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重返故裏 1
在小徐，我朋友叫的一位來機場接我的司機的燦爛笑容中，北京歡迎著我的到來。他向我深鞠了一躬以示歡迎，他綻放著笑容，露出潔白的牙齒，這似乎象征著故國對我這個海外赤子所給予的樸實的溫暖。
我上了車，並立馬告訴他我生在中國，我母親是中國人。我這樣做是因為，在內心深處，我希望贏得他的同情和愛戴，贏得他的感情，我擔心這裏沒有人會再次對我有感情。他問我是否來中國探親。我回答說他們都去世了。這樣說會簡單點。旋即，他的表情變了，聲調也變了。
因為對話難以繼續，所以我也改變了話題。在漫長的旅行之後，我已經沒有欲望來構想複雜的中文句子或是盡量揣測一個簡單的語調的變化意味著什麼了。
我怔怔地望著坐在方向盤後的這位中國男子。在我的記憶裏，中國“司機”的形象一直是拉著黃包車的樣子。
離開中國時，我帶著一隻手提箱，回到中國時，我隻帶了一個包。在其間的歲月中，我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如何一身輕便地享受旅行。
在酒店裏，我給米蘭的家裏打了個電話，告訴他們我已安全抵達，並讓他們不要擔心意大利某報所報道的中國爆發瘧疾的事情。兒時的我發過高燒，所以我調侃說，在房間空調呼呼的冷氣的吹送下，我更有可能被凍死。
數月來，我一直夢想著睡在一張圍了蚊帳的床上——不過，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我蓋著羊毛毯，空調嗡嗡的叫聲攪得我有點心煩。我還告訴女兒說，我在繼續飲用米蘭的中醫給我開的蜂蜜，我在中國首先要買的東西是兩盒針灸針，因為我已經決定，從現在開始，我將遵循傳統，用針灸來給自己治病。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意大利米蘭Maison Antonio Fusco從事公關工作因為我有時差反應，也因為我一到北京即與我那位朋友以及她的西方圈子裏的朋友呆了一些時間，所以真正為回到中國而感到興奮是過了一會兒的事情。就連在從機場回來的路上，我也為所見的中國男男女女們穿著西服的景象吃了一驚——不少女性留著短發，燙了頭。在我所住的這家現代的豪華酒店裏，有幾間酒吧，裏麵擠滿了外國遊客和商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這讓我更為吃驚。我注意到中國人和日本人在外形上真的十分相似：同樣烏黑閃亮的頭發，高高的、突出的顴骨，平平的鼻子，杏仁似的眼睛。通常，我是通過他們的文化行為來了解他們天生的差異的：手勢、舉止、麵部表情和微笑。躺在床上昏昏欲睡，我想著過去幾個小時我所看見的一切，感覺自己是在東京而不是北京。
在北京的頭一個晚上，我在一碗菜湯裏重新找回了我久違的中國！自從少時離開中國，我就再也沒有嚐過如此辛辣美味的菜湯了。在抵達中國的頭幾天，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品嚐那些美味上，因為味覺是再度喚醒我沉睡記憶的第一感覺。
逃離了無一例外是外國遊客頻繁到訪的酒店的閑適，我決定出去探個究竟。一大早我就出了門，尋找“我的”中國。我用鼻子努力尋找那些記憶中的、與其他無數味道混合在一起的香味。我走過大橋，穿過馬路，在一個個小攤、小店前駐足，品嚐著油炸水果片、菱角、芝麻酥和一碗麵條。在我一邊走著一邊探尋著的時候，我的其他官能也被逐漸調動起來了。在味覺和嗅覺之後，聽覺也是一種很大程度上重新點燃我的記憶的感覺。
穿旗袍的我，2008年於意大利米蘭市場上的中國女人高聲叫賣的聲音讓我深受觸動。那些女人一個個用普通話以一種調整過了的、節奏單調的聲音兜售著她們的物品。像自行車上的鈴鐺不斷發出的這樣的吵鬧聲對我來說十分新鮮，而其他曾經熟悉的喧鬧聲已經消逝了。追尋著另外一種由香料、草藥、植物的根須、有治療功效的膏藥發出的獨特的氣味，我走進了一家藥店。
就連那濕熱的、殘留著人們身上的氣味以及飄蕩著食物和鮮花香味的微風拂過我的肌膚也讓我頗有感觸。在五種感官中，視覺是已經喪失了其大多數記憶的一個。
在我離開米蘭前，我花了很長時間來研讀德國攝影師海達·莫裏森（Hedda Morrison）在她的一本攝影集中的那些老北京的照片，這位攝影師曾於1933年至1946年在北京生活。在她久居北京的那段歲月中，她拍攝了許許多多老北京的照片，我審視著那些照片，試圖從中獲取有關一個我記不得的城市的某種曆史背景，畢竟，我在很小的時候在這裏生活了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莫裏森的照片中有許多都是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快照，我迫不及待地想將它們與我自己對北京的印象進行比較。
有一張前門火車站的照片：相片中，有一排排馬拉的車廂，還有用來出租的人力牽引的車輛，一輛輛順著牆排列著。
另外一張照片拍攝的是城牆附近的一個街角，在最顯著的地方，有一隊馱著貨物的駱駝走過。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張照片是在景山照的：柱廊依舊矗立著，其下有裝飾用的主題繪畫，而遠處的背景卻是一排排破舊不堪、搖搖欲墜的平磚房——多麼強烈的反差！而這種鮮明的對比在這座古老的城市中依然可見。
另外一張照片表現的是一個叫賣李子汁的小販，他帶著一個用來敲打以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的銅鑼。在鍾鼓樓腳下，小販們兜售著冰糖葫蘆。還有一張很有意思的照片，抬著一頂空轎子的迎親隊伍吹吹打打地朝著新娘家走去。
莫裏森的攝影集就像一遝家書。現在我生活在海外，中國就像是我常常會深情思念起的母親。我為她而自豪。
我從莫裏森的黑白照片一下子來到了色彩明豔的世界。預示著暴風雨即將來臨的燒紅的天空高掛著，天氣熱得要把大地烤焦了似的。長長的街道兩邊是高大的樓宇和現代化的建築物。人們肩上扛著自行車進進出出這些玻璃的摩天大廈。許多街道現在成了建築工地，鏟土機、挖掘機和起重機轟隆的聲音不絕於耳。馬路上車流如織，日本小轎車和摩托車在奔跑著。
我出發去探究這座城市，用一個列在我的旅行指南中的、作為界標的紀念碑作為導引。我走進了北京內城［北京內城被西方人稱為“韃靼城”（Tartar City）——譯注］，街道更窄了，內城裏到處都是小店鋪、宅子、酒館和客棧。我走進了一條窄巷——胡同。這些狹窄的街道兩邊是灰色的牆，現代化建設並沒有將之侵蝕，而是依然保留著古樸的韻味。這些胡同是北京城最繁華的地區，人流如織，甚至就連自行車也難以通行。在這裏，你可以有千奇百怪的發現：一座改作俗用、有著各種用途的寺廟，一家仍保留著原有招牌的老字店藥店，一家專賣麵具和風箏的鋪子。來來往往於這些胡同中的人大約有上千萬之眾，我感覺好像觸摸到了真正的北京的脈搏。
被一種難以名狀的好奇心驅使著，我探頭往四合院裏看——看院門是否開著或半開著。在一個四合院裏，幾位老人正在下棋，幾個柳條籃、幾隻鳥籠、幾輛自行車將他們的身體遮住了一半；打著赤腳的孩子們在追逐嬉戲。我研究著那些老人的臉，想知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是否在我小時，在我生活在這片地區的某個胡同中時見過我。
盡管是異想天開，但是這確實可能就是我在繈褓之中時所呆過的胡同，就是我與阿媽，我的保姆，最初建立深深的、持久的情感紐帶之地。
我穿過北京城低矮淩亂的建築群之間的小街小巷，一路上，時而是發黴的味道，時而是塵土的氣息，其中夾雜著炸油條的飄香。我無法抗拒誘惑，回到酒店時我的手上拿著幾根這久違了的美味。
我要小徐駕車帶我去天安門廣場，在那裏，所有的窄街窄巷集中於一點。一到廣場，我立刻被那寬闊平坦的氣勢所震懾了，它是那麼的大，以至於在其中行走感覺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樣。
廣場中央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那些為革命戰爭而英勇犧牲的先烈們。在紀念碑的底坐上坐著一位老人，他捋著自己稀疏的花白胡子，似乎對他周圍的一切渾然不覺——孩子們歡笑著，一隻飛箏逆著風向空中飛去，一輛折疊式嬰兒車在人行道上走過時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已是正午了。那位老人站起身，倚靠在他那根竹子做的拐棍上。
天安門廣場以前總是舉行盛大的宮廷活動和儀式之地，也是那些傳遞清王朝詔令的信使們出發前往全國各地的地方。而現在它成了人民的廣場，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周年慶典活動的地方。毛主席紀念堂位於廣場南部，望著它，我意識到廣場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地方。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是永不磨滅的，隻要看看那些每天早上排著隊等候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的人流就可以知道這一點。
當我排著隊等候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的時候，我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在悶熱的氛圍中無法喘息，我的視線變得模糊不清，我四處摸索著找個什麼東西倚靠一下。我順著紀念堂的一個粗糙的柱基虛弱地滑倒下來，而我的司機小徐見勢跑過來撿回我那頂滾到台階上的草帽。“病了，病了。”我叫著對他說。突然，一位警衛衝過來，他也不理睬我，而是對著司機，堅決地說：“她不能呆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