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7日廣西電影製片廠陳敦德先生從趙平那兒得知我的地址來京後曾三次來舍下，最後一次才算見到麵。陳先生很熱情，一見如故。他詳細談了李老太百歲誕辰時的情景以及他三次與幼鄰交談。他說這次李幼鄰總算說了一句人情味的話，胡友鬆這些年確實不容易。陳先生明年出版《毛澤東與李宗仁》一書，著重寫李宗仁歸來後三年。然後再改寫成電視連續劇28集。《血戰台兒莊》就是陳先生編劇的。他不無遺憾地說：那次沒見到我，因此讓幼鄰來了，這次首映式一定讓我出席。
陳先生對我抱以萬分同情，覺得（這樣）對待老人遺囑很不公平。他決定為我闖一條有力的路子，讓我耐心等待一二個月。他準備年底再來北京，給我帶來希望的信息。
說實話，半年以來覺得生活、前途無望，不如在孤寂難忍的生活中去走另一條路，一條似乎是生活中的玩笑，也是一條不合我意與我完全不相稱的生活歸宿。就在我舉棋不定時，陳先生來了，他不僅給我帶來生活的希望和勇氣，同時也讓我克服一下暫時的孤寂生活。他果斷地預測，很快會好起來的，要相信命運。陳先生過一二個月再來給我帶來光明的信息，我等待。
明年德公百歲誕辰不是3月18日。我記得是陰曆七月初九。陳先生說也是。你再好好問一下。
順致
秋安
王曦
1990．11．19
之九
理立：
底片均是由《中國攝影》刊物吳常雲先生拍攝的，你選擇使用。
結婚證萬不可交公。文革期間幾次抄查家物，目的就是想找到它撕毀，沒有任何真憑實據，即使有見證人，有千萬張嘴也不可能證實李宗仁的合法婚姻。我也不能以遺孀受國家照顧。
這次我把我與李先生的結婚證寄你，若幹年後也許它有曆史價值。我相信你也信賴你。我覺得你是可靠的，因為你畢竟是李宗仁的同鄉。交給你我放心，就是九泉下的德公也寬慰了。
順祝
秋安
王曦
1990．11．19
之十
關於兒時的回憶：
我入學很早但又很晚。如果用虛歲算，我6歲升入小學二年級，記得那時我與養母一起居住在南京新街口一座中等飯店內經理眷屬的宅子內。因為養母做這個飯店的經理兒女的家庭教師。我每天就由這位姐姐早晨帶著在南京大學附小上學，晚上帶我去逛夫子廟。我一入學就上二年級，很可惜隻上了一年，便因患百日咳輟學了。病愈後過了一年到北京定居。9歲時重新入學上了三個月的三年級而後插班到四年級。算起來我小學隻讀了三年半。後來經過一番努力考入了第一女子中學。聽說解放前郭德潔曾任該中學校長。這所學校解放後一直是重點學校，校風嚴，教學質量高，校長是延安老幹部楊賓。當我上高中一年級時我的班主任範老師（曆史老師）找我個別談話，像是師母般的談心。她向我闡明了今後大學取消助學金，我無經濟來源，可以轉入中專，學有一技之長，如果在校成績全5分可以保送上大學。不過你不能進工科學校，最好學醫。我點頭示意接受老師的建議。這樣校方直接聯係從高中轉入中等醫校（醫士、護士、助產師三個專業）。
由於三個專業一起學，三年畢業，又要學完高中數理化、語文等。課程相當沉重，光講義每天不下十份，再加上書本，除了記就是背，腦子好像不夠用了，尤其是我更感到精神壓力大，因為要爭取被保送上醫學院。特別是期末考試各科要考5分，實在不易。我基本具備了三好條件，可惜三年畢業時要服從分配，因為北京新建八個綜合醫院急需畢業生，無奈服從大局，我帶著拚著命爭取的5分成績走上了工作崗位——醫院。
工作的第二年醫院人事科郝幹事約我談話，她審視我的學生檔案，醫院領導決定推薦我去北京第二醫學院學習四年，帶工資。說老實話，可能在中專時用功過度，我那麼怕再苦讀書了，特別是生理解剖學、神經學、外語都要死記硬背。我實實在在厭煩學習了。再加上我的毫無血緣關係的母女家庭給我帶來的災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因為我微薄的工資37元要養活養母。她因曆史問題，“五反”運動中被開除工職）。
由於以上原因我沒有接受對我的推薦。不過當時我向領導明確了自己的思想：我不會在醫院工作太久。我要自學，有機遇我要到圖書館工作，將來我要寫小說，要改行。
我在中專學校是小有名氣的。因此到了醫院工作又成了一枝花，社會交往十分廣泛。剛十八九歲就開始步入社交活動，周旋於上層人士中間。
我十分自尊、自愛、自重，因此從來不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家庭。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是獨生女，隻有母親。母女二人相依為命，然而都不知道母親卻是養母，又是那麼狠毒，虐待狂，死去活來地折磨我，讓我走投無路。
二十來歲，風華正茂的我給人的印象是舉止端莊、氣質典雅。不免招來一些青年大學生的喜慕。養母橫加幹涉，粗暴無理地漫罵，罵得年輕小夥子無可奈何離我而去。然後對我無理取鬧，使我身心受到摧殘。有幾次她勾搭一個惡棍，下毒手要毀我的麵容，而被我警覺地及時躲閃開了。一次又一次我免於一死，免於一殘，免於一傷。我就是在這種外人難以想象中度過了青春年華。
幾次街道居委會幹部和派出所人找我，問我還有沒有其他親友，我眼含淚搖著頭。當時有法院、派出所及街道居委會主任等人要用法律手段製裁這老太婆，以虐待傷害他人罪依法逮捕她，並讓我簽字。當時我完全出於道義，予以解圍了（她死於1968年“文革中”） 。
從此在我腦子裏萌生了離“家”出走的念頭。我不會流離失所般的去尋找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我還有工作。不過我很自信，因為我具備著內在外在條件。
家境如此淒慘，工作中周圍對我更加寒涼。最初我的同學是團員，一起工作後到處散布我是國民黨大軍官的女兒，養母又是黑五類。我的頭上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我當時的處境。我的周圍隻有一個剛畢業分配工作的醫大畢業生和我有點語言交往，也是因為這一小小人際關係造成我後來的婚姻遺憾和轉折。
我在積水潭醫院工作中，五官科一位青年主治醫生王之標和我一見鍾情，他是我理想中的男友。我們倆熱戀成了當時醫院的爆炸新聞。領導出麵加以幹涉，並在王大夫麵前申明，如果你與胡友鬆結婚，以後不給你提職提級。另外一批人又在我麵前對王大夫非議，讓我找個思想進步的人，否則會影響我前途。就這樣，本來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婚姻事，變成了醫院方一件不能容的事。無奈八個月的熱戀被無情的壓力衝垮了，我倆分了手。把我發配到農村醫療隊，竟違背政策把我的戶口遷到農村。直到1965年春天我才從農村回北京。
1966年，我隻有選擇另一條“路”。
之十一
回答書麵采訪的幾個問題：
1.德公回國後雖沒公開任官銜，但從座次及生活待遇（不含工資）都是三副待遇（三副：副總理、副主席、副委員長），有一個班的衛士，有5名服務人員（生活秘書、司機、女服務員、男公務員、廚師）；我們住處雖然在市中心花園式三層樓房，像住高級賓館，沒有家庭氣氛。我們生活得並不習慣。要按時進餐，因為工作人員是上下班製。生活單調，沒有任何樂趣（文革高潮原因所在）。每天有三份報紙，人民、北京、《光明日報》、《參考消息》，另外還有二冊內部中央參考資料。這是必讀的，也看一些文史資料（全國政協主辦）。德公特別愛與人交談，話很多，沒有倦意，睡眠極少。他喜歡吃麵食。廚師說：胡先生你來後，李先生可解放了。以前郭德潔不讓他吃飽，晚上隻吃一小碗米粥。不管什麼都管得特別嚴。我初見他時是一種虛弱體態，出虛汗，手不離小毛巾、手帕。我來後，手帕不用了，也不出虛汗了。在天安門上，周總理過來對李先生說：李先生最近不錯嘛！氣色好多了，身體也結實多了，體重也增加了吧？
我們沒有任何家務可做，有時去庭院弄弄花，有時下象棋。
那些年，音樂、電視都是千篇一律，沒興趣。除了修改自傳（回憶）外，沒有寫作。李先生牙齒特別好，常給我咬榛子、核桃皮。
2.李先生沒有文字遺囑，但一入院便開始對我一件一件囑托。隻有我獨自守候。頭等大事：台灣是中國一個省，不可獨立，應回歸統一；再有，放心不下我，說時淚水已充滿眼簾。他說，幼鄰、誌聖在國外都已成家，生活很好，沒什麼掛念的，隻是我一個人怎麼辦，脾氣又不好，會吃苦頭的，要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囑我每年清明給他掃墓，讓人們都看到李宗仁有一個青年妻子。他說他一生隻流過兩次淚，第一次是媽媽死，這是第二次。國家送的錢，全部送走。帶回的錢留我用（早已上繳國庫），郭德潔骨灰由郭德鳳安置，回故土。自己故後葬在故鄉的土地上，建個墓碑。
李先生口述，程思遠提筆寫給毛主席的信，隻有我在身邊（《人民日報》是全文）。
給周總理的信，主要是讓國家照顧我。在李先生追悼會上周總理向我表示，讓我放心，國家會照顧我的。
3.李先生的骨灰盒。當時因家屬隻有我一個，所以隻有我的名字。那時中美沒建交，敵對性質，他二個兒子從來沒有信。
4.1970年我被秘密從北京自新路監獄轉押送到了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家中一切被封，後來全部運到後圓寺（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庫房）。當時被抄的高級人士的財物（除鈔票外）都分別收集到這裏（這條街有幾個大院落都做庫房用），我在沙洋等於是服刑。我除了拚命勞動能爭取保存一線生的希望外，別無他求。後來李震部長把我在沙洋幹校表現突出成為佳話向總理如實彙報後，總理聽後一拳砸在辦公桌上，責問是誰讓我去幹校的，讓她回京。當夜一個長話打到沙洋幹校，我被叫醒，讓我迅速整理行裝，又派了二名處級幹部，我們晝夜兼程返回了北京。家已不存在了，我住在國管局辦公樓的一間空房內。我曾幾次申請要點衣物（防寒衣），後來他們商量才允許我拿出一件大衣。
1973年，為了向李幼鄰先生顯示一下李宗仁的遺物尚存。匆忙派了一些人把所有東西由後圓寺庫房用二輛大解放汽車運到我現在住的水堆子（包括德公這尊銅像）。
說明：胡友鬆給本書作者的信在此次出版時，為尊重她的隱私權，編者刪去其中不便公開的一些人的姓名及部分文字。此外，編者還對一些明顯的錯別字作了修改。敬請鑒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