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世傑和周楓見麵後的第二天，憲兵司令部的一輛汽車在行駛中遭到炸彈襲擊，炸死了兩個人。盡管黎世傑得到這個消息時並沒有明確死者的身份，但判斷這種事情對他來說並不算難。他不但對他們的效率感到驚訝，對他們情報的準確性也非常意外，他現在很了解日本人，在類似這樣的事情上，他們幾乎不會出現疏漏。
事後黎世傑受到了常規的問詢，他也更多地了解了一些內情，事情基本和他的判斷吻合。那個人被搶救過來後，當天深夜裏再一次接受了審訊，並且再次說出了那天曾經對黎世傑說的那個地址，之後又被送往醫院搶救。三天後，在前往一家日本軍方醫院的路上遭到伏擊死亡，同時死亡的還有一名陪同他轉院的日本特高科少佐。
日本人並沒有懷疑黎世傑，他們隻是需要對此事做一個相應的檔案，對於黎世傑與這個案子的關係，日本人下的結論倒很符合某種真相：黎世傑隻是在純偶然的情況下被動地和這個案子產生了關聯，他自己沒有主動性，類似的結論總是意味著當事人的解脫。
他又恢複了照常的日子，日複一日地重複著，這種重複使他煩躁不安而又無可奈何。端午過後，特工總部變得繁忙起來，被抓到特工總部接受審訊的人越來越多。由於人手不足，黎世傑常常被叫去幫忙，鑒於他身體狀況很差，因此隻是做一些記錄之類的輔助工作。黎世傑對此並不特別抗拒，很多時候他內心更期望能從這個工作中獲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盡管他自己也不是特別清楚假如真的獲取了有價值的情報該如何處理。
事實是他總是很失望，被抓來的人很多，來自各行各業，甚至偶爾還有從租界抓來的西方人——特工總部現在已經完全不忌諱從租界抓人，甚至不再忌諱被抓人的身份——但這些人很少有情報價值，所謂反日反汪行為也大多是捕風作影或誇大其詞。日本方麵現在很少參與對這些人的審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人或線索會在第一時間轉入日本人手中，不容許中國人插手。甚至李世群這樣的人也很難參與到敏感案件的審訊中，特工總部的行為更像是迎合上海的一種現實氣氛。
但對於被抓來的很多人而言顯然事情不那麼容易了結，至少有一次，黎世傑極偶然地推開曾石辦公室的門時看見曾石正接過一個中年女人遞給他的厚厚的一遝美鈔。曾石對黎世傑看見這一幕並不在意，等中年女人走後，曾石從中抽出幾張塞給黎世傑，並且不允許他哪怕是象征性地推辭，之後，黎世傑很快看見等候在曾石辦公室門口的中年女人帶走了一個年輕人。
這些事情差不多是半公開地在進行，這也意味著黎世傑幾乎不可能獲知什麼有價值的情報。即便他們抓來的人當中有真正的反日反汪分子或重慶延安方麵的人，他們也可以輕易地脫身。尤其當他們獲知這些抓捕幾乎都是盲目進行的時候，這種帶有恐嚇敲詐性質的審訊對於他們來說根本不可能獲得成果。
有幾次黎世傑看見趙子清來到特工總部，他一般是找童海或曾石，偶爾也會去李士群的辦公室。由於趙子清的身份和他在上海多年的複雜經曆，很多人都願意找他幫忙把被抓進去的人弄出來，他也很樂於在不把自己牽連進去的前提下做這些事。黎世傑對此並不覺得奇怪，趙子清是生意人，在他眼裏一切都可以交易，他確實是一個最適合不過的中間人。
辦完事趙子清也會來黎世傑這裏聊聊天，他對黎世傑保持著足夠的親熱，兩人之間的交談總是那種很隨意沒什麼顧忌的朋友式的。唯一的變化是，趙子清不再在黎世傑麵前談生意，當然也更不會提他們之間曾經存在的合作關係。黎世傑對趙子清的所作所為是不以為然的，但也談不上反感。在當前的局麵下，很難說他做的事情沒有一點積極意義，黎世傑從不在他麵前談論這類事情。
隻有一次例外，黎世傑跟他談起一個在法租界裏撒反日傳單的年輕人，不到十八歲，自己供認說是拿了錢替人做事。由於一直沒人來替他交涉，又是被抓進來的人當中少有的證據確鑿的，特工總部準備把他移交到日本人那邊。黎世傑曾經參與過兩次對他的審訊，他很難判斷他的身份，但並不認為他是什麼真正的反日分子，至少不是中堅分子，因為真正的組織者不會去做撒傳單之類的事情。黎世傑對這個年輕人沒有任何個人的感情，他隻是不願意他被送到日本人那邊，他對趙子清提到了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