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女士病了。”我的司機回答說，但是那位警衛仿佛沒聽見似的抬高了嗓門，重複道：“她不能呆在那兒！”
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倚靠著小徐的胳膊，重新站回隊裏。慢慢地、顫抖著一路朝著那個有四台巨大的風扇製冷、立刻讓我感覺舒服點兒了的瞻仰廳走去。
紀念堂裏很大、很空曠，燈光朦朦朧朧的。偉大舵手躺在水晶棺內，身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瞻仰者隻能看見他的頭部。他的麵色呈玫紅，我記得他那與眾不同的雙下巴。他的黑發從寬闊的額頭向後梳著，就像在照片中的一樣。
瞻仰的人群分成兩列，從水晶棺的兩側緩緩走過，沒有機會作更多的停留。我們拖著雙腳慢慢地、靜靜地前行，宛若個子矮小的排頭兵。
走出瞻仰廳，重新回到悶熱之中，我又開始感覺不舒服了。我靠在一根柱子上，又一次滑落在地。這一次沒有警衛幹涉，也許是因為我已經通過了安全門。
我聽見有人在叫我：“何小姐，何小姐！”是我的司機正背著我上車。我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感到暈眩，四肢無力。
司機背著我朝車子走去。我在他身上趴了一小會兒，然後才叫他放我下來。他一把我放下，我就癱倒在地，聽見小徐再一次對我喊叫：“何小姐，何小姐。”
我躺在地上想，也許我的宿命就是死在中國——我的出生之地。
一個帶著孩子、身體嬌小的女人向我走來。她坐下來，用她的陽傘給我遮陰，還要那個小男孩給我扇扇子。小男孩不吵不鬧，乖乖地照做了。司機走開了，準備把車開過來接我。有陽傘遮陰，還有小男孩扇出的微風，一下子就讓我感覺舒服點了。我想感謝這位不裝腔作勢的婦女，人群中唯一一個上前幫助我的人。於是我虛弱地伸出手，回答她的問題說我來自意大利。“啊，意大利！”她重複道，好像意大利對她來說有什麼特別意義似的。之後，她更加大聲地命令小男孩集中精力為我扇扇子。她是來自華北陝西省的一位農婦，那個小男孩是她的小弟弟。他們是來瞻仰毛主席遺容的。
司機回來了，對那位婦女照顧我表示感謝。我要他給她一點錢表示謝意，盡管我一再堅持，但是她堅持不收。
我再次趴到小徐的背上，他背著我快速地穿過廣場，穿過人群，把我安置在車上。車內的空調馬上讓我精神煥發了。
我已經喜歡上了我的司機，他知道什麼時候保持沉默，而且他細心周到，十分能幹。在我與他聊天的時候，他會積極地回應，並且理解我用並不流暢的普通話說的所有的話的意思。他還糾正我的發音，並教我用正確的詞語來表達。盡管他的歌也唱得不錯，不過有點掃興的是他用假嗓子唱，就像那些用中國戲曲的演唱方式來表演詠歎調的歌手，有點滑稽可笑。
他說他喜歡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羅蒂，他把Pavarotti稱作“Pavalotti”，他還不停地說“胖了，胖了”，說帕瓦羅蒂很胖。我回答說他已經減肥了。他不相信我的話，鬆手放開方向盤，兩隻胳膊環抱著攤開，不停地說“胖了”，並開懷大笑。也許他喜歡帕瓦羅蒂肥胖的這一事實吧。
在其他事情中，我一直對了解中國婦女可能有多大變化以及西方的模式在這裏有多流行非常好奇——不僅僅是對年輕女性，而且還有她們的母親。直到現在，我對中國女性的定義還被兒時所接觸的女性所影響著：我的保姆阿媽，我的母親、外婆、曾外婆，還有我的許多姨媽們。在那個年代，好女人的標準就是賢妻良母。理想的儒家社會就是一個沒有未婚男女的社會。在我的童年歲月裏，女孩子都要接受更嚴厲的成長和教育：她們得快快長大，並在十多歲以前就開始學會作女人之道。她們得比兄弟們起得早，她們得更精心地打扮，她們還得幫著燒火做飯、照顧弟弟妹妹——她們玩得少，做得多。她們用一種逆來順受的語氣與人說話，她們的舉止總是那麼優雅。笑不露齒是封建社會女子所遵從的美德。她們不得讓陌生人一睹芳容。她們越是內斂持重，就越顯得高貴。
在書香門第之家，她們除了學習刺繡，還要懂得讀書寫字。在她們最初的嬉戲調情中，她們絕不會首先采取主動。她們表達感情的方式是允許男方瞟一眼她們穿著的小紅鞋的鞋尖或是赴元宵燈會。重男輕女的思想鼓勵了社會的納妾之風。如果一位妻子給丈夫生了眾多的女兒而沒有男丁，她自己也會敦促丈夫再娶一房老婆。婚姻被認為是一個家庭事務而不是一件個人的事情。總之，中國的妻子們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下保守著她們的社會地位。
我發現，通過觀察中國女性，特別是通過與她們攀談，她們確實有了很多的改變。
其中一個主要的改變是涉及婚姻法。如今法律已經明令婚姻自由，也就是說，女兒家們最終有權利選擇她們自己的丈夫。
幾乎所有的女人都會婚嫁：她們不會自主地選擇獨身。對中國人來說，西方最該譴責的“不合情理之事”就是未婚女人太多。其他新的準則包括一夫一妻製、離婚自由，還有涉及計劃生育的墮胎、藥物使用以及上環、不孕不育等。
如今，許多女性也在一向由男性主宰的領域任職，比如說工程、航空航天、商船以及公共和政府部門。比如說，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的就是一位女性，還有中國銀行的行長也是一位女性。
而今，女性可以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那些通過一項特別遴選考試的女性還被派到國外進行長時間的碩士學位學習。所有畢業的女大學生都渴望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沒有人想回到她們的出生之地或是想在一個小城鎮裏找份工作。她們是職業女性，像西方的職場女性一樣雄心壯誌，野心勃勃。
然而，頑固不化的大男子主義依舊斷言了女性始終處於弱者的地位。沒有什麼正當的理由，在職場，男性的就業機會就是高過女性，哪怕他們的學曆比女性的低。其結果是，一些院校甚至減少了女生的入學人數。我是通過許多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女生而得知這一點的。
對所有外來事物的狂熱加速了各種傳統的現代化進程：從昔日的裹腳到今天的比基尼。感謝那大膽的尼龍的透明，我才得以注意到中國女性為了讓胸部看起來更豐滿、更挺拔，更接近歐洲女性的尺寸而穿著有襯墊的文胸。她們燙發，追逐歐洲的時尚音樂潮流。她們與各自的“男朋友”手拖著手或是相互摟著腰散步逛街。不管是通過這種方式還是通過那種方式，總是由外國人來教會中國人該如何現代化。我到訪的每一戶人家都有一台冰箱和一台彩電。中國人經常上影院。票價不貴，而電影給無趣單調的生活注入了一點奢侈和色彩，而這樣反過來也有利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女性生活在一個高度控製的、幾乎是受嚴格統治而不夠人性化的社會中西方稱之為Orwellian Society，這一用語源自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1984》中描述的那個“大兄弟社會”（big brother society）。在奧維爾虛構的那個世界裏，掌權者，即大兄弟（big brother），“悉心照料”著每一個人。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在大兄弟的監視之下——譯注。。她們依然有個“大姐妹”，稱之為單位，也就是她們所屬的工作或學習機構。該單位時時刻刻監視並掌管著這位女性的一舉一動，特別是在“五大脆弱時期”：例假期、懷孕期、哺乳期、斷奶期以及更年期。在這個單位裏，絲毫沒有個人隱私可言。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女性的職責是通過工作來建設國家和養育家庭。一種新的社會意識目前已經取代了以往的家庭觀念。這種社會精神是一個新的概念。多少個世紀以來，家庭一直被視為是至高無上的東西——它是由儒家思想所強加的唯一的體係，每個道義上的行為準則所遵循的出發點。
70年代末，中國的家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中國大家庭以往常常是三世或四世同堂、共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家庭單位。由於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流動性的增加，這些大家庭逐漸分解，小家庭的比重迅速增加。政府當前鼓勵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子，盡管這種家庭為數還不多。計劃生育給予了中國婦女更多的自由來投身到有償的生產工作中去。
有那麼一周的時間，我每天早上8點半準時離開酒店，就好像出門上班一樣，就連在周日也是如此。在星期天，我觀察人們的衣著打扮，注意到中國男人都喜歡穿幾乎透明的、在襪口邊有刺繡的尼龍襪以及能讓他們看起來高個兩三英寸的、用牛皮層疊而成的鞋跟的鞋。我還注意到，幾乎沒有人再穿布鞋。它們已經被運動鞋和皮鞋所取代。納鞋底發出的沙沙聲——一種緩慢而沉重的噪聲，如同拖著腳走在濕漉漉的樹葉上發出的響聲——已經成為過去，一去不複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