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民權的保障
前幾天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席上，楊杏佛先生說了一句很沉痛的話：“爭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先進的民族得著的民權，不是君主欽賜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無數的先知先覺奮鬥力爭來的，是用血寫在法律條文上去的，是時時刻刻靠著無數人的監督才保障得住的。沒有長期的自覺的奮鬥，決不會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權利，若沒有養成嚴重監護自己的權利的習慣，那些權利還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隻能規定我們的權利，決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
“權利”一個名詞是近三十多年來漸漸通用的一個新名詞。當這個名詞初輸入的時代，梁任公先生等屢作論文，指出中國人向來缺乏權利思想，指出中國人必須提倡這種權利思想。其實“權利”的本義隻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後來才變成法律給予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中國古代思想也未嚐沒有這種“義權”的觀念。孟子說的最明白：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這正是“權利”的意義。“一介不以與人”是尊重自己所應有；“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尊重他人所應有。推而廣之，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正是個人自尊其所應有，自行其所謂是。孔墨兩家都還有這種氣概。但柔道之教訓，以隨順不爭“犯而不校”為處世之道，以“吃虧”為積德之基，風氣既成，就無人肯自衛其所應有，亦無人肯與強有力者爭持其所謂是。梁先生們所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隻是這種不爭不校的風氣造成的習慣。在這種習慣支配之下，就有了法律規定的人權民權，人民也不會享用，不會愛護的。
然而普通人的知識和能力究竟有限，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些什麼，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夠監護自己的權利。中國人所以不愛護權利，不但是長久受了不爭與吃虧的宗教與思想的影響，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法製演進史上缺乏了一個法律辯護士的職業。我們的老祖宗隻知道崇拜包龍圖式的清官，卻不曾提倡一個律師職業出來做人民權利的保護者。除了王安石一流遠見的政治家之外，多數儒生都不肯承認法律是應該列為學校科目的。士大夫不學法律，所以法律刑名的專家學識都落在一種受社會輕視的階級的手裏，至高的不過為刑名師爺，下流的便成了訟棍狀師。刑名師爺是幫助官府斷案的；人民的辯護還得倚賴自己，狀師訟棍都不能出麵辯護，至多不過替人民寫狀子，在黑影子裏“把案”而已。我們看《四進士》戲裏訟師宋士傑替他的幹女兒打官司，狀子是按院大人代寫的，是宋士傑出庭代訴的，還幾乎完全敗訴了，我們看這戲的用意，可以想見我們的老祖宗到了近代也未嚐不感覺到法律辯護士的需要。但《四進士》的編著者是個無名的天才，他的見解完全不能代表中國的一般社會。普通人民都隻知道訟棍是惹不得的，宋士傑是人間少有的，同包龍圖一樣的不易得。所以他們隻希望終身不入公門，不上公堂；上了公堂，他們隻準備遭殃，絲毫沒有抵擋，沒有保障。好勝是天性，而肯吃虧是反人情。中國人的肯吃虧、不好訟，未必是宗教與哲學造成的，絕大的造因是因為幾千年來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律師階級。
西洋人的權利思想的發達同他們的宗教信條正相反。基督教的教主也是教人不抵抗強權的：“有人打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打。”然而基教的信條終久不能埋沒羅馬人提倡法律的精神。羅馬不但遺留下了《羅馬法典》，更重要的是她遺留下的法學與辯護製度。士大夫肯終身研究法律，肯出力替人民打官司；肯承認法律辯護是高尚的職業，而替人伸冤昭枉是光榮的功績，——有了這種風氣和製度，然後人民有權利可說。我們不要忘了：中古歐洲遺留下的最古的大學，第一個（Salerno）是醫科大學，第二個（Bologna）就是法科大學，第三個（巴黎）才是神科大學。我們的士大夫是“讀書萬卷不讀律”的，不讀律，所以沒有辯護士，隻能有訟棍：訟棍是不能保障人民權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