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的學術著作和論文集主要有沈雨梧編著的《走向世界的寧波幫企業家》（三聯書店1990年版）、張圻福和韋恒著的《火柴大王劉鴻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鼎新和錢小明合著的《上海總商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孔令仁和李德征主編的《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茅家琦主編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張海鵬和張海瀛主編的《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10月版）、許世芬和張富強合譯的法國學者白吉爾所著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袁長燕譯的英國學者羅賓·赫欽所著的《包玉剛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冷夏和曉苗合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剛》（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張恒忠著的《上海總商會研究》（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版）、王旻著的《一代船王董建華》（中國工商聯合會出版社1996年版）、金普森主編的《虞洽卿研究》（寧波出版社1997年版）、李曉莊等著的《從船王之子到政壇新星：董建華》（時事出版社1996年版）、王耀成著的《希望之路：趙安中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費勇等編著的《董建華：百年香港第一人》（廣東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姚會元著的《江浙金融財團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王元周著的《盧緒章與廣大華行——政治使命與企業經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9年版）、呂國榮等編的《盧緒章畫冊》（浙江攝影出版社1997年版）、鮑傑主編的《論近代寧波幫》（寧波出版社1996年版）、徐女著的《包達三傳奇》（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寧波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的《活躍在滬埠的寧波商人：商海巨子》（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林樹建著的《寧波幫企業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其中《火柴大王劉鴻生》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叢書》中的一種，該書也成為有關寧波幫企業家的第一部學術性人物傳記。《走向世界的寧波幫企業家》收錄了海外寧波幫企業家傳記49篇，對了解海外寧波幫企業家，提供了一個盡管不完備卻非常重要的參考。徐鼎新、錢小明的《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是1986年國家“七五”社科重點資助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研究成果，是有關上海總商會研究方麵具有開拓性的學術論著。該書對寧波商幫在上海總商會中的重要性和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充分的論述。台灣學者張恒忠的《上海總商會研究》，則提出了與《上海總商會史》不同的觀點，認為地緣關係盡管是上海商界維係關係的紐帶，但並不是唯一的考量標準，他指出：“民國以後，上海商界的業緣關係越來越重於地緣關係，加上商人通常以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標準，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商界地緣關係的重要性便日漸式微。純粹從地緣關係來判斷上海商界的關係，或上海總商會是否為寧波商幫所控製，還有待商榷。”張恒忠：《上海總商會研究》，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頁。《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收錄了110篇人物傳記，涉及近代120多位工商業者，對著名寧波幫工商業者方液仙、葉澄衷、劉鴻生、朱葆三、李康年、嚴信厚、宋煒臣、陳萬運和沈九成、金潤庠、胡西園、項鬆茂和項繩武、秦潤卿、黃楚九、虞洽卿、鮑鹹昌、鮑國昌等均有介紹。南京大學茅家琦主編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遊城市近代化的軌跡》一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成果，其中由筆者撰寫的“寧波城市近代化和寧波幫在外地的發展”一章，主要探討了寧波城市近代化以及寧波幫的產生、發展以及寧波商幫與寧波城市近代化的關係。《中國十大商幫》中有林樹建撰寫的“寧波商幫”一章，影響很大，惜其中舛誤甚多，參考文獻部分錯誤尤為嚴重。《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是以研究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而著稱的法國曆史學家白吉爾的著作，該書以寬闊的國際學術界視野梳理了中國資產階級形成、發展的基本脈絡，在論述中作者也充分注意到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寧波商幫在上海實業團體中的重要地位，並有獨到的分析和考察。1996年5月，中國經濟史研究會、浙江省曆史學會、上海和杭州兩地的寧波經濟建設促進會等學術、社會團體在虞洽卿的故鄉浙江省慈溪龍山聯合舉辦了虞洽卿研究學術研討會，會後由寧波出版社於1997年6月出版了由金普森主編的論文集——《虞洽卿研究》。該書收錄了與會學者提交的20多篇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對虞洽卿這位寧波幫的代表人物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不少新的觀點，該書還附錄了與虞洽卿相關的珍貴史料近十萬字。姚會元所著的《江浙金融財團研究》，是財政部部屬院校財經專著出版專項資金資助的項目，主要考察和研究作為江浙財團核心及靈魂的江浙金融財團，指出近代江浙財團的社會基礎寧波幫，並將寧波商幫代表人物嚴信厚、虞洽卿、秦潤卿等列入江浙金融財團的主要代表人物之列，同時也沒有回避寧波商幫中的敗類傅筱庵等人。
二、最近十年來的寧波商幫研究
進入21世紀後的最近10年，寧波商幫研究呈現出研究成果越來越多、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社會效益日益顯現等特點。
首先是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學術論著和適合社會大眾閱讀的相關讀物、文章、宣傳品層出不窮。拋開普通讀物不說，最近十年來，寧波商幫研究相關學術論著、資料及資料彙編大量湧現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從人物、家族的個案研究，到行業、區域的條塊研究，從個別出版的專著，到經過精心策劃出版的叢書，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勢。
最近十年中有關寧波商幫研究的專著和專題資料集，主要有高家龍著的《大公司與關係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拙著《超越傳統：寧波幫的近代化曆程》（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李瑊著的《上海的寧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謝俊美編的《中國通商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於亮和金永年著的《曆史的對接：同仁堂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融合的實踐》（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陶水木著的《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金普森和孫善根主編的《寧波幫大辭典》（寧波出版社2001年版）、楊新華著的《近現代寧波幫航運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季學源和陳萬豐主編的《紅幫裁縫史》（寧波出版社2003年版）、洪鈞傑主編的《群星燦爛——現當代寧波籍名人》（寧波出版社2003年版）、馮筱才著的《在商言商：政治變革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郭緒印主編的《老上海的同鄉團體》（文彙出版社2003年版）、黃紹倫著的《移民企業家——香港的上海企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顧德曼著的《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唐豪和吳景平主編的《上海總商會組織史料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馬衛光主編的《百年寧波幫》（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樂承耀著的《寧波幫經營理念研究》（寧波出版社2004年版）及《近代寧波商人與社會經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倪玉平著的《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編的《上海總商會議事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周竹君口述王曉舜整理的《俞佐宸和我》（寧波出版社2006年版）、王爾敏著的《五口通商變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林樹建著的《寧波商幫》（黃山書社2007年版）、伍宏著的《影視大亨邵逸夫：邵逸夫的電影、慈善、電視傳奇》（團結出版社2008年版）、包陪慶著的《包玉剛：我的爸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劉雲華著的《紅幫裁縫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李瑊主編的《寧波旅滬同鄉會百年紀念》（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等。
美國著名企業史學者高家龍2000年出版的英文本《大公司與關係網》，以考察和分析中國企業史上社會關係網的本質和作用為核心，其中第7章以寧波幫劉鴻生企業中的大中華火柴公司為考察對象，指出在創辦大中華火柴公司之前，劉鴻生通過各種途徑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社會關係網，並利用這個社會關係網將投資者集合起來，促成了這家公司的誕生。公司建立後，劉鴻生轉而偏好西方式的非個人的公司治理結構和管理方式，依靠投資者和來自非家庭成員及同鄉的職員來經營企業。但是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劉鴻生又將這些權力收回轉交給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兒子們的手中，而他的這些掌握了企業大權的兒子們更是毫不含糊地把非劉氏家族成員的管理人員排除在企業最高決策層之外。［美］高家龍著，程麟蓀譯：《大公司與關係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20頁。該書的研究方法和相關觀點，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拙著《超越傳統：寧波幫的近代化曆程》是筆者在碩士、博士論文以及相繼發表的若幹論文的基礎上撰寫的寧波商幫研究專著，比較係統全麵地考察和論述了寧波商幫形成、發展和超越傳統實現近現代化轉型的曆史，附錄中有寧波幫買辦、寧波幫著名工商企業、寧波幫義莊等表。該書是關於寧波商幫的通論性著作，是作者多年研究寧波商幫的一個初步總結。
《上海的寧波人》由李瑊在其博士畢業論文基礎上修改、充實而成的關於上海寧波籍移民群體的專著，該書用移民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和視野，考察和分析了寧波人移民上海的原因和過程，重點為寧波人在上海金融業、工商業、新式教育中的建樹和巨大影響，同時也對寧波人在上海的同鄉團體、上海寧波人的鄉土意識及對鄉土意識的超越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上海寧波幫的研究。
謝俊美編的《中國通商銀行》，收錄了上海圖書館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檔案室所藏有關中國通商銀行檔案資料數百件，是研究中國通商銀行初創時期的重要資料。由於寧波幫銀行家在該行具有壓倒性優勢，長期控製該行，所以該行一向被視為寧波幫銀行。資料中收入寧波幫巨商嚴信厚、餘姚籍金融家陳淦（笙郊）相關資料頗多，是研究寧波幫金融史的重要資料，值得重視。
陶水木著的《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研究：1840—1936》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進一步充實資料後出版的區域經濟史專著。作者在書中對寧波幫旅滬同鄉社團、寧波幫著名航運企業、金融企業、工商企業均有濃墨重彩的論述。
金普森和孫善根主編的《寧波幫大辭典》，收錄與寧波幫相關的人物、實業、社團、事件、文獻等，是一部較為完備的寧波幫研究工具書。
季學源和陳萬豐主編的《紅幫裁縫史》是寧波商幫行業史研究專著。作者自1991年，從寧波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與包括海外有關人士在內的各地相關人士取得聯係，進行采訪或請人查閱有關資料，先後訪問包括老一代紅幫裁縫師傅在內的上百位知情者。同時，盡可能查閱包括檔案在內的曆史資料。從內容上看，該書係統地考察了寧波紅幫裁縫和紅幫服裝行業創始、興起、發展的曆程、代表人物、地域分布、著名字號、社會影響等，是一部具有開拓性的重要學術著作。
馮筱才著的《在商言商：政治變革中的江浙商人》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充實而成的有關江浙商人與政治的學術專著。該書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試圖通過以事件為中心考察和敘述，分析民國初年江浙商人與政治的互動關係，挖掘出潛藏其間的商人個人行為及其實際政治心態，甚至更為深層的左右上述心態的經濟製度和結構方麵的原因，重新解釋民國初年江浙商人與政治之間的關係。
郭緒印主編的《老上海的同鄉團體》，主要依據上海市檔案館的曆史檔案資料，以會館、公所、同鄉會為著力點，是從社會史角度，研究上海客籍工商業者社會活動的專著。其中第七章“寧波商幫及同鄉團體”主要考察和研究了寧波商幫在上海的發展、上海的寧波幫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以及上海四明公所與寧波旅滬同鄉會的關係等問題，該研究對於研究上海的寧波人同鄉社團，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上海總商會組織史料彙編》由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和複旦大學曆史係合編，字數達130餘萬，所錄資料大部分是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所收藏的未刊曆史檔案以及當時報刊中的相關資料，在編寫體例上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使用方便。與上海總商會有關的資料彙編還有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編的《上海總商會議事錄》，全書共有五大冊，大部分為影印的1912—1928年上海總商會議事錄、辦事報告等檔案文獻，少部分為《上海總商會月報》中的“會務記載”。由於寧波商幫在上海總商會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上兩書為深入探究寧波商幫與上海總商會相關問題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樂承耀著的《寧波幫經營理念研究》，以寧波商幫經營理念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察的範圍從近代寧波幫企業家到現代、當代的新寧波幫風雲人物。《近代寧波商人與社會經濟》考察了寧波商人興起的前提和條件、近代寧波商人在全國各大經濟區域以及港台海外的經營活動、寧波商人與近代文化、寧波商人與公益慈善事業、寧波商人與近代社會運動等，該書是關於近代寧波商人的綜論性著作。
倪玉平著的《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將清代漕糧海運置於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考察和研究漕糧海運麵對自身的挑戰、西方的競爭以及全局性的社會變遷，如何規劃和推進改革。該書對於寧波幫海商在海運漕糧問題上的態度、購買寶順輪船進行海運漕糧的護航及其成效、寧波商幫參與海運與寧波帆船商的經營狀況等有頗為翔實的考察，尤其是關於寶順輪的購買、護航成績等的記述，為他書所未見，值得重視。
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台灣學者王爾敏著的《五口通商變局》，作者自述這是他經過前後三十餘年研究的慢功之作。該書列有“寧波口岸淵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帶之形成”一章，論述寧波被開辟為“五口通商”口岸的曆史背景，追溯到宋元明清各代寧波口岸的曆史發展狀況、寧波開放之前清代前期中國沿海有限開放及英國等西方國家長期覬覦寧波和寧波沿海港口的情勢，詳細考察了鴉片戰爭時期英軍侵擾寧波的情形以及寧波被迫開埠以及開埠初期寧波各方麵的情形。作者認為，英國執意要求開放寧波口岸，明顯是本於其對寧波曆史背景的了解和認識，至於中國方麵何以能夠在寧波英租界保存治權和警察權，則主要由於洋人居民太少，不足以自組一個地方政府並維持其市政開支所致。王爾敏：《五口通商變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頁。王爾敏先生的分析，再一次印證了開埠後寧波港貿易地位的下降，為考察、分析寧波商幫的成因，提供了又一個重要的學術參照。
《包玉剛：我的爸爸》是包玉剛長女包陪慶撰寫的長篇回憶，對包玉剛的家庭、事業以及在中國國內開展旅遊、航運業，與鄧小平的交往，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中的作用及帶動寧波幫開發寧波等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等，都有細致的記述，是一部具有獨特價值的著作。
近十年來，有關寧波商幫研究還出版了一批叢書形式的專著及資料性圖書。據筆者所見，此類圖書計有上海市寧波經濟發展促進會主編的《寧波人在上海》係列叢書、寧波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編的《寧波幫係列叢書》、周千軍主編的《天下寧波幫叢書》、寧波浙江萬裏學院寧波市甬商研究基地應敏主編的《甬商研究叢書》、寧波大學寧波幫研究中心主編的10卷本《寧波幫誌》、萬斌主編的《浙商名人研究叢書》、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甬商新鑒係列叢書》等。
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會從2001年起開始籌劃，並組織有關專家，編撰《寧波人在上海》係列叢書，從2003年起，先後出版《創業上海灘》、《戰鬥在大上海》、《同建新上海》、《共創上海新輝煌》等四輯。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上海市寧波同鄉聯誼會編：《創業上海灘》，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上海市寧波同鄉聯誼會編：《戰鬥在大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上海市寧波同鄉聯誼會編：《同建新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市寧波經濟建設促進協會、上海市寧波同鄉聯誼會編：《共創上海新輝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創業上海灘》作為叢書的第一輯於2003年正式出版，該書著重介紹了上海開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這一曆史時期中，58位具有代表性的寧波人在上海經濟領域開拓創業的曆程和業績，附錄中簡要介紹了32位相關人物。《戰鬥在大上海》著重介紹了辛亥革命前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曆史時期中，58位寧波籍人士在上海政治以及科學、教育、文藝、體育、衛生文化領域的不朽業績，並在附錄中簡要介紹了50位相關人物。《同建新上海》著重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這一曆史時期中，100位在上海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寧波籍人士的業績，附錄中又簡要介紹了28位相關人物。《共創上海新輝煌》重點介紹了44位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上海各方麵作出顯著貢獻，有較大社會影響的寧波籍人士，附錄中簡要介紹了21位相關人物。《寧波人在上海》四輯總計共重點介紹260位、簡要介紹131位近代以來寧波籍人士在上海各行各業的業績，大體上能夠反映出寧波籍人士在上海的百餘年曆史上群星燦爛的人文景象。
2004年年底，由寧波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牽頭，全國各地專家學者參加研究和撰文的《寧波幫係列叢書》開始陸續出版，已經出版者計有《寧波幫研究》、《吳錦堂研究》、《寧波名人故居》、《寧波幫與中國近代服裝業》、《寧波幫在天津》、《鄞縣籍寧波幫人士》、《寧波幫與中國近代電影業》、《王寬誠研究》、《寧波小港李氏家族》、《鎮海籍寧波幫人士》、《寧波幫與中國近代金融業》、《寧波幫與中國近代銀行》、《包玉剛與寧波開發開放》、《三北虞洽卿》、《寧波顧氏家族（史料篇）》、《近代上海民族工商業先行者葉澄衷》、《漢口寧波幫》、《〈申報〉寧波幫旅滬同鄉社團史料》等18種合計19冊，超過450萬字。這些著作大致上可以分為總論類、人物類、家族類、行業類、地域類、社團類等，是一套比較係統的具有學術價值的大型寧波幫研究資料叢書。
周千軍主編的《天下寧波幫叢書》，有《百年輝煌》、《月明故鄉》、《甬人風采》、《四明城鎮》（上、下）等，其中《甬人風采》收錄了盧緒章、包達三、王寬誠、董浩雲、包玉剛、張敏鈺、胡嘉烈、應行久、邵逸夫、李達三、曹光彪、陳廷驊、趙安中等寧波商幫人物，並有專文介紹各地寧波經濟發展促進協會、港澳台及海外寧波同鄉社團、各地寧波商會等，既有通俗性又有比較強的資料性。
2005年浙江省啟動規模巨大的文化研究工程，作為該工程的一個重要方麵，出版由萬斌主編的《浙商名人研究叢書》。該叢書的相關著作自2006年起陸續出版，其中可以歸入寧波商幫史研究的有《錢業巨子秦潤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一諾九鼎朱葆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浙江籍港台巨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等。《錢業巨子秦潤卿》全麵展示了秦潤卿在金融領域以及社會生活其他領域的種種業績，剖析了秦潤卿的金融思想和金融理念、行事作風，並對其不平凡的一生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在撰寫《錢業巨子秦潤卿》的基礎上，孫善根還與周曉屏合編《秦潤卿史料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一諾九鼎朱葆三》根據比較翔實的曆史資料，記述了實業家朱葆三波瀾壯闊的一生，書中並附有朱葆三大事年表，是關於朱葆三研究中值得重視的一部學術傳記。《浙江籍港台巨商》一書包括邵逸夫、王寬誠、董浩雲、應昌期、包玉剛、王德輝6位浙江籍港台巨商的傳記，其中除王德輝為溫州籍外，其餘5位均為著名寧波幫巨商。這些著作對於認識相關巨商的事業和生平，很有價值。
《寧波幫誌》為寧波市文化工程項目，由寧波大學寧波幫研究中心戴光中主編，計劃分為曆史卷、實業卷、人物卷、社團卷、善舉卷、教育卷、文化卷、科技卷、遺跡卷、文獻卷10卷，已經出版的有曆史卷、教育卷、文化卷、科技卷。其中拙著《寧波幫誌·曆史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回顧了寧波商幫研究的進程，考察和分析了寧波商幫興起的社會曆史背景，著重對清代以來寧波商幫的發展和轉型以及當代寧波商幫的新發展進行了係統論述，並有寧波商幫大事記，條列寧波商幫發展史上的重要史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筆者一改寧波商幫形成於明朝末年的觀點，提出寧波商幫形成於清代乾隆中期的新觀點。任茹文、陳春玲著《寧波幫誌·教育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從捐資助學、創辦學校、教育名家三條線索考察和回顧了自晚清至20世紀末寧波幫對寧波本土教育和中國教育的貢獻及其意義，是迄今為止學術界在這一領域中最為係統的著述。周興華著《寧波幫誌·文化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以邵逸夫、周信芳、張靜廬、董顯光、張壽鏞、王正廷、林海峰等40位寧波幫著名人物為主體，考察了近代以來寧波幫人士在影視、娛樂、出版、藏書、文博、體育等方麵的活動和貢獻，展現了近代以來寧波籍人士在文化體育方麵的業績。趙江濱著《寧波幫誌·科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以翁文灝、張其昀、童第周、談家楨、張忠謀、胡西園、項鬆茂等250多位寧波幫著名科技專家為主體，考察了清末以來寧波幫科學技術人士群體在科學、技術、工程等領域的研究、應用、教育等方麵的活動和輝煌成就，展示了近代以來寧波籍人士在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乃至於大型計算機、航空、航天等高新科學技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
寧波浙江萬裏學院寧波市甬商研究基地應敏主編的《甬商研究叢書》，目前見到的主要有閻怡男主編的《新甬商風景這邊獨好》（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張實龍著的《甬商、徽商、晉商文化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兩書。《甬商、徽商、晉商文化比較研究》力圖用哲學的宏觀視野，從價值觀、經營策略、公益慈善投入、地理環境、民俗環境、政治環境、學術環境等方麵比較甬商、徽商、晉商的異同，其結論是晉商著重錢財，處於“野”（粗陋）的狀態。徽商沉迷於詩書之中，處於“史”（虛浮）的狀態。甬商則切合中道，接近於“君子”（文質彬彬）狀態。這種結論似顯偏頗，不要說研究徽商、晉商的學者難以苟同，就是一般研究經濟史、商業史的學者也未必能夠接受。
代表性人物、家族的研究向來備受重視，最近十年同樣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就當代而言，提到寧波幫，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包玉剛，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則應屬於董氏家族，這樣說也許會有人提出一些異議，但異議不會很大。包玉剛祖籍寧波鎮海，董氏家族祖籍寧波定海，他們立足香港，通過卓有成效的經營，開創出規模驚人、實力雄厚的輪船航運王國，成為世界船王。此外盧緒章也是寧波幫研究中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代表性人物，因為正是通過盧緒章，鄧小平與包玉剛才得以會晤、結交。在包玉剛研究方麵，主要著作有莊凱勳主編的《環球航運家包玉剛》（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餘賢群撰的《鄧小平與包玉剛》（華文出版社2009年版）、包陪慶撰的《包玉剛：我的爸爸》、羅賓·赫欽撰的《包玉剛傳》等。莊凱勳主編的《環球航運家包玉剛》由盧緒章撰寫前言，書中收錄相關研究、采訪、回憶文章17篇，附錄中收錄包玉剛演講、講話、談話等9篇，是研究包玉剛的重要參考資料。餘賢群撰的《鄧小平與包玉剛》是有代表性的重要論著。該書曆時四年，是作者采訪了包括包玉剛長女包陪慶在內的許多知情者和當事人撰成的，並被列入《統一戰線人物傳記叢書》出版。該書還詳細地記述了包玉剛參與新時期對外開放、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中英談判、參與製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重大曆史事件以及包玉剛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此類著作尚有包陪慶撰寫的《包玉剛：我的爸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包玉剛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等。羅賓·赫欽撰的《包玉剛傳》由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撰寫前言，全書篇幅不大，但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親自到寧波訪問，考察包玉剛成長的環境，並在香港和倫敦訪問包玉剛及包玉剛的家人、同事等，包玉剛還親自閱讀了該書的初稿並提了許多修改意見，是一部值得參考的包玉剛傳記。在董氏家族研究方麵，文集和資料集有麥克·唐納斯和董建平（董浩雲長女）編著的《董浩雲：理想與成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金董建平和鄭會欣編著的《董浩雲的世界》（三聯書店2007年版）、鄭會欣編的《董浩雲日記》、鄭會欣和金董建平主編的《董浩雲：中國現代航運先驅》（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宋美雲和周利成主編的《船王董浩雲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傳記類著作有陳冠任著的《董氏父子》（華文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中《董浩雲：理想與成就》由澳大利亞記者兼作家麥克·唐納斯和董建平編著，該書用圖文並茂的生動形式，展現、敘述了船王董浩雲波瀾壯闊的傳奇人生，並收錄了董浩雲若幹生前友好的懷念文字。《董浩雲日記》收錄了現存的董浩雲日記，日記內容從1948年3月起，直到1982年4月止，其中缺1964年日記，1977年以後為記事，較為簡略。從總體上看，這部篇幅約達100萬字的日記內容相當豐富，是了解董浩雲事業、思想、交往的第一手珍貴資料。《董浩雲的世界》是《董浩雲日記》的姐妹篇，一部分為董浩雲的論文、報告、講話、講演、書信，一部分為有關董浩雲的口述史料及新聞報道，均為研究董浩雲的重要史料。《董浩雲：中國現代航運先驅》收錄了研究董浩雲的論文13篇，親友回憶20篇，相關報道23篇，是一部重要的學術論文和資料集。《船王董浩雲在天津》收錄了天津檔案館館藏董浩雲1931年到1937年在天津創業期間和1937到1948年與天津方麵業務往來的檔案資料，分董浩雲與天津航業公司、董浩雲與輪船業同業公會、董浩雲的經營理念、董浩雲與上海泰昌祥公司、董浩雲與九號碼頭之爭、董浩雲與大沽冰難、親情與友情等七部分，是研究董浩雲航運生涯起步階段的重要檔案資料彙編。在盧緒章研究方麵，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有李征著《盧緒章傳》（中國商務出版社2004年版）。該書作者曾經是盧緒章的老部下，為撰寫該書，他不但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還訪問了許多長期在盧緒章身邊的工作人員和盧緒章的親屬。因此，該書對盧緒章的記述，不僅全麵係統，而且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
與上述叢書、專著大量湧現相比，學術論文的數量和質量就顯得略微遜色一些，這一時期值得重視的學術論文主要有拙文《超越傳統走向近現代化的寧波商幫》張守廣：《超越傳統走向近現代化的寧波商幫》，《曆史月刊》2001年5月號。、吳健煦《對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諸種現象之考察》吳健煦：《對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諸種現象之考察》，《史林》2001年第4期。、曹勝海《四明公所事件之根源——四明公所地產權問題試析》曹勝海：《四明公所事件之根源——四明公所地產權問題試析》，《檔案與史學》2002年第4期。、馮筱才《鄉親、利潤與網絡：寧波商人與他們的同鄉組織》馮筱才：《鄉親、利潤與網絡：寧波商人與他們的同鄉組織》，《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李瑊《朱葆三的實業活動》李瑊：《朱葆三的實業活動》，《檔案與史學》2003年第6期。等。
其次，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寧波商幫研究學術史、有關改革開放後寧波籍工商業者的研究受到重視，並取得一係列研究成果，是最近十年來寧波幫研究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寧波商幫研究學術史最近十年開始受到重視，並取得一係列研究成果，主要有馮筱才《寧波幫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李瑊《寧波幫研究概況的回顧與思考》、樂承耀《寧波幫研究八十年曆史的回顧》、拙著《學術界寧波幫研究的興起》等。寧波市政協文史委編：《寧波幫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2頁；李瑊：《寧波幫研究概況的回顧與思考》，《近代中國》（上海中山學社主辦）第15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樂承耀：《寧波幫研究八十年曆史的回顧》，《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1、3、4期；張守廣：《寧波幫誌·曆史卷·導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其中馮筱才撰文的《寧波幫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從“寧波幫”概念的曆史形態、寧波幫研究的肇始、海外學者的寧波幫研究、國內寧波幫研究的興起發展與不足等方麵進行了簡要的考察，認為“寧波幫”概念在早期應該與清季漕運製度有關，商幫意義上的寧波幫在19世紀90年代以後已經引起重要商埠的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注意，到清末民初，“寧波幫”的概念開始在中國的報紙以及日本人撰寫的有關中國的調查報告中出現。但寧波幫研究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直到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才陸續出現。之後，海外學者對寧波幫的研究有頗多成果。在有關方麵將動員寧波幫建設寧波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政策宣示中外之後，國內學術界研究寧波商幫終於成為可能。隨後，研究取得了一係列的成果，但存在簡單、重複甚至雷同等現象，憑借的曆史資料不足，研究難以深入，多數選題立意缺乏創新，觀點平淡，少有獨到見解等。馮文中還提出寧波幫研究首先要重視文獻整理工作，其次要明確研究方向，第三可以從重要人物年譜、企業及行業個案、視野擴大到上海以外、抓住重點事件研究等的思路。相較於馮文，李瑊《寧波幫研究概況的回顧與思考》一文對寧波幫研究學術的回顧更加細致和係統，文章也對寧波幫概念進行了論析，並從寧波幫與區域經濟、寧波幫的經營特點、海外寧波幫、寧波幫社會組織、寧波幫與社會變革、寧波幫與其他商幫比較、寧波幫個案研究等專題研究領域對學術界寧波幫研究的狀況進行了考察和分析、歸納。李文中也指出寧波幫研究中存在研究視角單一、資料有欠翔實、缺乏微觀分析、鮮見高水平的綜合研究論著，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專門研究機構等。她認為寧波幫研究首先應發掘和積累資料，有關機構組織力量做此項工作乃當務之急。其次寧波幫研究應以寧波幫本體和寧波幫與社會互動關係這兩個層麵為研究重點。樂承耀《寧波幫研究八十年曆史的回顧》一文，推斷“寧波幫”概念的提出在20世紀初，並將寧波幫研究的學術史分為四個階段，其中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1949年是第一階段，寧波幫主要指寧波商幫，研究資料少，研究成果零星分散。1949年至1978年是第二階段，國內出版了一些包含有寧波幫人物、家族、企業相關的資料彙編以及文史資料等，國外則出現了一批相關研究。1979年到20世紀末是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對寧波幫研究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自1984年起，在鄧小平動員寧波幫建設寧波談話的影響下，各地學者以更大的熱情投入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新世紀，寧波幫研究進入第四階段，研究論文明顯增多，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研究性專著陸續出版。筆者在《寧波幫誌·曆史卷》的導言中也對學術界有關寧波幫的研究作了回顧。盡管上述學術史回顧均不夠全麵和完整，有些還不夠準確，但這種回顧就學術研究而言，對於厘清寧波商幫史研究狀況，把握研究趨勢，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隨著改革開放曆史進程的不斷推進，非公有製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重要補充的法律地位得到確認，改革開放後，一大批寧波工商業者經營的非公有製企業在寧波和全國各地迅速發展，並生產出越來越多的知名乃至著名的品牌產品。新一代寧波籍企業家成長起來並在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嶄露頭角，引起了社會各方麵的關注，同時被納入科學研究的範疇進行相關研究。在相關研究中，一些學者在其論著中提出了“新寧波幫”的概念，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張明華著的《寧波民營企業轉型研究》（寧波出版社2007年版）、應華根、魏玉祺著的《新寧波幫》（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閻怡男主編的《新甬商風景這邊獨好》（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及浙江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出版的《甬商新鑒係列叢書》等。《新寧波幫》主要以30家寧波企業以及與其相關的30位企業家為對象，力圖從對這些寧波民營企業品牌的經營實踐的分析考察中，發現民營經濟改革的方向，發現有望成為占據全球市場經濟中的民族品牌。《新甬商風景這邊獨好》是寧波浙江萬裏學院(以下簡稱萬裏學院)和寧波市甬商發展研究會“新甬商大型專題采寫活動”中有關師生完成的48篇新甬商人物專訪以及17篇學術論文的彙編，其中既有豐富多彩的企業發展案例，又有根據具體案例作出的理性分析，是采用“新甬商”概念對實行改革開放後新興的寧波私營工商業者群體進行研究的一部著作。浙江大學出版社於2009年出版的《甬商新鑒係列叢書》，作者來自寧波產業界、高等院校、政府部門等，叢書包括荊嫻與姚光輝主編的《鑄造企業之魂——寧波企業的文化引領》、閆國慶等著的《尋找“進化標杆”——寧波企業的經營法則》、周耀烈與姚光輝主編的《鍛造江湖威名——寧波企業品牌發展策略》、荊嫻與姚光輝主編的《布陣全球市場——寧波企業營銷網絡模式》、周耀烈與姚光輝主編的《尋找活力源泉——寧波企業技術創新案例》等書。該叢書從企業文化、企業經營、企業品牌、營銷網絡、技術創新等方麵，力圖總結、歸納、提煉出當代寧波企業的成功經驗，提出了一係列以個案考察為依據的觀點，並向有關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相關意見和建議。此外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浙江省私營（民營）企業協會合編的《典型促轉型——逆勢上揚的60個浙商樣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呂福新等著的《浙商的崛起與挑戰:改革開放30年》（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版）、呂福新等著的《浙商論——當今世界之中國第一民商》（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年版），也是研究當代寧波企業及企業家時需要重視的學術著作。從《新寧波幫》、《新甬商風景這邊獨好》到《浙商論——當今世界之中國第一民商》，都明確使用“新寧波幫”、“新甬商”來指代當代寧波私營工商業者及其群體，當然，這種說法能否為包括產業界、學術界、政府部門在內的社會各方麵廣泛接受，還有待觀察。
其三，寧波幫研究與政府相關機構、博物館、科研院所、同鄉會有著頻繁的良性互動，這種良性互動有利於相關研究成果通過博物館、同鄉會、政府相關機構等轉化為社會效益，也為寧波商幫研究注入了強勁的動力，有力地推動了寧波幫研究的學術繁榮，這是近十年來寧波幫研究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在博物館方麵，以寧波幫博物館、天一閣博物館、董浩雲航運博物館、寧波錢幣博物館、浙東海事民俗博物館、寧波服裝博物館為代表的一批新老博物館，成為寧波幫研究的重要力量。2009年10月22日，位於寧波市高教園區北區的寧波幫博物館舉行了開館典禮。該博物館毗鄰寧波大學，占地70畝，建築麵積約24000平方米，館內辟有寧波幫近代金融業、寧波幫近代商業、寧波幫近代實業、寧波幫近現代航運業、寧波幫近現代教育、當代寧波幫等6個展區。寧波幫博物館還創辦了《寧波幫博物館館刊》，刊載寧波幫研究論文以及相關信息。天一閣博物館曆史悠久，是一座具有深厚曆史文化積澱，以藏書為特色，融社會曆史、藝術於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該博物館本來以江南私家藏書樓和館藏豐富的明代地方誌為最重要的特色，1949年以後又由於收藏了大量寧波地區的家譜資料而使館藏增添了新的特色，包玉剛就曾因在該館看到自己的家譜而大受感動。董浩雲航運博物館由香港董氏慈善基金會和上海交通大學聯合創辦，位於徐彙區華山路1954號交通大學徐彙校區的新中院，2003年1月18日正式開館並對外開放。寧波錢幣博物館坐落在寧波市戰船街10號寧波錢業會館內。寧波錢業會館建於1926年，為民國時期寧波錢莊業者集資籌建，是國內唯一保存完好的錢業會館。1988年12月12日，經浙江省人民政府批準，錢業會館成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由寧波市人民銀行出資，在該會館內開辟了錢幣博物館，並正式對外開放，按照曆史時代的順序陳列了從商代到民國時期的2000餘枚各式錢幣。浙東海事民俗博物館位於寧波市江東區江東北路，原為2001年6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慶安會館，同年12月改建為浙東海事民俗博物館並對外開放。寧波服裝博物館位於寧波市鄞州中心區下應街道灣底村，2009年秋正式落成，是國內規模最大的服裝專業博物館，館內以翔實的文字、圖片資料和實物，展示了寧波幫經營服裝業的曆史，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服飾文化變遷的百科全書。
寧波大學寧波幫研究中心、寧波政協文史委員會、寧波經濟發展促進會、萬裏學院寧波市甬商研究基地、定海海洋曆史文化研究會等科研單位、政府機構、研究會等在寧波幫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寧波政協文史委員會多年來致力於寧波幫三親史料的發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各地寧波經濟發展促進會在寧波幫研究方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前述上海和杭州的經濟發展促進會與有關學術團體舉辦了虞洽卿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虞洽卿研究》論文集，上海市寧波經濟發展促進會組織力量編寫並出版了《寧波人在上海》係列叢書，都在寧波幫研究的學術史上有其獨特的價值。寧波大學寧波幫研究中心組織校內外科研力量，申報了一係列研究課題，編撰並出版了《寧波幫誌》等一係列學術專著，在學術界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萬裏學院是寧波市甬商研究基地，在新寧波幫研究方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新的研究令人期待。定海海洋曆史文化研究會於2009年在定海舉辦了“世界寧波幫定海商人”學術論壇，辦得相當成功，會議論文後來結集為《一代名商》於2011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三、寧波商幫研究中的局限與不足
如上所述，寧波商幫研究從20世紀初逐步開展以來，取得了一係列研究成果，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呈現出越來越繁榮的局麵。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寧波商幫研究中仍存在相當多的局限和不足。這方麵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研究中對於一係列重要問題沒有能夠進行基於詳細可靠的曆史資料的認真探討和精密細致的學術上的論證，如：寧波商幫作為中國封建時代末期產生的商幫，到底在何時形成？形成的標誌是什麼？寧波商幫作為一個商幫群體，其獨特性到底何在？寧波商幫在發展曆程中產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標誌性人物，如何評價和定位這些人物？
1. 寧波商幫到底在何時形成？形成的標誌是什麼？
這個問題涉及商幫史研究的理論問題。迄今為止，流行的說法是寧波商幫形成於明末或明末清初，其標誌是明末寧波鄞縣藥業商人在北京創建了鄞縣會館，清初慈溪商人在北京創建了浙慈會館。但仔細考察，這種觀點似難成立。商幫的形成同商人會館或手工業會館的建立確實是有比較密切關聯的，但並非所有的會館都是商人會館或手工業會館。對寧波商幫的形成而言，就需要考察鄞縣會館的性質。1986年上半年，筆者撰《寧波港與寧波商人集團》一文，於當年9月份隨導師呂作燮先生到天津參加首屆沿海城市經濟史學術討論會，即根據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業會館碑刻選編》所收錄的《鄞縣會館碑記》一文，斷言鄞縣會館為明末鄞縣藥業商人所創建，標誌著寧波商人集團由此成立。此後寫成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以及《明清時期寧波商人集團的形成和發展》、《超越傳統——寧波幫的近代化曆程》等也均持此一觀點。當2005年應寧波大學寧波幫研究中心主任戴光中教授之約撰寫《寧波幫誌·曆史卷》的過程中，重新檢視相關曆史資料，發現乾隆中期北京舊有的鄞縣會館其實已經廢棄，並由此提出了寧波商幫形成於清代乾隆中葉的新觀點。最近又在董秉純的文集中發現一則史料，表明到乾隆中期，北京寧波同鄉已經弄不清楚此前鄞縣會館的始末了，可道光時期重修北京鄞縣會館的碑文卻說相傳是藥業商人所創建。這顯然是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層累的造成的古史”一類現象，即我國曆史記載中越到後來附會越嚴重這一通病的又一個顯然的例證。至於浙慈會館，除可以判斷確實存在過以外，創建的時間沒有清楚的記載。此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從寧波商幫整個情形看，鄞縣人經營製衣、慈溪人經營藥材，似乎更加普遍和擅長一些，可明代北京的鄞縣會館和所謂清初的浙慈公所的情形卻恰恰不是這樣，豈非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