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陳獨秀與文學革命”，這本來是國文係同學研究的材料，想不到報紙上登出去，變成公開的了。陳先生與文學革命的關係，是很有討論的必要的一個問題，在民國六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為我們雖抱定不談政治的主張，政治卻逼得我們不得不去談它。民國六年第二學期陳先生來到北大，七年陳先生和李大釗先生因為要談政治，另外辦了一個《每周評論》。我也不曾批評它，他們向我要稿子，我記得我隻送了兩篇短篇小說的譯稿去。民國八年，五四以後，有一天陳先生在新世界（香廠）散傳單，因為前幾天在報紙上看見陳先生的口供，說他自己因為反動，前後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為在香廠散傳單。那時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內，大家印好傳單，內容一共六條，大概因為學生被拘問題。有一條是要求政府免去衛戍司令王懷慶的職，懲辦曹章陸三人……到了十一點鍾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車上一邊談，看見有沒關門的鋪子，我們又要給他一張。我還記得那時是六月天氣正熱，我們夜深還在談話，忽然報館來電話，說東京大罷工，我們高興極了；但一會又有電話，說自你們走後，陳先生在香廠被捕了，他是為了這種（件）事被捕，然而報上卻載著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反動”抹殺了許多事實，他怎麼能算是反動？
今天這個題目，說起來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為我們既是同事，而且主張也頗相同。在民國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學與人生觀論集》。那時陳先生已經同我們分別到上海去了。這部二十萬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陳先生也寫了一篇，他極力反駁我，質問我，陳先生那時已轉到馬克思主義那方麵去了。他問我所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大多數的話，能否再進一步，承認它能解釋一切。他說白話文也是因為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才產生出來的，他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麵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話文，隻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他是注重經濟的條件的，我也沒有反駁他，因為他不否認人的努力，兩個人的主張不算衝突，不過客觀的條件雖然重要，但不僅限於經濟一個條件，至於文化的條件，政治的條件，也是不能否認的。
陳先生與新文學運動有三點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學訓練，對於舊文學很有根底，蘇曼殊、章行嚴的小說文章，他都要做個序子，這是散文方麵的成績。說到詩他是學宋詩的，在《甲寅》雜誌他發表過許多作品，署名“獨秀山民”、“陳仲”、“陳仲子”，他的詩有很大膽的變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說是完全白話的，是一種新的創造。他更崇拜小說，他說曹雪芹、施耐庵的《紅樓夢》《水滸傳》比較歸有光、姚姬傳的古文要高明的多，在那時說這種大膽的話，大家都驚異得很，這可見他早就了解白話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馬東籬的元曲，說他是中國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國文化的影響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書，我記得《青年雜誌》（即後來的《新青年》）上，他做過一篇《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表示他極端崇拜法國的文化，他說法國人發明了三個大東西，第一是人權說Rights of men，在1789年法人Lafayette做《人權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l’homme），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進化論，法人Lamarck在1809年做《動物哲學》，其後五十年才有達爾文出來。第三是有三個法國人Babeuf，Saint-Simon，Fourier，是馬克思的先聲，首開社會主義的風氣。但另外還有一點，陳先生沒有說到，就是新文學運動，其實陳先生受自然主義的影響最大，看他一篇《歐洲文藝談》把法國文學藝術的變化分成幾個時期：（一）從古典主義到理想主義（即浪漫主義）；（二）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三）從寫實主義到自然主義，把法國文學上各種主義詳細地介紹到中國，陳先生算是最早的一個，以後引起大家對各種主義的許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