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寧波商幫自清代形成以後，一直到當代中國依然能夠曲折而持續地得到發展，這不能不說是近三百年來中國經濟史上的“異數”。但這個“異數”也表明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演變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同時還表明中國社會內部蘊藏著發展經濟、富裕民生的巨大潛能。故研究寧波商幫的意義，不隻在於寧波商幫本身。
第一節學術界寧波商幫史研究的興起
寧波商幫史是寧波幫曆史研究的主體，從20世紀初開始到目前，相關研究已經有整整一個世紀的學術發展、演變史。實際上，寧波商幫研究學術史已經成為寧波商幫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這一學術史加以梳理，對於寧波商幫史研究的順利進行，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20世紀的寧波商幫史研究
寧波商幫的存在和發展具有悠久的曆史，但是在明清時期的大部分曆史階段，活躍於當時中國經貿曆史舞台上且最為引人注目的商幫無疑是徽商和晉商。徽商以鹽業、典當業、茶業、木業為主要行業，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年第1版，第109頁。晉商以鹽業、絲業、糧食業、棉布業、銅鐵業、彙兌業為主要行業，劉建生、劉鵬生等：《晉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8頁。到明代中後期，徽商、晉商已經積累起巨額的財富。生活於明後期的謝肇淛在《五雜組》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明）謝肇淛：《五雜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頁。明人王士性也說：“平陽、澤、潞富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王士性：《廣誌繹》，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6頁。與聲勢煊赫的徽商和晉商相比，當時的寧波幫商人在資金、實力、影響上確乎遜色不少。寧波商幫擅長並注重經營江海航運的特點，使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受到明清兩代封建政府時斷時續、時緊時鬆的海禁政策的嚴重束縛、壓抑和摧殘，屢仆屢興，但仍以令人驚歎的頑強與堅韌，不斷地為自己開辟出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到清康熙帝開放海禁之後，特別是1840年以後，寧波商幫獲得了越來越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愈來愈多的發展機會，並迅速發展成為超過其他地域商幫的一個著名商幫。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寧波幫商人在我國內地幾乎銷聲匿跡，惟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寧波商幫仍在繼續發展，並抓住一係列發展機遇，特別是抓住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以英資為主的外資從香港撤退的曆史機遇，再次擴大了其力量和影響。同時，1978年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寧波幫商人熱烈、積極響應，新一代寧波籍工商業者也乘勢重整旗鼓，迅速發展和不斷壯大。海內外寧波幫商人也由逐漸接觸到交融與合流，展現出新的時代風貌，並在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及寧波地區對外經濟聯係與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寧波商幫在清代興起後，就引起了另一個頗有勢力的沿海商幫——福建商幫的注意。因為在清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福建幫銅商曾經是富甲一方的東南洋銅商的主要力量。可是，到清乾隆中後期，寧波幫洋銅商迅速興起，並大有取代福建幫洋銅商地位的趨勢。為此，福建幫洋銅商向乾隆皇帝狀告寧波幫洋銅商奉日本正朔、裏通外國。大概由於寧波幫商人在乾隆時期征討大小金川之役中發揮了不小的經濟作用，所以頭腦清醒的乾隆皇帝並沒有對寧波幫洋銅商采取特別的製裁措施，所以此事對後來寧波商幫在沿海航運中持續擴張力量並沒有造成大的阻礙。清嘉慶、道光時期，江浙地方官員為降低漕糧運輸成本，開始籌議漕糧海運。如江蘇巡撫阮元在清嘉慶時期認真考察了北洋航線上各地域船幫的情形，南洋、北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自清代以後變化很大，王爾敏在其《五口通商變局》中有很詳細的討論，惟清代中晚期曾經以寧波為分界線劃分南北洋則未曾論及。但據曾經在清鹹豐、同治時期在寧波地區長期擔任地方官的段光清在其自敘年譜中記載：寧波“北號商船隻走北洋，海運亦隻走北洋。蓋由鎮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懸海中。由定海而下，則為南洋。由定海而上，則為北洋。海運亦隻走北洋”。見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01頁。其中就包括了寧波船幫。在清道光初期試行漕糧海運的過程中，寧波幫海商不僅成為重要的海運力量之一，而且在漕糧運輸中成績突出，一批寧波幫海商因而受到清政府頒授各級功名、職銜的獎掖。與此同時，浙東鹽業的經營主體，也隨著徽幫鹽商逐漸本地化等原因由寧波幫鹽商取代。這樣，到清嘉慶、道光時期，寧波出現了地方官和商人權力倒置的現象。擔任過清代寧波知府的段光清清楚地記載了這種現象：寧波鄞縣例有鹽課，到乾隆年間，鹽商“勢焰日盛”，“嘉慶及道光初年，地方官更豔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聽。寧波商人日益富盛。”（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4頁。清鹹豐、同治時期，由於太平軍勢力興起並橫掃中國東南半壁，在剿滅這支聲勢浩大的反清軍事政治力量時，清政府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包括向地方商賈富戶“勸捐助餉”。寧波商幫這時候已經在上海和浙江具有煊赫的聲勢，寧波也因為有寧波商幫而以富著稱，因此當時集中在上海和寧波的寧波幫商人就成為“勸捐助餉”的重點對象之一。當然亦有商人和富戶不願意多捐錢款的，如寧波的富戶馮氏。有人奏報寧波馮氏家族財產多達2000萬銀兩，起碼應捐銀兩數十萬。馮氏無奈，設法疏通關係，最後捐款12萬兩了局。總體上看，寧波幫商人在當時情況下對捐款還是自願的多一些。寧波地方官到上海向旅滬寧波幫商人勸捐，“成效斐然”。因為商人懼怕社會秩序完全失控，懼怕戰爭的巨大破壞力，這種恐懼遠遠超過了對捐出一小部分個人錢財的恐懼。寧波幫商人明白這一點，因此有人主動出錢出力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軍。旅滬寧波幫巨頭之一的楊坊，就出巨資協助清政府組織了洋槍隊，而洋槍隊的營地之一就在上海寧波幫的大本營——四明公所。沒有四明公所大多數董事和同鄉的許可，洋槍隊欲入駐公所至少會相當困難。這說明洋槍隊的組建，不隻是楊坊個人的意願，它也反映了寧波商幫在財力上、物力上對洋槍隊的大力支持。太平天國由一度興盛而最終失敗，其間曾橫掃大半個中國，江浙受其影響最為嚴重。寧波商幫由於躲進上海這塊以各國租界為中心的避風港而免遭滅頂之災，甚至還由於出錢出力對抗太平軍而獲得政治和社會的聲望，從而壯大了實力和聲勢，並為對付此後上海法租界當局的強占圖謀積蓄了應戰的力量。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四明公所兩次發生血案，寧波幫工商業者和為數眾多的寧波籍移民，不畏強權，不怕流血，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最後迫使上海法租界當局不得不承認寧波幫對上海四明公所的完全產權。寧波幫同鄉憑借鄉幫的力量，在上海這個西方勢力侵入中國的橋頭堡，與處心積慮力圖強占公所、代表法國強權的法租界當局及法國駐華領事抗爭並維護了自己的權益，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個奇跡。如果考慮到這個奇跡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前，就更值得引起我們由衷的敬佩。兩次事件的結局，不僅增強了上海寧波幫的凝聚力，而且對寧波商幫的進一步發展有重大的意義。
清末民初之際，寧波商幫財勢雄厚、人才濟濟，在上海的商幫中幾乎形成唯我獨尊的氣勢。因此，當盛宣懷在上海創辦中國通商銀行、籌辦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時候，才力邀寧波商幫代表人物嚴信厚、朱葆三等出麵辦理，並倚為中堅，從而辦出了顯著的成績。孫中山在進行革命活動的過程中，也得到過旅日寧波幫巨商吳錦堂等人的大力支持和資金幫助。1916年8月，孫中山到寧波，在其演講中盛讚寧波人在經商方麵的能力與影響。他指出：“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又說：“寧波人既素以善於經商著，且具有偉大之魄力。”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2版，第350、352頁。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寧波幫商人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有了進一步顯著的發展，湧現出了為數眾多且精明能幹的銀行家、工業家、航運家和著名商人，其中不少人以人望和財力成為著名的工商界領袖，可謂盛極一時。因此，寧波人常被拿來與善於經商的猶太人相提並論，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方顯廷著，方露茜譯：《方顯廷回憶錄》，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9頁。。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對寧波商幫在工商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有深刻的認識，因此在抗戰中期的大後方，周恩來曾經參觀寧波幫工業家餘名鈺與四川著名航運家盧作孚在重慶合辦的渝鑫鋼鐵廠，並欣然題詞：“沒有重工業，便沒有民族工業的基礎，更談不上國防工業。渝鑫廠的生產，已為我民族工業打下了初步基礎。”《周恩來同誌為渝鑫鋼鐵廠題詞手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南地區文史資料協作會議編：《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工商企業》，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該書扉頁第1頁。當解放戰爭進入尾聲，解放大軍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下向東南沿海挺進之時，毛澤東特意致電前方將領粟裕、張震等，明確指示：“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築物。在占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利我們拉住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毛澤東：《占領吳淞嘉興等地應注意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頁。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為調動積極因素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步伐，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有關彙報時發出“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的重要指示。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頁。寧波商幫不斷在國家重要領導人的指示和講話中出現，充分說明了這個商幫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的領域。
寧波商幫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並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始於20世紀初。留日學生創辦的著名刊物《浙江潮》曾經連續刊載《浙聲》、《浙風篇》等重要論文，並論及寧波幫商人和寧波社會。其中《浙聲》中指出：在浙江，寧波已經成為婦孺皆知的“商社會”，浙江杭州、溫州等城市的工商界，皆由寧波幫商人主導：
我浙江有獨立之社會三，而浙東西之文學不與焉。一商社會首數寧波。舉吾浙之解事小兒，無不知寧人以商雄於中國者矣。雖然我又放觀其一群之外，以為寧人之商業精神尤可畏。吾浙江十一府之通都名會，其絕大之商場之勢力圈，孰非寧人執其牛耳；而寧波一邑，富家至數百萬者不少概見。況以數十年前風氣未開之日，寧人之攜重資走海外者，動數百萬人，而其足跡所經之地，必有一非常固結不可解之團體。而海上會館一事，旬日之間，蒼頭走卒，莫不奮臂與法人死抗至血肉狼藉而不悔，是亦寧人之一大特色矣。夫泰西文明國二百年來已商業為世界問題者，夫人既知其說矣，而彼族之大官通人、縉紳碩士，不惜著為學說，伸其權力，揮張而揚厲之，以商業自由為當時倡。於乎！彼族之以商力陶鑄全球者，非無故也。我寧人何侍乎？以雲國力，則魚肉無時，驅之惟恐不暇。而一二讀書之士，與夫巨室大老，又鄙之為市儈，薄之為商駔，不屑與之通一語。或有一二自海外挾資歸鄉裏者，則親戚交遊百端，以身家口腹累之而公論不以為非。於乎！此不能不歸咎於中國之積習矣。然寧人獨能百折不回，視重洋為戶庭，逞其冒險進取之心，走異國不稍退。於乎？此豈寧人種姓之特別與？……
一工社會。浙江非以工名者也，而居然有大工廠若隱若現，若塞若通，掩耀於大江以東者，溫州是也。……而其商權反握於寧人之手。文詭：《浙聲》，《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17日，《新浙江與舊浙江》第4—6頁。
《浙風篇》中指出：
吾浙人之能以社會雄者，則惟寧、紹兩府人。寧波通商最早，其人也工於計，富於團結力。今寧人相率為海外事業者，各埠不絕其蹤跡。其次亦能於本省商界上占勢利焉，如杭，如溫，凡上等商社會，皆寧人也，而紹人則盡占其下焉者。匪石：《浙風篇》，《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5日，《社說》第6頁。
兩篇文章都刊載於1903年的上半年，都從整體上對當時寧波幫的情形進行了論述，這兩篇應該是最早的、比較集中地論述寧波幫的文字。
發表在外國學術期刊上的或外國學者的研究當以牛祖慶和根岸佶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1909年牛祖慶在國外學術期刊《綜合政治學雜誌》第30期增刊上發表《寧波市的實業企業形式》一文，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儒教與道教》中指出，“這是論述中國一個（近代）城市經濟的最佳著作”［德］馬克斯·韋伯著，王容芬譯：《儒教與道教》，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43頁。。《寧波市的實業企業形式》是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與寧波商幫有關的著名論文，通過該論文，寧波商幫進入韋伯這位世界級著名學術大師的視野，並在其論著中多次論及。日本東亞同文會編纂的調查資料集《支那經濟全書》12輯(東亞同文會1907—1908年版)中廣泛涉及中國各大城市中為數眾多的鄉幫、行幫等幫口，其中亦有寧波幫。
1921年2月《錢業月報》刊載署名“半僧”的論文《寧波錢業之概略》，對寧波錢莊的沿革、種類、組織、資本、人事、賬簿、開設和閉歇等進行了較為係統的記述。半僧：《寧波錢業之概略》，《錢業月報》第1卷第2號，1921年2月，第9—14頁。盡管比較淺顯，但這篇文章應該是現存最早的全麵記述寧波錢莊經營和組織的論文。1930年3—6月，《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報》刊載嚴燮《寧波過賬製度之研究》一文，該文對寧波幫錢業通行的過賬製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是第一篇研究寧波幫錢業過賬製度的重要論文。嚴燮：《寧波過賬製度之研究》（1），《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80期，1930年3月，第1—8頁；嚴燮：《寧波過賬製度之研究》（2），《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81期，1930年4月，第1—8頁；嚴燮：《寧波過賬製度之研究》（3），《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82期，1930年5月，第1—5頁；嚴燮：《寧波過賬製度之研究》（4），《寧波旅滬同鄉會月刊》第83期，1930年6月，第1—5頁；該文又見於稍後的《經濟學季刊》第3卷第1期，1932年5月，第68—77頁。（為統一起見，原文中的“過帳”都改為“過賬”，引者注）1931年9月，《銀行周報》刊載日本學者有本邦造著，陶月譯《寧波過賬製度之研究》，對寧波當地錢莊業中通行的過賬製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日］有本邦造著，陶月譯：《寧波之過賬製度》，《銀行周報》第15卷第35號，1931年9月；［日］有本邦造著，陶月譯：《寧波之過賬製度》，《銀行周報》第15卷第36號，1931年9月。1932年4月，《錢業月報》刊載日本學者有本邦造著，施耀剛譯《寧波之金融製度》，該文著重考察了寧波當地錢莊的會計製度，尤其是深入考察了過賬製度方法細節及其利弊，對於認識寧波幫錢莊是重要的論文。［日］有本邦造著，施耀剛譯：《寧波之金融製度》，《錢業月報》第12卷第4號，1932年4月，第2—6頁。1932年5月《銀行周報》刊載馮薰《論寧波過賬製度與現水之利弊及其改良辦法》。馮薰：《論寧波過賬製度與現水之利弊及其改良辦法》，《銀行周報》第16卷第17號，1932年5月10日，第12—16頁。1933年8、9月，《中行月刊》刊載署名“浙行”的論文《寧紹錢業之今昔觀》（上、下），詳細地考察了寧波、紹興錢莊業興起的原因、過程和當時的實際狀況。浙行：《寧紹錢業之今昔觀》（上、下），《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8、9月。全漢昇在1934年出版的《中國行會製度史》中，對於上海四明公所曾經給予充分的關注，多處引用該公所的相關史實，並特別“追述從前上海四明公所與法帝國主義者抗爭的事實，以表示會館力量的偉大”全漢昇：《中國行會製度史》，新生命書局1934年版，第115頁。說明：該書200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版署名為全漢升。。1939年8月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中，刊載了由徐蔚南根據根岸佶以及東亞同文會編纂各書中有關四明公所的論述編譯而成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這是最早較為係統地考察寧波幫在上海發生、發展及同鄉組織狀況的長篇研究論文。竇季良編著的《同鄉組織之研究》由重慶正中書局於1943年出版，該書最近已被收入李文海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二編）。該書是較早關注和研究同鄉組織的調查報告類著作，其中對於寧波旅渝同鄉會有比較多的記述。方騰撰文的《虞洽卿論》連載於《雜誌》1943年年底到1944年年初方騰：《虞洽卿論》，《雜誌》第12卷第2—4期，1943年11月—1944年1月。，該文對虞洽卿的生平、事業作了比較係統全麵的介紹，有比較強的故事性和文學色彩，但也是研究虞洽卿的重要資料。重慶民生實業公司主辦的《新世界》在1945年1月號刊載佚名撰寫的《劉鴻生——中國的天才企業家》，對劉鴻生的生平和事業作了較為係統的考察和介紹，讚譽“他（劉鴻生）是寧波幫創業精神的代表者，也是一個不隻有天才而且能夠苦幹的企業家”佚名：《劉鴻生——中國的天才企業家》，《新世界》1945年1月號，第5頁。。1946年《東洋史研究》第9卷第4號刊載外山軍治的論文《上海紳商楊坊》，對早期寧波幫著名買辦巨商楊坊進行了係統、深入的研究和論述。《新中華》第3卷第4期刊載徐盈的《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劉鴻生》，該文指出劉鴻生這位火柴大王最輝煌的事業是火柴工業，並指出劉鴻生事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喜歡做事，“決定了就做，做了有錯，立刻去改”徐盈：《當代中國實業人物誌·劉鴻生》，《新中華》複刊第3卷第4期，1945年4月。。1947年3月香港《經濟導報》第13期刊載倩華的《火柴大王劉鴻生》（民族資本家介紹之七），簡要介紹了劉鴻生的生平和事業，並指出在當時嚴重的經濟恐慌中劉鴻生在中國火柴業中依然擁有牢固的基礎。倩華：《火柴大王劉鴻生》（民族資本家介紹之七），（香港）《經濟導報》第13期，1947年3月27日，第16頁。1948年4月20、27日香港《經濟導報》刊載了鍾樹元《江浙財團的支柱——寧波幫》一文，該文簡略地追述了寧波幫的起源，用較大的篇幅考察了朱葆三、虞洽卿等人的經濟政治活動，以及寧波幫與國家資本（文中稱為“豪門資本”）的關係等。這是一篇帶有明顯時政色彩，同時也是為數不多的比較係統地介紹寧波商幫的論文。20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初，根岸佶相繼出版的《商事慣行調查報告書：合股的研究》、《中國社會的領導層》、《買辦製度的研究》、《上海的行會》、《中國的行會》等著作，［日］東亞研究所編：《商事慣行調查報告書：合股的研究》，東亞印刷所1943年刊。該材料為東亞研究所第6調查委員會學術部委員會委員根岸佶作為課題承擔人提出的中間報告，因此，也可以認為是根岸佶的著作；［日］根岸佶：《中國社會的領導層》，平和書房1947版；［日］根岸佶：《買辦製度的研究》，日本圖書（株）1948版；［日］根岸佶：《上海的行會》，日本評論社1951年版；［日］根岸佶：《中國的行會》，日本評論新社1953年版。對寧波幫、寧波幫買辦、寧波幫在上海的經濟力量和影響等，有大篇幅的記述和研究。如在《商事慣行調查報告書：合股的研究》一書中，論述寧波幫相關問題頗為詳細，如記述寧波方氏家族在上海的經營活動，提出所謂寧波財閥、寧波財閥與上海財界、寧波財閥與上海同業組織、大寧波財閥與上海商會等相關提法問題，並進行了相關分析。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的發掘整理工作得到高度重視，並有一批經濟學家著手編輯並陸續出版了一批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其中一些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才出版，為敘述方便，一並介紹於此。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單位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史料》叢書等。這些近代經濟史資料中有不少與寧波商幫相關的曆史資料，如《中國近代經濟史參考資料叢刊》中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三聯書店1957—1961年版）、《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三聯書店1957年版）、《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中國民族火柴工業》（中華書局1963年版）、《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中華書局1995年版），《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史料叢刊》中的《上海民族橡膠工業》（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海市棉布商業》（中華書局1979年版）、《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中華書局1966年版）、《上海民族毛紡織工業》（中華書局1963年版），《上海資本主義典型企業史料》叢書中的《劉鴻生企業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82年版），此外還有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的《上海錢莊史料》（上海財經出版社196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重印）。1960年全國政協主辦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開始出刊，其中也收錄了不少與寧波商幫相關的曆史回憶資料。如第15輯有許念暉《虞洽卿的一生》、第34輯有莊禹梅《關於寧波旅滬同鄉會》、第38輯有平襟亞《漫談黃楚九及其事業》、第42輯嚴逸文的《四十年買辦生涯回憶》等。上海、浙江、天津、湖北等地的文史資料中相關回憶資料還要更多一些。與大量資料涉及寧波商幫人物、企業相比，這一時期深入研究並肯定寧波幫以及寧波幫工商業者的論著極少，其中《明清時代商人及商人資本》是個例外。該書於1956年出版，由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傅衣淩先生撰寫。盡管在這一部學術史上首次用個案考察的方法對中國各地商幫進行全麵研究的著作中沒有專門章節詳細論述寧波商幫，但明確提出了關於寧波商幫的重要觀點，即浙東多海商，以寧波商幫為大，有八百餘年發展曆史，嘉道之際發展甚速。傅衣淩：《明清時代商人及商人資本》（《傅衣淩著作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8頁。這至少表明，寧波商幫在中國商幫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哪怕是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被人為地放在極其邊緣的位置。當然，在這一時期的多數情況下，寧波商幫及寧波幫商人常以曆史的反派角色出現在學術論著和曆史教科書的曆史敘述之中，如楊坊這位早期寧波幫大買辦，以籌劃並資助建立洋槍隊而著稱，被認為是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禍害太平天國事業的早期買辦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楊坊之後，虞洽卿這位寧波幫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既是買辦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人物，又被強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幕後推手和元凶之一。
緒論 寧波商幫史這一時期，國際學術界則在寧波商幫研究方麵有了新的進展。20世紀50年代初，根岸佶相繼出版《上海的行會》（日本評論社1951年版）、《中國的行會》（日本評論新社1953年版）等著作。其中《上海的行會》第一章即為關於上海的寧波幫行會的研究，主要考察上海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寧波商幫與江浙財團諸問題。在其他各章中，如在“上海錢莊行會”、“上海銀行公會”、“上海總商會”等章中，同樣用相當大的篇幅述及寧波商幫。《中國的行會》在論及清代以來中國地域商幫實力消長的過程時指出：清代中國工商領域中以山西、三江、廣東、福建為四大商幫，到《南京條約》簽訂後，四大商幫逐漸演變為山西、寧波、廣東三幫獨領風騷，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山西商幫由於沒有能夠及時調整投資方向發展近代工業而逐漸衰敗，而寧波商幫、廣東商幫則分別以上海和廣州、香港為依托在工業領域獲得快速成長。民國初年以後，廣州成為國民革命軍與各派軍閥勢力之間爭奪的戰場，香港則偏處華南一隅，廣東商幫發展受到限製的同時還受到內戰的很大削弱，寧波商幫則以上海尤其是租界為依托，繼續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商幫。20世紀60—80年代，日本、美國等國學者也發表了一係列有關寧波商幫頗有學術分量的論文和著述。如日本學者西裏喜行的《清末的寧波商人》（《東洋史研究》第26卷第1、2號，1967年6、9月）、美國學者蘇珊·曼·瓊斯（Susan Mann Jones，又譯曼素恩）的《寧波的金融：1750—1880年的錢莊》（威廉·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2年版）及《寧波幫和上海的金融勢力》（伊懋可和施堅雅合編《處於兩個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的《寧波及其腹地》（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蘇珊·曼·瓊斯的兩篇文章深入探討了寧波商幫在寧波和上海兩地錢莊業經營和發展的情況，其中《寧波幫和上海的金融勢力》通過對抗戰前寧波商幫在上海金融業中巨大經濟力量的研究表明，中國傳統的親屬、同鄉關係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尤其是同鄉關係成為中國城市中連接家族、階級、商業利益的主要渠道。這篇文章是探討寧波幫金融勢力在上海發展的原因的代表性論文。［美］蘇珊·曼·瓊斯著，陳增年、樂嘉書譯：《寧波幫和上海的金融勢力》，見張仲禮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著選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455頁。施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有斯波義信撰“寧波及其腹地”一章，以寧波城市經濟中心地位為主，探討了寧波作為一個城市的內部結構，並將其與腹地結構相聯係，強調地區經濟對地方體係專業化的依賴，探討了寧波作為一個海外貿易中心及地區中心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並將其與寧波幫商人及金融家先麵向上海，再麵向中國全國各商業中心的大擴展相聯係，提出了一係列能夠給人啟發的看法。［日］斯波義信：《寧波及其腹地》，見［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第1版，第303、469—526頁。日本學術界關於吳錦堂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係列成績，如：陳德仁《華僑巨子吳錦堂》，載《神戶中華總商會報》（1972年2月10日）；山口政子《關於在神（戶）華僑吳錦堂》，載山田信夫編《日本華僑與文化摩擦》，嚴南堂1983年版；陳德仁、安井三吉著《孫文與神戶》（神戶新聞出版中心1985年版）；陳德仁編著《辛亥革命與神戶》（孫中山紀念館1986年版）；山田正雄《阪神中華會館的創立》，載《史學研究》第57號；川邊賢武《吳錦堂與神戶小束野開墾》，載《曆史與神戶》第2號；中村哲夫著《移情閣異聞——孫文與吳錦堂》（阿吽社1990年版）；陳來幸《日本中華會館研究》（載《神戶華僑華人研究會通訊》第29號，1996年2月）；陳來幸《大正時期的阪神華僑與中日關係——以中華會館為中心的考察》（載《近百年日中關係史的變遷與阪神華僑》，神戶大學國際文化部1997年3月版）；安井三吉《阪神中華會館有關史料及研究狀況》（載《近百年日中關係史的變遷與阪神華僑》，神戶大學國際文化部1997年3月版）等。［日］森田明著，雷國山譯：《清代水利與區域社會》，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頁；虞和平：《吳錦堂與日支實業協會》，載《吳錦堂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從日本學者到美國學者的研究，顯示出寧波商幫這個課題的巨大學術魅力。
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一段時間，有關寧波商幫的相關學術研究帶著剛剛逝去的歲月的明顯痕跡，在解放思想的旗幟下逐漸展開。這一時期的相關論著、資料集、回憶文章主要有《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的初創時期（1897—1911）》、《劉鴻生企業史料》、《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回憶我的父親》、《在天津的“寧波幫”》等。其中《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為作者一係列專題論文舊稿彙編，認為買辦勢力得以飛黃騰達的原因不外憑借侵略勢力和勾結封建勢力兩條，“凡勾結封建統治勢力以服務於外來侵略勢力的買辦商人不論他有無買辦名義，也不論他是經商還是充任官職，皆可視為買辦或買辦資產階級分子”聶寶璋：《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頁。。在該書附錄的《十九世紀各口岸洋行買辦簡表》中，我們可以查到寧波商幫早期著名買辦方潤齋（上海李百裏洋行）、楊坊（上海怡和洋行）、王槐山（上海彙豐銀行）等。《舊中國的買辦階級》脫稿於1966年5月，經過重新整理後出版。該書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並列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兩個組成部分，並將民族資本和買辦資本並列為中國資本主義的兩個部分，指出買辦資本是外國資本的附庸，操縱了江浙、華北、華南三大財團。該書將寧波幫買辦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周宗良（以上在上海）、王銘槐、嚴蕉銘、葉星海（以上在天津）等稱為職業買辦。黃逸峰、薑鐸等：《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頁。該書附錄中有楊坊、葉澄衷、王銘槐、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周宗良、鄔挺生等著名買辦人物小傳，是研究寧波幫買辦有用的參考資料。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中收錄若幹寧波籍企業家的傳記。陸誌濂：《朱葆三》，《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11輯，中華書局1981年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編的《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的初創時期（1897—19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該書盡管十分簡要，但對了解寧波商幫與中國通商銀行的曆史淵源關係，有重要參考價值。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劉鴻生企業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分四編，其中第一編編入的是1911—1931年間劉鴻生買辦和商業資本的積累及其向民族工業資本轉化過程的史料；第二編編入的是1931—1937年間劉氏企業發展中遭遇困難的史料；第三編編入的是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劉氏企業在淪陷區遭受劫奪以及在香港和大後方經營活動的史料；第四編編入的是1945—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劉氏企業複員、萎縮、停頓的史料。各編史料，主要來自企業檔案以及相關當事人的訪談、口述等。1982年，劉鴻生先生之子劉念智撰寫的《實業家劉鴻生傳略——回憶我的父親》由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該書從親屬回憶角度追述劉鴻生的人生和事業，是一部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寧波幫著名企業家的回憶資料。1984年4月出版的《天津文史資料選輯》刊載了張章翔寫於1965年的《在天津的“寧波幫”》一文，對寧波幫在天津的由來、發展、興盛、主要人物、主要經營行業等進行了全麵的提綱挈領式的回顧，對於了解寧波商幫在天津興起和發展的情況很有參考價值。張章翔：《在天津的“寧波幫”》，《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27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7頁。這一時期國內學術界發表的與寧波商幫有直接關係的論文主要有丁日初和杜恂誠合寫的《虞洽卿簡論》及林士民的《近代寧波商業和商人》林士民：《近代寧波商業和商人》，《商業經濟與管理》1984年第1期。。丁日初、杜恂誠合寫的《虞洽卿簡論》，發表在《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該文從具體的曆史事實出發，實事求是地評價了虞洽卿的一生，將虞洽卿歸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範疇予以基本肯定的評價。丁日初、杜恂誠：《虞洽卿簡論》，《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盡管該文的研究視野並非寧波幫或寧波商幫，但這一研究和評價對於此後寧波商幫研究的開展，確實大有裨益。林士民的《近代寧波商業和商人》，考察了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40年代寧波港口城市的商業、市場和寧波商人。盡管該文十分簡略且局限於近代，卻是大陸學術界自傅衣淩先生之後再一個從正麵論述寧波商幫這一商人群體的論文。這一時期台灣和海外學者發表的值得重視的相關論文主要有蘇雲峰的《民初之商人，1912—1928》、梁元生的《十九世紀中葉上海商界地區性集團之間的競爭》等。《民初之商人，1912—1928》一文盡管不是專門論述寧波商幫的論文，但是在論及民初商人結構及勢力消長、分析民初著名商人的過程中，對寧波幫商人尤其是寧波幫錢莊商人、銀行商人、買辦商人、企業家、一般商人多有涉及，對於認識民初寧波幫商人在整個商人群體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參考價值。蘇雲峰：《民初之商人，1912—192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7月，第47—82頁。新加坡籍學者梁元生撰寫的《十九世紀中葉上海商界地區性集團之間的競爭》，原載1982年12月的美國《清史問題》第4卷第8期，後由樂嘉書譯成中文刊載於1984年《上海社會科學》第1期。該文考察了19世紀中葉上海城市中寧波幫與廣東幫兩大地區性集團之間的經濟競爭和政治對抗，力圖證明廣東人和寧波人之間的競爭不僅是上海當地曆史上的一個問題，而且具有更加廣泛的含義，涉及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並與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經濟現代化及政治上的派別活動相聯係。［新加坡］梁元生，樂嘉書譯：《十九世紀中葉上海商界地區性集團之間的競爭》，《上海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第52—58頁。該文另由何錫蓉翻譯後，以“十九世紀中葉廣東人和寧波人在上海的競爭”為標題，刊載於《檔案與曆史》1985年第2期。
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鑒於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1984年8月1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國務委員穀牧關於寧波開發開放工作彙報的時候明確提出：要加快寧波改革開放的步伐，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冷溶、汪作玲主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頁。鄧小平的談話引發了港澳台和海外寧波幫回甬、回國投資的熱潮，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寧波幫曆史和現狀的濃厚興趣，介紹寧波幫的文章開始在國內的報刊上陸續出現，寧波幫研究開始處於醞釀之中，翻譯自外文的論著開始在重新審視寧波幫的學術省思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文章和論文方麵，有吳克強等撰寫的《飲譽四海的“寧波幫”》吳克強等：《飲譽四海的“寧波幫”》，《瞭望》1986年第28期。、張敏傑的《論寧波幫》張敏傑：《論寧波幫》，《探索》1987年第6期。、嚴中平的《試論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嚴中平：《試論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1期；嚴中平：《試論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胡光明的《論早期天津商會的性質與作用》胡光明：《論早期天津商會的性質與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4期。。其中吳克強、郭說傳、童寶根合寫的《飲譽四海的“寧波幫”》屬新聞背景介紹性質的文章，文章簡單追溯了寧波幫興起和發展的曆史，並介紹了吳錦堂、包玉剛、王寬誠、應行久等寧波幫風雲人物以及海外寧波幫實業家回鄉興辦各種事業的情況。張敏傑的《論寧波幫》對傳統寧波商幫進行追述之後，對新時期寧波商幫的特點及作用進行了若幹思考。嚴中平的《試論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一文考察了買辦資產階級的概念，認為掮客、通事、買辦、看銀師等等與外國洋行達成協議，結成主雇關係的人物，都是買辦資產階級分子。當這些人解除買辦職務後，自行投資興辦企業，就是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轉化的現象，不能再稱其為買辦資產階級。同時，該文把和外國資產階級直接結成資本合作關係的那種人也稱為買辦資產階級。該文在論述相關問題的過程中，對於寧波幫買辦人物穆炳元、楊坊、王槐山，寧波的商業和錢莊製度，寧波幫買辦楊坊向政治滲透等問題均有細致的考察和分析。胡光明《論早期天津商會的性質與作用》一文在討論早期天津商會諸問題的過程中，涉及寧波商幫在天津的立足與發展，認為與漕運有很大的關係，對於天津的寧波幫買辦進行了考察和分析，認為實力不及廣東幫，但內部聯絡緊密、經營範圍廣泛、人數眾多。這一時期開始，若幹高等院校的研究生院也逐漸有人以寧波幫為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筆者即於1988年以《明清以來的寧波商人》在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這一時期出版的學術著作和資料集主要有：美籍華裔學者郝延平著、李榮昌等翻譯的《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美國學者小科布爾著、楊希孟等翻譯的《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莊凱勳主編的《環球航運家包玉剛》（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政協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浙江籍資本家的興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的《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天津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舊天津的洋行與買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鄭紹昌主編的《寧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王遂今主編的《寧波幫企業家的興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中，1988年譯為中文出版的《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梁》，原為專攻中國經濟史的美籍華裔學者郝延平的博士論文，1970年出版英文版，是海內外研究中國近代買辦問題中相當有影響的著作。該書論述中在非常重視廣東買辦的同時，也十分強調浙江買辦尤其是寧波買辦的重要性，並強調到20世紀初，上海的浙江買辦已經勝過了廣東買辦。同年譯為中文出版的《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小科布爾博士撰寫的一部探討1927—1937年間南京國民政府與上海金融工商界經濟、政治關係的專著，1980年曾經以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名義出版英文版。該書在論述相關問題的時候，充分注意到了寧波商幫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並體現在整個著作的論述當中。這一時期出版的相關圖書中，《浙江籍資本家的興起》及《寧波幫企業家的興起》為政協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文史資料類型的資料集，但是所收錄資料確實能夠反映近代寧波商幫最基本的情況，因此值得重視。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的《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天津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的《舊天津的洋行與買辦》則從中外經濟交往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新視角對近代買辦群體加以重新認識。丁日初將這類買辦商人定性為屬於資本家階級的新式商人，丁日初：《前言——對外經濟交往與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關係》，見政協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外商與買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頁。其中涉及上海、天津等地的諸多寧波幫買辦商人。鄭紹昌主編的《寧波港史》是《中國水運史叢書》的一種，該書對自古以來寧波港口、港口管理、貿易地位的曆史發展和演變進行了一次深入係統的考察，指出清代到鴉片戰爭前是古代寧波港的全盛時期，1840年以後寧波港由帆船碼頭轉變為輪船碼頭，由銀錢過賬碼頭轉變為銀洋過賬碼頭，由農副產品轉運碼頭轉變為工商業貿易港，港口腹地在加快商品化進程的同時，腹地範圍卻不斷縮小。該書在論述寧波港口變遷過程中，還對傳統的寧波幫海商以及輪船商人的興起與發展有所論述。
進入20世紀90年代，寧波商幫研究的論著開始迅速增多。其中專題性的學術論文主要有：拙文《寧波幫與民信局興衰論述》張守廣：《寧波幫與民信局興衰論述》，《寧波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姚玉明《近代寧波幫文化心態初探》姚玉明：《近代寧波幫文化心態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拙文《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張守廣：《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陳月明《寧波幫和徽幫之比較》陳月明：《寧波幫和徽幫之比較》，《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1年第1期。、蘇智良《試論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的曆史作用》蘇智良：《試論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的曆史作用》，《學術月刊》1991年第6期。、孫善根《近代寧波籍買辦勢力的形成和發展》孫善根：《近代寧波籍買辦勢力的形成和發展》，《浙江學刊》1993年第5期。、王雙《劉鴻生改革招商局的回顧與思考》王雙：《劉鴻生改革招商局的回顧與思考》，《學術月刊》1993年第5期。、帆刈浩之《清末上海四明公所運棺網的形成》［日］帆刈浩之：《清末上海四明公所運棺網的形成》，《社會經濟史學》（日本上智大學社會經濟史學會主辦）第59卷第6號，1994年3月。、黃逸平《近代寧波商幫與上海經濟》黃逸平：《近代寧波商幫與上海經濟》，《學術月刊》1994年第5期。、竺菊英的《論近代寧波幫與上海的關係》竺菊英：《論近代寧波幫與上海的關係》，《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張圻福《抗戰時期的劉鴻生》張圻福：《抗戰時期的劉鴻生》，《民國檔案》1995年第2期。、蔡繼福《寧波幫與上海工商業》蔡繼福：《寧波幫與上海工商業》，見鮑傑主編：《論近代寧波幫》，寧波出版社1996年版。、王遂今《寧波幫是怎樣形成的》王遂今：《寧波幫是怎樣形成的》，《民國春秋》1993年第6期。、孫善根《試論近代寧波籍工商業人才群體的形成》孫善根：《試論近代寧波籍工商業人才群體的形成》，《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5年第2期。、曹峻《近代上海寧波幫的經濟與組織》曹峻：《近代上海寧波幫的經濟與組織》，《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姚會元《江浙財團形成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基礎》姚會元：《江浙財團形成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基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3期。、姚會元和鄒進文《江浙財團形成的標誌及其經濟、社會基礎》姚會元、鄒進文：《江浙財團形成的標誌及其經濟、社會基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周靜芬《上海開埠是寧波幫近代化的機遇》係列論文周靜芬：《上海開埠是寧波幫近代化的機遇》係列論文，見《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1、6期，1997年第4期，1998年第4期。、邢建榕《虞洽卿與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邢建榕：《虞洽卿與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3期。、丁日初《五四運動中的虞洽卿》丁日初：《五四運動中的虞洽卿》，《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5期。、郭太風《虞洽卿與商界變異》郭太風：《虞洽卿與商界變異》，《檔案與史學》1996年第5期。、沈雨梧《論海外寧波幫企業家素質》沈雨梧：《論海外寧波幫企業家素質》，《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3期。、曹峻《寧波旅滬同鄉會研究》曹峻：《寧波旅滬同鄉會研究》，《上海研究論叢》第11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曹峻《上海寧波幫的抗日救國活動》曹峻：《上海寧波幫的抗日救國活動》，《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陳梅龍《秦潤卿與上海錢莊業》陳梅龍：《秦潤卿與上海錢莊業》，《民國檔案》1997年第3期。、孫善根《近代寧波幫形成的曆史因素及其作用》孫善根：《近代寧波幫形成的曆史因素及其作用》，《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4期。、虞和平《清末以後城市同鄉組織形態的現代化——以寧波旅滬同鄉組織為中心》虞和平：《清末以後城市同鄉組織形態的現代化——以寧波旅滬同鄉組織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3期。、孫善根《鄧小平與寧波幫》等孫善根：《鄧小平與寧波幫》，《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拙作《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產生和發展》一文，考察、分析和歸納了寧波幫產生的原因、活動範圍及經營內容，並對興起中的寧波商幫的特點進行了若幹闡述，文中明確提出了寧波商幫形成於明末天啟、崇禎前後的觀點，此一觀點至今仍為國內學術界所采用。孫善根《近代寧波籍買辦勢力的形成和發展》一文，考察和分析了寧波幫買辦興起和壯大的原因、條件及發展狀況。帆刈浩之《清末上海四明公所運棺網的形成》，以清末上海四明公所為個案，考察了中國近代同鄉團體的凝聚力問題。虞和平《清末以後城市同鄉組織形態的現代化——以寧波旅滬同鄉組織為中心》一文，考察了寧波商幫在上海的同鄉組織——上海四明公所和寧波旅滬同鄉會，指出前者是傳統組織，後者是現代組織，認為以民國初年寧波旅滬同鄉會的成立為起點，現代性質的同鄉會組織在全國各地逐漸普及開來，傳統的同鄉會館、公所也逐漸引入同鄉會的組織體製和功能，這種情形一方麵表現了近代中國同鄉組織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過程，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傳統同鄉組織經過改造可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與此同時，江浙滬的高校中開始有一批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將與寧波商幫相關的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的選題。這些研究的進行，不僅為此後的寧波幫研究提供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對於寧波幫研究學術隊伍的成長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