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21.“做愛”考
語言學家趙元任二十年代在清華任教，陳寅恪是他的舊友兼同事，當時還未婚娶；後來陳寅恪幹脆住到趙家隔壁，平時就到趙家搭食。以後趙元任及夫人在《憶寅恪》一文中記：“……以後遇見郝更生的女朋友高仰喬女士，他們正在做愛，其時高有一個義姊和寅恪年歲相當，我們就背後商量給他們做媒吧。……我們就給寅恪帶到高家讓他們見麵，以後又鼓動他常去談談。……不久他真和唐筼女士結婚，就分住了。”
我在書稿中引用了這段文字，朋友幫我校讀書稿時質疑：“他們正在做愛”那一句相當礙眼，“做愛”應是“戀愛”吧？
於是查證原文。——我引用《憶寅恪》，是根據台灣版的《談陳寅恪》。但沒錯，確實是“做愛”！
再查大陸版的《陳寅恪印象》、《追憶陳寅恪》，都收錄了《憶寅恪》。“他們正在做愛”一句，在《陳寅恪印象》中作“他們正在談做愛”，在《追憶陳寅恪》中作“他們正在戀愛”。——可見，“他們正在做愛”並不錯，隻是大陸版未加說明地改成“他們正在戀愛”，於是我的朋友反倒以為是我引用錯了。
由上下文看，“做愛”並非我們現在表達的性愛之義，而是與戀愛同義。因為大陸的編選者或出版者沒有考慮及此，想當然以為“做愛”用錯，就直接改成“談做愛”和“戀愛”了。
當然，你可以繼續質疑：這隻是孤證。難道台灣版《談陳寅恪》就不會錯嗎？
那就再舉一證。《圍城》第五章寫方鴻漸等乘船由上海去寧波，趙辛楣跟方鴻漸閑聊：“……女人不肯花錢買書，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買糖、衣料、化妝品，送給女人，而對於書隻肯借給她，不買了送她，女人也不要他送。這是什麼道理？借了要還的，一借一還，一本書可以做兩次接觸的借口，而且不著痕跡。這是男女戀愛必然的初步，一借書，問題就大了。”
以上引文據《圍城》目前的通行本，也即錢鍾書1980年“順手有節製地修改了一些字句”的重印本。《圍城》1946—1947年最早連載於《文藝複興》雜誌，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社公司初版。我當然沒有珍稀的初版，但我偶爾翻檢胥智芬先生整理的《〈圍城〉彙校本》，竟發現了初版與重印本的有趣差別：“這是男女戀愛必然的初步”，初版原作“這是男女做愛必然的初步”！（順便說一句：僅此一例已足以說明《〈圍城〉彙校本》的價值，當年錢鍾書告胥智芬及四川文藝出版社變相盜版《圍城》，顯然不夠公平。）
至此，我以為足以斷定：“做愛”原義指戀愛，但不大流行，故以後在大陸絕跡，僅在台灣繼續使用。從構詞角度看，“做愛”跟“做家”（持家）、“做假”、“做媒”、“做嘴”（親嘴）、“做親”（成親）等詞語同例，“做愛”不過是“愛”的動詞化。
那麼“做愛”何以會變成專指性愛之義呢？我猜想有兩種可能：一、大陸已不明白台灣所說的“做愛”之義，想當然以為是英語MAKE LOVE的意譯，因此就將“做愛”理解為性愛；二、大陸有意無意地借用語義文雅而曖昧的“做愛”，代替粗鄙而直接的“上床”、“性交”、“發生關係”之類，表示他們羞於直接表示的性愛。（不過需要說明，我們從來都傾向於使用最不“性”感的詞語來表示性愛，以減少話語交流的粗鄙性；比如“上床”、“性交”、“發生關係”等等，字麵本來十分“幹淨”，一開始使用時應當也相當文雅含蓄；隻不過當它們成為最大眾最俚俗的詞語之後，在日常語境中也就顯得粗鄙化。可見詞義並不取決於字麵本身，而取決於語感，語感則最終取決於語境。）
盡管如此，語言畢竟約定俗成。既然我們已習慣了“做愛”的今義，也就不必恢複它的舊義。考辨此語，不過就事求是，聊增掌故而已。
不論“做愛”是指戀愛或者性愛，拍拖或者上床，都無關緊要。最緊要的是，讓我們敢做敢愛，讓我們做得更好。
補記：
賀麟四十年代回憶，張蔭麟曾與y小姐有婚外戀，並表示：“作愛是要有一番精神的，愛的生活異常緊張，不是好玩的事。”（《我所認識的蔭麟》）又，同一時期羅常培有《茶山歌》一文，記錄滇西地方民歌歌譜時說：“第一首係男女作愛時所唱……”（收入《語言與文化》)這裏的“作愛”也就是“做愛”，當然都是指男女戀愛——哪有在床上做愛時唱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