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動與靜
佛教最根本的教義是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學佛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到達“寂靜”的涅槃境地。
這個“涅槃寂靜”有別於一般的動靜。平常我們說這件東西是動的，那件東西是靜的，那是因為我們的意識起一種活動，對萬法起一種追逐，於是才使現象紛擾現前，才使萬事錯綜顯現。事實上，事物本身並沒有動靜的差別，我們說它是“動的”、“靜的”，那是我們起心動念所起的一種妄執，如果我們能夠除去自我的執著，此心寂靜，不再造作，則一切將顯得極其和諧。下麵的公案可以說明這個道理：
六祖惠能大師得到衣缽之後，在廣州隱居了十幾年。後來因為機緣成熟，開始行化於世間。有一天，途經法性寺，看到兩位出家人對著一麵旗子，麵紅耳赤爭論不休。六祖上前一聽，才知道兩人在爭論旗幡飄動的原因。一位說：“如果沒有風，幡怎麼會動呢？所以是風在動。”另一位則說：“沒有幡動，又怎麼知道風在動呢？所以應該是幡在動。”
兩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惠能大師聽了，就對他們說：“二位請別吵！其實不是風在動，也不是幡在動，而是兩位仁者的心在動啊！”
從這則公案可以看出禪師們對外境的觀點，完全是返求自心，而不是滯留在事物的表象上麵，現象的存在是片麵的，其所以有分別，是因為我們的起心動念。心靜則萬物莫不自得，心動則事象差別現前，因此要達到動靜一如的境界，其關鍵就在吾人的心是否已經去除差別妄逐，證得寂靜。
唐憲宗是個信佛很虔誠的君主，派人到鳳翔迎請佛骨（舍利），韓愈上表諫言阻止，憲宗大怒，把他貶至潮州為刺史。
當時潮州地處南荒，文教不盛，想要參學問道非常困難，但是這裏卻隱居著一位學養、功行非常高妙的大顛禪師，深為當地人所敬仰。
韓愈以大唐儒者自居，哪裏看得起大顛禪師。但是這裏除了禪師之外，很難找到學士文人可以論道，韓愈於是抱著無奈、挑戰的心情去拜訪禪師。韓愈到的時候，大顛禪師正在閉目靜坐，韓愈懾於禪師的威德，不自覺地，恭敬地站立在一旁等待，過了很久，禪師卻仍然一無動靜，韓愈心中漸感不耐。這時，站立在禪師身旁的弟子，開口對師父說：“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這句話表麵上像是對禪師說的，其實是在啟示韓愈：禪師此刻的靜坐是無言之教，也是在考驗你的定力，然後再用言語智慧來拔除你的貢高我慢。
這時韓愈才恍然大悟，敬佩大顛禪師的學養，認為禪師的道行確實高妙。後來他和大顛禪師成為至交道友，而留下許多千古美談。
由上述的公案，我們可以了解動與靜在禪師的心境是合一的，實踐在教化上則是圓融無礙的。禪師教化人有時不發一語，有時做獅子吼。禪師一言半語的提攜，一棒一喝的進逼，一進一退的表揚，一問一答的發明，一顰一笑的美妙，一茶一飯的啟導，甚至一揚眉一瞬目，一豎指一垂足，在一動一靜之中，無不充滿了禪機，無不煥發著禪味。在我們的常識經驗裏，“動”、“靜”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況，但是透過禪定所證得的動與靜，是合一的，是自如的。
（三）行與解
有人說：佛學是哲學。這是從知識的立場而說。不錯，佛學的確有非常嚴密的哲學理論，但是佛學真正的特質卻是“實踐”，從修行上去體證真理。
如果隻在純粹理論上來建立佛學的體係，那麼佛學將失去它的真精神，與哲學又有什麼差別？佛學不僅具有哲學的內容，更有宗教上的體證，佛學高妙的教理，無非是為了契入真理，方便實踐。若隻是知識上的談玄說妙，佛學認為是戲論，應該揚棄。所以佛學不可當作哲學來看待，把佛學當作哲學，永遠把握不到佛學的精妙。佛學提倡解行並重，尤其是禪，更注重實踐的功夫。
禪門中，修證是各人自己的事，修得一分，就真正體驗一分。如果隻是在理論上說食數寶，或隻是一味地人雲亦雲，是不會有效果的。唯有透過實踐，才不失去佛教的真實意義，才能把握到禪的風光。譬如牽引一匹饑渴的馬，到水源處喝水，如果這匹馬不張嘴，隻有饑渴而死。同樣地，三藏十二部經典隻是指引我們通往真理的羅盤，我們“如是知”之後，就要“如是行”，才能喝到甘露法水。所以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要了解什麼是佛法，什麼是禪，唯有親自去參證，實際去修行，別人絕對無法如實地告訴你。
那麼禪師如何去參證？如何去修行呢？唯有從生活中去參證，在大眾中去修行。古德說：搬柴運水，無非是禪。在每一個人的生活裏麵，穿衣吃飯可以參禪，走路睡覺可以參禪，甚至於上廁所都可以參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