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了一趟威尼斯，時間不長，他沒有向家裏提及任何事，他知道父親決不會同意他娶一位中國女子為妻。他在威尼斯鬱鬱寡歡地打發著時間，後來他接到傳喚，齊亞諾部長要召開一個秘密的基本情況介紹會，這令他十分不安。在會議結束時，部長直視著這位年輕人。
“你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前程，有許多機會在為你敞開大門，但是允許我給你提一個建議：‘寧找鄰家女，莫娶陌生人。’我本人一直認為這是個至理名言。很奇怪，中國人與我們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據我回憶就是這樣！”顯然，齊亞諾已經知道了一切，而且他希望年輕的意大利人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
威尼斯人乘坐“維爾代伯爵”號商船返回上海，這是一次漫長但熟悉的旅行。航程中，他發現形勢發生了變化。當局已經命令唐，水上警察隊的負責人，嚴打長江上的水匪江盜。由於這位負責人沒有足夠的資源來鏟除日益猖獗的水匪江盜，而水匪江盜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部署水上防衛，所以雙方相互妥協。這樣一來，水匪江盜在安全地帶，即事先知道沒有水警襲擊的地方繼續作案，而政府出於政治、軍事或外交等方麵的考慮而給予保護的船隻現在也得到了安全行駛的保證——水匪江盜們通過一個每月變更的信號獲知“不許碰的”船隻要走的精確路線。
上海依然處於混亂之中。抗日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形形色色、貪得無厭的外國人和中國公民利用各種機會發戰爭財。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陷入絕境，7月，國民黨中央政府被迫退守重慶。
綁架、謀財害命案件呈上升趨勢，特別是在租界區。意大利僑民和官員因一位名叫內維奧·弗蘭切斯基（Nevio Franceschi）的意大利律師在吳淞口被綁架而陷入恐慌之中。當時，弗蘭切斯基坐船從內陸回上海，不料在船即將到達吳淞口時被水匪江盜的船攔截。不過，那些水匪江盜並非為了實施搶劫，而是受他人指使幫助攔截律師搭乘的這條船。待那條船一被截停，一夥綁匪就上了船，並從乘客中揪出了他們要找的人。出乎意料的是，那夥綁匪還向船長表示歉意，之後帶著俘獲的律師回到了他們自己的船上。等水警趕到事發現場時，歹徒乘坐的小船已經消失在吳淞口周圍曲曲彎彎的沼澤地中了。在事發的一周後，一封蹩腳的英文信寄到了意大利領事館，索要巨額贖金。因為贖金巨大，領事館陷入了焦慮和錯愕之中。駐天津租界意大利警署的一位經驗豐富、名叫魯道夫·拉塔塔拉（Rodolfo Latartara）的警官被抽調到上海，協助負責調查此案的中國人一起破案。這位意大利駐上海領事館的中國雇員名叫蔣，因為睿智還被齊亞諾稱為“孔聖人”。蔣幫助拉塔塔拉處理與中國警察的溝通協調事宜。歹徒在寄給領事館的信中提出，待贖金一準備好，領事館方麵就在當地的日報上刊登一條暗號啟示。意大利當局無意交付贖金，他們隻能盡量拖延時間來繼續案件的調查。兩個月過去了，案情毫無進展，就在此時，一種有關綁匪抓錯了人的說法突然出現並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弗蘭切斯基的合作夥伴，一位確鑿無疑的威尼斯律師，本應該在那條被綁匪劫持的船上，但是因為意外的事情不能脫身而取消了行程，他的合作夥伴，也就是弗蘭切斯基頂替了他的艙位上了那條船。這一事實在當地媒體上進行了大量報道，案件調查者發布了一份正式聲明，要求綁匪釋放被劫持人員，並警告說不會交付贖金。一周後，弗蘭切斯基被發現蒙著眼、堵著嘴、捆綁在黃浦江上的一個防波堤上。那些“紳士綁匪”道歉說不好意思抓錯了人，他們還表示這是他們頭一年嚐試綁架人，他們相信自己毫無疑問會在來年幹得出色得多！
上海成了納粹活動和諜報工作的溫床。大多數在華的意大利人都為他們的國家與德國的盟國關係而感到羞恥，盡管不斷進行中的宣傳運動稱兩國獨裁者之間的同誌情誼尚在。齊亞諾本人已經逐漸意識到與德國的盟國關係是一個錯誤，正如他在日記中寫道：“希特勒背信棄義，是個靠不住的人；你不能和他一起卷入到政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