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當時康大功的影響，隻要他和李支書說上一聲鬥蘇老二的事兒，就完全能夠把蘇老二從大塔聯校弄出去。但他沒有那樣做，他想到，弄他出去是容易，蘇老二可以不在大塔聯校，但他是會去另外一個村子裏的學校去教學的，那樣子不是明擺著的：“此的不養我，自有養我處”的難堪局麵嗎？何必呢？
再說了，那個蘇老二到學校裏就教的畢業班的課，並且交的還不賴，是一個出大力，挑大梁的角色，硬是強勢著叫他出去，以後會落很多的不是；另外，這件事通過李支書這樣做，他是不是巴不得呢？朦朦朧朧中，還有點自己欠了他的人情的意思。
幾十年來，康大功似乎就沒有經過這樣攪扯的事兒，要說說不出口，要喊喊不出聲。他幾次到“黑眼溝”的溝底或者是“金嶺”的山頂上想吆喝吆喝，發泄發泄內心的積鬱，讓心裏輕鬆一點。當他真的下到了溝底，上到了山頂，他總不敢張嘴發聲。那個時候，他看得很清楚，他的麵前和頭頂上站著很多的人，都是蘇家屯村的。他們都在瞪著眼看自己，好像是在問他：“你想要幹什麼”？又好像是在鼓勵他：“你吆喝唄，吆喝吆喝都會好受一點了······”。
那個時候，他痛心疾首，便又默默地拐了回來。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天晚上薛老喜來家裏串門，無意中說是康素貞也回來教學了，是村西頭那個李家的孩子李誌栓牽頭安排的······。
一種無名之火又升騰了起來，盡管剛剛斷絕了父女關係，但這件事情的出現直接違背了他“眼不見心不煩”的生活原則，一種逃也逃不脫的委屈油然而生。
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當他尋找“下驢”的台階的時候，機會終於來了。那天，李支書派人到蘇家屯，通知他，說是蘇老二在鄉政府對門的食堂裏把教辦的人打殘了，要往縣裏的拘留所裏送，讓他去派出所裏確認蘇老二的身份，還要完善什麼手續。
他帶著薛老喜一同到了派出所裏，看見蘇老二被拷在那棵大桐樹上，當時他倆的心情是一樣的，都有一種無法說出口的激動。
到了派出所的辦公室，又看見校長坐在一邊和那個所長說話，看樣子是在敘述蘇老二打人事情的經過。
康大功和薛老喜就坐在一邊聽著，那校長把事情的經過說完了就走了出去。這個時候，康大功給薛老喜示了一個眼神，讓他走到前麵去。
原來，派出所是讓戶口所在地的領導來給蘇老二下評語的，有一點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中參考的意思。
康大功立刻意識到，這件事應該是李支書來的，這回他又是讓自己替他來了，難道李支書會掐會算？他能掐算出來自己和薛老喜巴不得來做這件事情嗎？
想不了那麼多了，他又遞給薛老喜一個顏色，讓他說話。
薛老喜咽了一口唾沫，不緊不慢地說：“這個孩子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家庭”，說到這裏薛老喜立刻停了一下，他又說：“要說，這個年代都不興提這些了”。
那個所長連忙說：“該提了還是要提的，國家又不是不叫提”。
“這孩子是個不安分分子，不大兒一點兒都會製造動亂，搞投機倒把，不服管教，有暴力的傾向性，他······”。
薛老喜停了下來，一會兒，他又說：“他還·······”。
“他還弄過啥”？那所長催他快說。
薛老喜是想說蘇老二還搞男女關係的，但康大功站在一邊，這句話他始終不敢說出口。
“他還目無領導·····”，薛老喜一直往下說開去。
“好了，好了，我們都知道了，叫你們來就是先對這個人了解一個大概”，那所長見薛老喜從開始到現在一直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就中途打斷了他。
康大功心裏想著，有蘇老二這樣的犯罪事實，又有薛老喜代表組織給他下的定語，無論如何，蘇老二這一回也是吃不了要兜著走的，要徹底解決他康大功心頭的那一件大事，也許這件事就是開了一個好頭。
誰知道？讓康大公想不到的是，蘇老二竟無事一身輕的又回到了大塔聯校教學了。
這時，康大功更加作難了，他知道世上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看著是一件很明朗的事情，但弄著弄著都把處於劣勢的，像蘇老二這樣的人打造的銅澆鐵鑄一樣堅強了。
從這件事情上他能夠覺察出，蘇老二又平平安安的回到大塔聯校，好像與他的閨女康素貞有關係，她是否動用了自己的弟弟康三功的關係？不得而知。他幾次都想去省城裏把這件事情問清楚，但轉念一想，那樣把自己襯托的更加小心眼了。因為最近他能夠覺察到，三弟和三弟媳婦，在對待貞貞的這件事情上和自己有明顯的不一致看法，萬一三弟和三弟媳婦他們這在這件事情上給蘇老二吃了勁兒，那不是“不知道底細”比“知道底細”要好一些嗎？既然事情已經到了這個結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