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鬆(王曦)給本書作者的信(2 / 3)

生者並沒有繼承死者留下的遺產,除了難以想象的痛苦磨難外,自己的年華付諸東流了。回想起□□□(此處刪去三字)第一次回國時在北京停留,我正從“幹校”回來又正在工廠勞動,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我多盼望李家人看我一眼或是給我一句溫暖的話,然而一場空,什麼都沒盼到。不但人影沒見到,就連請別人捎個感謝話都沒有,我的心像刀剜一樣。

□□(此處刪去二字)臨送我時在候車室講了一件更令人痛心的事:□□□(此處刪去三字)有一次在北京向統戰部和八寶山骨灰堂的負責人提出要把李宗仁骨灰盒上胡友鬆的名字塗掉,人家不同意這樣做,同時給他講明當時的情況和事實。後來他又提出把骨灰盒帶走,統戰部的人不同意。

請你轉告那幾位熱心的朋友的熱心支持,轉達我的謝意。一切我無能為力了,因為“李”氏帶有政治色彩。

我的後半生要往經濟門路走。領導支持我。我在北京的人際關係也能打開這條路子。我願與桂林方麵的人合作,你看如何?

秋天到了,天高氣爽。北京亞運會也在臨近,首都一派新氣象,變得更美、更壯觀了。你們記者是否有機會來?

漓江水是美麗的,吸引人的,但由於某種因素的存在,我不可能也不打算去,等以後這種因素逝去了我再去。想信這天不會等多久。我想那一天我將以新的麵貌出現,給大家帶去的是不帶“政治”色彩的我。

中央電視台我熟識的朋友願意與桂林合作拍風景片,如雙方覺得有前景可洽談。

我們是寫作的合作者,同時我也願做你與你妻子的好朋友、好大姐,“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我的電話已改,寄出我的名片。但願不久大家相會。

順祝

秋安

王曦

1990.8.22

之六

理立:

你近來工作一定繁忙吧。

你8月27號寄來的書信收到了。你把桂林陽朔寫得如此仙境般美,看後如身臨其境。我期待著那麼一天去觀光勝地。

你要寫單行本,我也不再反對,支持你完成。

以前曾提出幾個問題:

1.我曾提過去天津我表妹家。表妹與我毫無血緣關係,既不親也不友,隻是少兒時期在一起度寒暑假罷了,你書中不要寫。

2.李先生去世後我被送進“班房”,又送“幹校”,後又去北京工廠勞動。直被他們折騰到1973年李幼鄰攜他母親回國為止,才分配我工作。由我選擇二處:①首都圖書館②故宮明清檔案館。我選擇故宮。

因為明清檔案館在故宮內工作環境好,人員又少。再加上工作接觸麵都是曆史,與現代政治毫無關係。去明清部後,雖然是我喜歡的曆史,但必定對近代史還是淺學的。後來由領導推薦,進北師大曆史係專修明清史二年。我的畢業論文是《論康熙》。主考教授很滿意。隻是這張文憑因這樣和那樣的原因丟失了。

3.李先生有口授遺囑,由程思遠筆錄後直送國務院辦公室,其主要是要求國家對胡友鬆多加關照。這件事在開追悼會時周總理向我重申國家會照顧我,讓我放心。至於遺產,中央有批示,美元全部入國庫。其他財物全部由我繼承。雖然如此,我思想很明智,在我們這個國度裏,財產是個包袱,不如活得輕鬆自在些。因此我除了保存二張我與李宗仁結婚證外,一切都分別處理。讓它在社會上發揮效益。我回想起那時整理郭德潔遺物時我很心酸。人奮鬥了一生,奔波了一生,也積攢了一生,雙眼一閉什麼都帶不走。當我感歎了一切後,我覺得曆史的價值高於一切。

我胸懷坦蕩。雖然我經受了種種磨難,但到現在為止我的生活起居條件仍比同輩人高一等(我指的是享受國家待遇,金錢除外)。我知足了。

4.1973年,國務院管理局為了影響,上上下下為我安排極周到,也為我接待李幼鄰做好充分準備。李幼鄰沒來。所有人都不解,並有非議。我內心也不是滋味。李家人不見我。後來有一次邂逅邵子力夫人傅學文時,她說她參加了接待坐陪李幼鄰及其母親,李幼鄰曾經提出要見見胡友鬆,並要當麵感謝她這幾年對父親的照顧。可在場有人說,她身體不好,一直在外地“養病”就不必去了。就這樣給擋駕了。

1977年春天,香港何柏林先生貿然地讓程思遠陪同來到水堆子我家中,當時我絲毫沒有準備,這一突然來臨使我很不安,更沒有條件招待。還是何先生約我第二天去華僑大廈長談。我按時去了。何先生這幾年與我保持書信聯係。因為他是德鄰至交。李先生回國以後,凡是海外有關事宜全由何先生代理。何先生談了海外每一位親友近況,又聽我說李幼鄰回國住在北京沒有見我,何先生非常氣憤,馬上拿起桌子上的電話直拔桂林李幼鄰住地。由於何先生是廣東口音,對方聽不懂。我用普通話與對方對話,接電話的是公用電話站一女同胞,她以沒人送話為由不給傳呼。我走後何先生又在廣州與幼鄰聯係上了。何先生在廣州給我寫信,說李幼鄰下次回國一定來看我,並說,他承認我是李家人。

5.我也領悟到這其中一定有原因。我的心也慢慢冷了。我的隔壁樓住的是張治中大女兒——張素我。在北京醫院,我陪李先生,她陪她父親,我們談得投合。這樣後來又住到一排樓格外親近。她看到我逢年過節一個人守著空房,無親無友,實在淒涼。她的妹妹在天津大學教書,一定要給我介紹男友,這樣我在無望的情況下,1979年與這位男友結合,婚後二地。1983年調到北京。二人沒有共同思想語言,總是吵鬧,最後在1985年離異。經過法院判決的。

結婚這幾年我一直停薪留職做了家庭主婦。離異後我又複職,直到1988年病退。這幾年工作占據了我全部時間,往返於工作、住處二地間,家就像是宿舍,悄然無聲。說實話,我最怕過年節和星期日,真不知如何度過。

我和李先生不可能有結婚照,因為年齡的差距,也不好並坐在一起去拍照。尤其那時正趕上“文革”,沒有心思照相。不過我以為留下的結婚證書比照片更有價值,它永遠作為文獻,曆史的見證。這次我寄給你,將來存放到紀念館。

台灣《傳記文學》共三期,我看到了。是由李先生的秘書尹冰彥先生寫的。動亂時期寫得較詳細,我們結婚時的情景也寫了,不過我看後總覺得他是按某人的意圖寫的,拿到香港然後在港台出書,廣為傳播。“畫龍點睛”的主要一句是寫我“落花有主”(李宗仁死後),不能成為李家一分子。這才引起《中外婦女》雜誌社的重視,讓我寫出實際情況分三期刊出,因為社會輿論認為對我“不公”。三期刊出後,雖然曾一時在中國大地上成了“新聞材料”,但是不可能改變上層人物的“既定”方案。

動亂時期章士釗、傅作義二位曾複信給李先生,這二封信我一直何保留到1987年,後來送交北京市文史館。

說心裏話,我除了自己外,什麼都不想保留。因為人不知何時出意外,到那時一切都散落在別人手中,倒不如我找個合適部門代保管為妥。

還有什麼要知道你再點明,我寫給你。目前我在家中上午鍛煉身體,下午看看書刊。我仍有事業心,如有機遇,我仍出台。

有什麼事隨時聯係,我不離北京。

順祝

王曦

1990.10.15

補述

文革中我與李先生每天都在揪著心過日子。工作人員很清楚,在當時動亂中李先生是離不開我的,可是他們偏偏找碴兒。有一次因為我找不到我的自行車,問了他們一下,引起他們大怒,一把揪住我的衣領往門外拉。李先生拉住我的手不讓他們拽走。李先生含著淚又是給他們作揖,又是求饒,才算免了一次被整。心情不愉快能患癌症一點不假。李先生偏偏就在這個年月生這種病。得不到應有的護理。我守了八個月也筋(精)疲力盡了。說真心話,看到如此般受折磨,真不如施行安樂死。從另一角度看李先生死的時候,因為當時周總理還健在,還能參加追悼會。

先生死後,冷落得無一人過問。受的淩辱和唾罵是任何一個婦女難以忍受的。後來還是找罪名把我送進“班房”,送到“五七幹校”,我倒覺得舒暢些。因為沒有那麼多人在嘲弄我,在折騰我。我可以一個人不聲不響地打發日子。

盡管如此,我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觀失望,爭取以後的光明未來。

1990.10.19

之七

理立:

常人先生近期大作已拜讀過。推薦給你看一下。

作者有意將此書拍成電視連續劇。這也是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因作者年事已高,力不從心。一切交我去承辦,我大膽地承諾了。

我建議請《台兒莊》電影編導先看一下這部書能否改寫成劇本。如果能寫好,我想中日雙方合作為好(日方由本書作者出麵去聯係)。如果第一步順利通過再洽商以後的經費問題。

此書出版後,作者分別寄送日本天皇、首相、內閣大臣等。國內送到總書記、總理等中央領導人。作者認為如拍電視劇,中日雙方領導人會支持的。這也是中日友好的體現。

此書隻許你看不要傳給它人。注意保護,以後交還於我。你可將書名告訴你要告訴的有關人。請他們到圖書館去借閱。

我準備近幾天拍下你所需要的照片,包括銅像照片。洗印出來會及時寄給你。

在北京各層次的同胞一致站在我這麵,建議必要時用法律手段去抗爭。我正在考慮。因為我是名正言順的李宗仁妻子。

我是吃了不少苦,也受了許多罪。我心裏明白,任何情況下,任何環境中,坦然自若。正像我的名字,如鬆一樣在雪中挺且直,若梅一樣傲然超群。

我是非常孤獨,然而並不可憐。我可以擺脫孤寂、擺脫世俗,總向往未來有美好的前景。我有個性,我不懦弱。我總感覺以後仍有一條光明的路。

王曦

1990. 10.28日

之八

理立:

現將有關照片寄你,你用時最好修修底片,選擇一下再用。

尹冰彥先生原是民革中央秘書。退休多年,幾年前病重臥床不起。

(我的)養母姓沈,她早年是張宗昌枕邊人。張被刺死後,她逃避到上海、南京隱居。那時我患百日咳,中醫大夫建議我住到北方氣候涼爽為好。從此在北京定居下來。

統戰部曾有過指示。沈氏的生活費不得超過每月30元,讓她自己生活。李先生拒絕見她。因此你隻提一筆就是了,不必多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