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之間肯定有著太多的故事和秘密，隻是可惜無法探知了。但有一個細節讓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後，梁湘病重，八十多歲的任仲夷不顧年老體衰，多次親往探望。病危通知書下達之時，任仲夷正在醫院輸液，聽到消息後，他馬上拔掉針頭，執意讓家人攙扶著，趕到病房，緊緊握住梁湘的手，無語凝咽，老淚縱橫……
在采訪中，我還聽到一個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騰飛的同時，位於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業區也以驚世駭俗之舉引起社會矚目。蛇口工業區隸屬於國家交通部，管委會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幹部，曾任中國駐印尼雅加達總領事館領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務副總經理，此人有膽有識，敢作敢為。任仲夷經過多方考察後，深知此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幹才，考慮到特區工作過於繁重，而梁湘又身兼兩職，便以省委的名義向中央推薦袁庚擬任副省長兼深圳市市長。中央組織部經過相關程序後，同意省委意見，並頒布了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試驗剛剛全麵啟動，自己不願離開。另一個原因是自己與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無意為官，決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一些實質性的探索。
任仲夷經過慎重考慮後，理解並同意了袁庚的請求。後來又反複向中組部解釋，最終收回成命。
不久之後，任仲夷主持省委常委會，專門為蛇口工業區製定了一個“31號文件”，賦予四大特權，使之成為中國大陸上第一個真正實現政企分離的企業，為袁庚的改革掃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為中國最先鋒也是最鮮亮的“改革試管”。
如果說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皇冠，那麼蛇口就是這頂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讓，相得益彰，成為一段曆史佳話。
那一年，青澀男孩鄭炎潮還是華南師範大學的一位在讀研究生，專業是經濟學。
這時候，他用自己的眼睛驚奇地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馬克思經典著作與廣東現實之間竟然存在著尖銳的矛盾！
按照馬克思《 資本論 》中的界定，個體經濟的雇工不能超過8人，超過這個數目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其性質是資本家剝削。根據這個論斷，1980年出台的中央75號文件，對個體經濟的幫工和學徒數目進行了明確限定，不允許超過雇工8人的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但是，廣州的現實情況卻是大相徑庭，幾百年通商口岸的曆史在這裏積澱了豐厚的經商傳統，政治氣候稍稍回暖，以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等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個體戶已在街頭巷尾星火重燃。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與港、澳地區聯係的增多和外資企業的逐漸進入，以服裝、皮具、電器、餐飲等行業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營工廠的規模越來越大，雇工數目何止8人，有的已經突破80人，甚至800人。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經濟呢？他們都是新興的資本家嗎？
此時，“私”字在中國還是一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名詞，官方理論界仍然堅持馬克思的說法，言辭很是霸權，甚至殺氣騰騰。他們說，個體企業的再擴大就是私營化，而私營化就是私有製，私有製就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經濟，允許私有製經濟發展，中國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這時，1981年12月30日，國務院又出台了嚴格控製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規定，輿論界蔑視其為“盲流”。
麵對這種現狀，鄭炎潮很是擔心，但這個課題卻又強烈地吸引著他。於是，這個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研究生在畢業論文裏悄悄地列出一章，開始專門探討。他走街穿巷，對廣州市超過8個雇工的個體企業進行了大量調查，為這種新興的經濟形式定義了一個名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無疑，這個概念太敏感、太越軌了。論文答辯前夕，導師明確告訴他，這一章必須放棄，如不放棄，答辯肯定不能過關，他也不能畢業，更分配不了工作。
鄭炎潮很迷茫，很痛苦，也很不甘心。這時候，他偶然聽到一則消息：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很重視個體經濟的發展，最近曾要求廣東學術界專門研究這個問題。於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突發奇想，把這一敏感的章節單獨抽出來，買了一張8分錢郵票，用平信寄了出去。
讓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僅僅幾天之後，任仲夷的電話就來了。
任仲夷的電話是親自打給學校研究生院辦公室的，說要找小鄭。辦公室人員根本沒想到對方就是省委第一書記，說小鄭不在，有什麼事我們轉告吧。任仲夷說這個事可沒法轉告，我要和小鄭本人見麵談談。於是就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讓鄭炎潮晚上與他聯係。
那一天晚上，這個平時羞與人言的農家小夥子忐忐忑忑地撥通了省委第一書記辦公室的電話。
“您是任書記吧？”
“是啊。”
“我是鄭炎潮，您打電話找我嗎？”
“是啊，我打電話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麼事嗎？”
“你的論文，我收到了，感覺非常好，我想約你談談這個事，你有沒有時間來？”
“好啊，我也想請教您啊。”
“明天來吧，怎麼樣？我接你過來。”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車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來，我派車接你。是我請你的嘛，怎麼能讓你自己來？”
鄭炎潮的心激動得“嗵嗵”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書記的專車到學校接他會引起什麼後果，他隻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他的秘密。於是就在電話裏結結巴巴地解釋著，堅持要自己去。最後，任仲夷隻好同意了，並告訴明天下午3時在省委辦公樓三樓辦公室等他。
談起那一天，鄭炎潮永遠記得。
第一次走進省委大院，而且是麵見省委第一書記，對於這個鄉下出身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太離奇了，太緊張了。當走進那棟神秘的辦公樓時，他愈發地雙手顫抖，心如撞兔。他被領進了一間寬大且簡樸的辦公室，一位滿頭白發滿臉皺褶的老者微笑著迎了出來，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著。當他明白這一掌溫暖，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時，心底那一隻驚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見了，他猛地感到麵前這位慈善的老者極像自己鄉下的父親。這位慈善的父親告訴他，自己46年前上大學時，專業也是經濟學，自己也曾對理論感興趣，後來在戰爭間隙還寫過一本書叫《政治經濟學》……他們的話題就這樣徐徐展開了。
原來，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對新興的個體經濟和雇工經營並沒有橫加“製止”和“糾正”，而且一直在努力為其爭取著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廣東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國第一個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還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個體勞動者協會。
鄭炎潮不知道，此時的任仲夷正在被“陳誌雄事件”困擾著。
陳誌雄是廣東省高要縣沙浦公社社員，1980年承包魚塘141畝，夫妻倆參加勞動，雇請固定工1人，臨時工400個工日；1981年承包497畝，雇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廣東省委認為“集體增加了收入，承包者也有所得益”，應大力推廣。但在1982年初召開的全國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討論會上，認為陳誌雄已經不是以個人勞動為基礎，而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經營，其資本主義性質是明顯的。於是，新華社某記者以《廣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承包大戶》為題寫了一份內參，引起高層重視。幾天後，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領導的批示送到了任仲夷的手上：“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確實性如何。如果屬實，不知省委怎樣看法？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製度，需要做出明確規定予以製止和糾正，並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製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這個批示，無疑是下了一道討伐“雇工”令。
正是這個時候，任仲夷收到了鄭炎潮的來信。
鄭炎潮結合調研資料和一些具體案例，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闡述。
任仲夷說：現在對於個體經濟，隻能扶持不能壓製，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頭上始終懸著一把“資本主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還怎麼發展？馬克思關於個體經濟有一個“8人規定”，但是到底超過雇工8人的個體經濟應該叫什麼，我們也沒有想好，剛好看到你的論文，這在理論上是一個重大突破和創新，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依據，我支持你！我們還要圍繞你的這些觀點，製定一個政策，給它取一個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營經濟”怎麼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從此，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正式誕生了一個全新的名詞：私營經濟。
接著，任仲夷深深地歎了一聲：“在中國搞學問不容易啊，有風險。”
“是啊，導師提醒我有麻煩，答辯可能過不了關。”
“你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的書本，人家說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說你反馬克思你就成了反馬克思。”
“我沒有反啊，馬克思也主張解放生產力，列寧還有‘新經濟政策’呢，為什麼我們不能借鑒呢？”
“不過你不要怕，時代在進步，你要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選準自己的研究方向。選準了方向就要堅持下去，堅持自己的學術品格，不要為任何非學術的評價所動。”
……
窗外的木棉樹在靜靜地諦聽著，思考著。
談話時，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撫摸著鄭炎潮。據不少見過他的人說，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雙凸出的大眼：憤怒時獵獵如火，靜思時深邃如淵，興奮時明亮如燈。“文革”時，造反派畫漫畫，就抓準他這個特點，三筆五畫，就是一副肖像。多少年後，鄭炎潮永遠銘記著那一雙慈祥的眼睛，熱熱的，亮亮的，像一盞燈，在他的心底溫暖了幾十年。
這次談話之後，鄭炎潮的論文答辯順利過關。畢業後，他也走上了經濟研究之路，直至成為一名廣東優秀的經濟學家。
這一年，廣東有關部門專門召開了一次關於雇工問題的大型研討會。由於是國內理論界第一次公開討論這個敏感話題，立時引起社會關注，中央有關部委也派負責人前來參加。經過激烈爭論後，會議認為：在我國現階段裏，雇工經營有利有弊，利大於弊，對雇工經營應因勢利導，興利除弊。會議還進一步認為，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矛盾，要多作調查研究，對一時看不清楚的問題，要多看一看，不要操之過急，更不應動輒指責和取締。
這一年，廣東省進一步出台了一係列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的措施，並組建廣東省和廣州市個體私營協會，同時劃分皮具、服裝、美容、飲食、眼鏡等行業分會，西湖路燈光夜市、一德路鹹雜幹果市場、文園電器城、番禺易發商場等專業市場紛紛成立。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一時間，廣州成了個體私營者的天堂，成了試水者冒險家最早的樂園，大街上擠滿了操著南腔北調，提著大包小包的外地批發商……
喇叭褲、牛仔裝、運動鞋、電子表、計算器、燙發頭、迪斯科、鄧麗君……“廣式潮流”引發的蝴蝶效應，像春風一樣吹綠了全國城鄉的角角落落，為正在從動亂和貧窮中走出的12億國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繽紛的時尚之花。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5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個體私營從業人員已經超過500萬人。
這500多萬名個體私營企業雇工，連同“三資企業”裏的數百萬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第一輪中國民工潮，洶湧澎湃，直至今天。
他們為傳統的中國帶來了時尚，帶來了財富，帶來了活力，也帶來了方向……
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時節，一棵初試天地冷暖的幼苗剛剛出土，或凍死荒郊，或傲霜淩寒，隻要挺過驚蟄前的冰雪肅殺，她就是天之驕子，她就占領了整個春天。
那是一個意識形態過分敏感的年代，“公”和“私”，“資”和“社”，“左”和“右”，這幾個金屬般生硬的字塊常常在天空中碰撞著，碰撞得火光四濺，錚錚作響，濃霧彌漫，空氣中的每一絲顫動，都有可能引爆一場驚雷和閃電……
1981年，廣東旅遊部門開始組織內地公民香港遊，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批驚豔的眼睛。
也是在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來廣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隻能端莊地站在舞台上，對著固定的麥克風，像做報告一樣表演。但是這一次卻出了大亂子，唱到興奮處，這位名叫羅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過麥克風，拉起電線，在舞台上邊跳邊唱，指手畫腳，搖頭擺尾，煞是陶醉。這一下引來輿論大嘩，各地報刊紛紛開炮，痛批“資產階級腐朽台風”。
炮聲越來越響，硝煙越來越濃，任仲夷不得不出麵表態，馬克思怎麼說的？難道站著唱就是社會主義，走著唱就是資本主義？我們共產黨的省委應該隻管唱什麼，不應該管怎麼唱。
東方賓館最早開設了一家營業性音樂茶座，很是火爆。笙歌悠悠中，霓虹明暗裏，青年男女在這裏唱歌，跳舞，喝咖啡，廣州人開始享受一個個溫馨浪漫的彩色之夜。
時尚漸起漸盛，街頭巷尾處處飄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濃濃的情歌情調中，款款而行的是燙發頭、喇叭褲、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內地傳言成虎：廣州街頭到處是“美軍”（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類似美國軍服）！到處是妓女！內地一位副省長來廣州出差，看到種種場麵，氣憤得在旅館裏擂牆大哭：“沒想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變成這個樣子了！”還有一位老將軍，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長歎：“靠這一代年輕人當兵上戰場，我們部隊如何能打勝仗？”於是向中央寫信控訴，痛罵廣東，堅決要求“收複失地”。
1981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萬裏來廣州督導疏港（因廣東進出口量劇增，港口吞吐量太小，致使不少外國貨輪無法報關，在公海等候，形成國際糾紛），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這位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擔心，便以一個老朋友的口吻好言相勸：“仲夷，還是管一管吧，北京議論很大啊。”
任仲夷半開玩笑地說：“萬裏同誌啊，我們要管大事，這些生活小事還是隨他吧。留胡子，我們共產黨的祖師爺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褲有什麼不好，我們老祖先在唐朝就開始穿了。至於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嗎？男女並不貼身。我們過去跳交誼舞，可都是男男女女摟在一起的。在延安時，我們黨的領袖們不是每個周末都舉辦交誼舞會嗎？”
白天鵝是第一個來粵試水的海外來客。
這是中國大陸出現的第一家五星級賓館，由香港霍英東先生投資，設計樓高四十多層，是當時廣州的最高建築。可想而知，白天鵝從開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國內輿論熱議：“共產黨怎麼能和資本家簽約呢”，“五星級賓館裏允許開妓院”……
白天鵝本來服務對象是港澳台外地客商，可是為了彙聚人氣財氣，1982年試營業時，霍英東決定向全社會開放。於是，門童的斑馬褲、迎送小姐的旗袍、銀製的餐匙、精致的牙簽、室內的瀑布等等都驚爆了廣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長，尷尬事接踵而至。原來不少廣州人此時還沒有見過牙簽、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順手就牽走了。當時衛生紙在普通市民中還未普及，因此酒店衛生間的廁紙也成了搶手貨，一天就要補上幾百卷。更讓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著時髦的帶有鐵掌釘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麵上隨意踢踏，留下了難以修補的斑斑點點。
賓館不得不有所規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內，皮鞋掌釘者禁止入內。並在門口專設了拔除鐵掌釘的工具和工作人員。
這一來，引起舉國訴訟，羊城內外，南北媒體，口誅筆伐，氣勢洶洶地圍攻這一隻剛剛出巢的白天鵝：根本不合中國國情，倡導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歧視國人，是舊中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翻版。
霍英東憂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資大陸過於冒險了。
苦惱中的霍英東決定在白天鵝請任仲夷吃一頓飯，於是便試探著發出了一份請柬。
身邊人員勸說任仲夷，這種場合還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報紙就登出來了，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頓飯，人家就會說你與資本家穿連襠褲，是把兄弟。
他邊打領帶邊笑哈哈地說：“廣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親兄弟，不僅合穿連襠褲，還同吃一個奶（指同飲珠江水）。今天親兄弟請客，又是一個出名的好機會，我為什麼不去？況且，誰規定共產黨的省委書記不能去五星級酒店呢？”
席間，麵對著境內外的新聞記者，西裝革履的任仲夷與港澳各界商人談笑如故友，滿堂生春風。
霍英東喜出望外，喚來紙筆，請他題詞。他環視大家:“題什麼好呢？”稍稍構思，援筆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白天鵝起飛之後，李嘉誠、胡應湘、鄭裕彤、利銘澤、李兆基等港商投資的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也先後落戶羊城。接著，連官方的東方賓館也擴建成了五星級。
1985年，中國公布了大陸第一批五星級酒店，共5家，前4家全在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