的檢查，以便於法庭舉證；盡量不做高難度手術，以避免醫療失誤。如此一來，患者還能受益嗎？
醫患是同一戰壕的戰友，而不是相互防備的對手。因此，處理醫患糾紛，必須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醫院有過錯，該賠多少賠多少；醫院沒過錯，一分錢也不能賠。如果采取“和稀泥”式的辦法解決問題，一鬧就賠，不鬧不賠，無過錯的醫生就會覺得委屈，有過錯的醫生也不會吸取教訓。這不僅不利於減少醫療差錯，還會增加醫患之間的“敵意”。
化解醫患矛盾，貴在尊重事實、尊重法律，“一碗水端平”，維護醫患雙方的平等權利。如果法治精神遭到踐踏，人們就會選擇暴力，而不選擇法律。因此，“無責任賠償”不是一劑“良藥”，而是一杯“毒酒”。願“無責任賠償”早日成為曆史！
用法治思維化解糾紛
醫學不是神學，不能包治百病。醫生治得了病，但救不了命；醫生可以保證好好治，但無法保證能治好。無論如何，請給醫生一個願意冒險的理由
2014年8月，湖南湘潭縣婦幼保健院發生一起醫療糾紛。一名產婦在分娩中因出現羊水栓塞，不幸死在手術台上。隨後，家屬砸開手術室門強行進入，並圍堵打鬧醫院。此事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轉瞬間就消逝了。對於家屬來說，這是無法接受的事實。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住院分娩是“痛並快樂著”，“一人住院，兩人出院，全家歡喜”，不可能發生意外。然而，孕產婦分娩畢竟是有死亡概率的。例如，羊水栓塞是產科中最危險的並發症之一，其發生率雖然很低，但死亡率很高。這就是醫學的風險性，可以預見，無法避免。
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威廉•奧斯勒指出，醫學是一門不確定性的科學和可能性的藝術。的確，現代醫學技術突飛猛進，增加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也助長了人們對醫學功能的過度期許。很多人甚至認為，活著都是正常的，死亡都是非正常的。隻要病人死在醫院，就是醫生放棄責任、背棄諾言，並成為其索賠的理由。事實上，醫學不是神學，不能包治百病。醫生治得了病，但救不了命；醫生可以保證好好治，但無法保證能治好。
從患方來說，應該理解醫學的風險性和局限性，正確對待疾病和死亡。即便發生醫療意外，也應堅持理性的態度，分清責任，依法維權。不能認為隻要人死了，就是醫生草菅人命。如果蠻不講理，打鬧醫院，涉嫌擾亂公共秩序，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擴大事態，得不償失。其實，沒有一位醫生願意手術失敗，很多失敗都有客觀因素。如果患方能多一分寬容，醫生就會多冒一分風險，生命就會多一分希望。所以，無論如何，請給醫生一個願意冒險的理由。否則，醫生就會采取防禦性醫療，回避風險，最終還是患者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