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木棉花開
到廣東上任的時候，他已經66歲了。麵皺如核桃，發白如秋草，牙齒幾乎全部脫落了，滿嘴盡是贗品。心髒早搏，時時伴有雜音，膽囊也隱隱作痛。但他顯然還沒有服老，1.71米的個頭，80公斤的體重，敦敦實實，走起路來，風風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響。
省委門口有一個副食店，每天淩晨3點鍾，黑黝黝的寒風中，市民們揣著魚票、油票、糖票等花花綠綠的票證，開始在這裏排隊搶購。什麼物資都缺，廣東產魚，廣東人更喜歡吃魚，可市民們每人每月隻有5角錢的魚票，還不能保證供應。副食店7點30分才開門營業，買魚的隊伍長長的，人比魚還多。排在前麵的阿公阿婆太困了，要回家再睡一覺，就放下一個替身：一把凳子，一頂帽子，或一個菜籃子……
幾天後的一個傍晚，他又來到了深圳的文錦渡口。放眼望去，河對岸就是英國政府租管的香港，高樓大廈，燈火璀璨。而自己這邊呢，黑燈瞎火，四野無聲。
就在一年前，這裏曾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大逃港事件。7萬多饑民身背行囊，扶老攜幼，麵對著荷槍實彈的邊防軍，冒死闖關，出逃香港。一位村黨支部書記向著黑壓壓的人群哭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因為跑過界河的人群中，還有他患難多年的妻子。但隔著界河拋過來的卻是一句比石頭還要生硬冰冷的詛咒：“死了以後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黑格爾稱中國曆來就是一個“災荒之國”，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農民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淒慘。
枯黃的秋風吹亂著他的滿頭白發和滿心愁霧。
這一頂白發，這一腔愁霧，就是1980年11月的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瘋狂的年代過去了，苦難的中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軌道，而瀕臨香港、澳門和台灣的廣東省還是一片低地。長期以來的戰爭思維，國家在這裏基本上沒有工業項目投資；交通更是落後，京廣鐵路在廣東境內竟然全是單線。從廣州到珠海、深圳，中間都要轉乘四五次輪渡，需要花費一天的時間；農業也不行啊，是全國最大的缺糧省份，雖然國家每年調進5億公斤，但仍是饑腸轆轆，路人相聞。1979年全省工農業生產總值人均隻有520元，遠遠低於全國平均數字636元。還有一個數字更讓粵人汗顏，偌大的廣東省，麵積是香港的200倍，而每年的創彙總量卻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與台灣相比，更是無法同日而語。
台灣海峽對岸的蔣經國一直在宣稱，讓共產黨劃給他兩個省，看看國民黨的治理水平。香港、澳門也像兩顆複雜的眼睛，在冷眼觀望著這一塊沉浮未定的大陸。
也許正是這諸多的原因，中央政府才下決心在廣東試辦經濟特區，先行一步。於是，在前任書記習仲勳上調中央後，就選派了他。
應該說，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裏，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經濟的通才。青年時代他在中國大學攻讀的專業就是政治經濟學；抗戰時期，他曾擔任八路軍某軍政幹部學校校長，並主編了黨內第一本《政治經濟學》教材；建國後長期擔任黑龍江省委書記，他的政績至今仍然傳頌在鬆花江畔；主政遼寧三年，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不僅政局平穩，經濟發展更躍至全國三甲之列。
可他畢竟已經年近古稀，又是第一次來廣東，這一片土地，能接受他嗎？
省委大院裏植滿了榕樹，這南國的公民，站在溫潤的海風中，懸掛著毛毛茸茸、長長短短的胡須，蒼老卻又年輕，很像此時的他。
但他似乎更喜歡木棉樹，高大挺拔，蒼勁有力。二月料峭，忽地一夜春風，千樹萬樹驟然迸發，那碩大豐腴的花瓣紅彤彤的，恰似一團團灼灼燃燒的火焰。又如英姿勃發的丈夫，用剛健的臂膀傲然挽起嬌美的新娘，雖然來去匆匆，卻也轟轟烈烈……
他的血液像珠江一樣奔騰起來。
他摸了摸滿頭秋草，似乎那是蓬蓬勃勃的南國春芽……
查閱中國統計年鑒：1978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為185億元，列全國第23位。可僅僅到任仲夷離任的1985年，廣東已經赫然位居榜首。短短的幾年時間，這是一個怎樣超常規的跨越！
20多年後的今天，回味那一場硝煙散盡的戰爭，好多故事仍然令人瞠目結舌，不可思議。
放開物價、市場經濟、私營企業、出讓土地、政企分離、股份製、外資銀行……在那個嚴格的計劃經濟體製年代裏，這一切都無異於玩火弄險，又無異於霧中疾行，而路途中又是一個個隱蔽的雷區，隨時都有可能被炸得人仰馬翻……
2007年8月，我應邀到廣州采訪豐田汽車公司，晚上和廣東作家吳東峰、鮑十諸位喝茶，聊及廣東經濟已超越香港、新加坡和台灣時，話題自然而然地談到了已故的中共廣東省委原第一書記任仲夷先生。吳東峰兄喟然長歎，任仲夷是廣東的恩公，實在應該寫一筆。
此時，窗外桂蘭氤氳，室內茶香濃濃。我心內猛然一頓，似乎感應到了一個神聖使命的深情呼喚。
在哈爾濱，我曾聽到關於他親手研製和推廣冰燈的傳說，那裏的人們至今仍然尊稱他為“冰燈之父”；我也去過遼寧，他冒險為烈女張誌新平反的故事更是婦孺皆知。其實，在座各位並不知曉，我與任仲夷本是同鄉，相距不過百裏，他的傳奇在我們冀南一帶也早已廣為流傳。
於是，年底的時候，我再一次趕到羊城，開始了有關任仲夷的采訪。
很多廣東人至今仍能清晰地記得當年的“魚骨天線”風波。
經濟狀況稍稍好轉，廣東沿海地區的不少家庭開始有了黑白電視。可有了電視卻沒有可看的節目，大陸電視台節目頻道少，信號不穩，且播出時間太短。很快，不知誰發現了一個好看處，那就是香港電視節目，隻需要一根帶有放大器的魚骨架形天線，用竹竿伸進天空，指向東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於是，美味的食品，漂亮的服飾，歡快的主持人，批評總督的辯論，自賣自誇的廣告，還有鄧麗君的情歌，戀人的擁抱和接吻……哇噻，香港人竟然是這樣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原來就是這般模樣？
一時間，家家戶戶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個珠江三角洲，連廣州市中心高高矮矮的樓頂上也發豆芽般地長出了密密麻麻的魚骨天線，像向日葵一樣，仰望東南。
當時正值全國輿論開始猛烈圍攻廣東的時候，“魚骨天線”事件不啻是火上澆油，再次引爆了海潮般的譴責聲，又趕上中央主抓意識形態工作的負責人正在醞釀發動“排除精神汙染”活動, 廣東更成了眾矢之的。
“香港電視每分每秒都在放毒！”
“廣州已經香港化了！”
高層某領導公開批評“廣東變修了，變爛了！”有關部門更將此定性為“反動宣傳”，必須“堅決打擊，依法嚴懲”。不少內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對廣州的精神汙染”的標語。
“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屬於意識形態的高壓線，是當時最敏感的政治問題。迫於壓力，廣東省委、省政府緊急製定措施，嚴禁收看香港電視，對違反的黨員幹部進行嚴厲處分，並嚴令各地派出工作組，動用消防車逐村逐戶地強行拆除。特別是每每有中央領導人蒞臨廣州，位於東莞某地的一個大功率幹擾電台就會施放出強烈的幹擾信號，使整個珠三角地區的電視屏幕裏飄滿茫茫大雪。
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個當年對付日本鬼子的辦法：空舍清野。工作組未進村，消防車剛出動，家家戶戶的“魚骨天線”就快速地撤下來，夜幕降臨之後，再悄悄地送上屋頂，當地人稱之為“晚上升旗，早晨降旗”。有的黨員幹部家庭被查到了，也有解釋：“孩子老婆不是黨員，他們覺悟低，是他們看的。”無法處分，隻能收繳。但僅僅是在當天晚上，另一架“魚骨頭”就伴隨著咒罵聲再一次升上了天空。
群眾罵聲如蟬鳴蛙鼓，“魚骨天線”似春樹滿山。於是，全省各地的數百輛紅色消防車，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出擊，疲於奔命，焦頭爛額，各地收繳的“魚骨天線”像柴垛一樣堆成了小山，又成噸成噸地賣給了煉鋼廠。
外商們意見更大。此時，佛山、南海、江門、中山、順德、東莞和惠州一帶的“三資企業”正在漸成氣候，無數的港、澳、台客商及東南亞華僑資本如過江之鯽，紛紛來穗試水。他們都在駐足觀望：連香港電視也不讓看，還算什麼經濟特區？我們的生意怎麼做？我們的信息哪裏來？我們的娛樂何處尋？
“魚骨天線”，恰如魚骨在喉，頓時成為任仲夷最為棘手的火辣辣的難題。
廣東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張作斌告訴我，當時的省委真是左右為難，中央三令五申，嚴禁收看，堅決拆除，而城鄉群眾怨聲載道，情緒激烈。長期下去，不僅進一步激化幹群矛盾，而且將嚴重影響外資的進入。任仲夷苦思許久，終於下定了決心。一天，他打電話把張作斌找去，給他布置了一個特殊的任務。
1983年5月上旬的一天，張作斌帶著兩名幹事，悄悄趕到深圳，住進了臨近香港的一家旅館裏，專門找了一台信號清晰的電視機，三天三夜沒睡囫圇覺，把香港電視所有的節目一一記錄下來，並寫出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交給了任仲夷。報告中分析，香港兩家電視台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是為了迎合一般香港市民的口味而設計的，比起還處於起步階段的大陸電視劇和文藝節目，自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而知識分子喜歡的是香港電視台快捷的新聞，尤其是那些轉自CNN、BBC的快訊，中央電視台要麼沒有，要麼隔一天才能看到。低俗無聊的節目時有所見，而黃色和反動的宣傳幾乎沒有。
幾天之後的一個上午，任仲夷來到省委宣傳部，召集宣傳文化係統負責人開會，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采訪時，我想方設法找到了這份當年記錄的講話稿。
在這份約5000字的講話裏，他主要談了兩個問題。一是不提倡看香港電視，要與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就是要千方百計辦好自己的廣播電視節目，豐富群眾的文娛生活。
正是在這個講話裏，他第一次提出了那個著名的觀點：“排汙不排外”。 自覺排汙是必要的、明智的，但決不能因噎廢食,籠統地反對一切外來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排汙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汙，對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文化成果，我們不僅不能排斥，還應當積極地吸收借鑒。
在整篇講話裏，對於拆除“魚骨天線”和幹擾香港頻道，他隻字未提。
就在此後的不長時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到廣州，住進了珠島賓館。按照慣例，服務員把他房間電視的香港頻道全部鎖閉了。任仲夷發現後，馬上吩咐把所有的電視頻道全部打印出來，放在電視機旁邊，方便客人選擇收看。
連續幾天，胡耀邦始終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從此之後，香港電視在任仲夷的任期內再也沒有受到強行幹擾，“魚骨天線”也成了南粵大地一道獨特的風景，在悄悄地卻是猛烈地喚醒著傳統的嶺南意識……
正是這個時候，發酵的珠江三角洲像一個碩大無朋的香噴噴的蛋糕，依靠毗鄰港澳的獨特地理優勢和僑鄉眾多的人文優勢，以較低的土地價格和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吸引了大量外資的直接進入，尤其吸引了港澳台製造業的大規模轉移，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製作、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為主要貿易形式的外向型企業迅速遍布城鄉，如春風野火，熊熊燎原，形成了星河般繁密的群落，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輪經濟大潮……
搬掉羅湖山，填平羅湖窪地，是深圳特區建設的第一項大工程。可剛剛開工，就遇到了種種人為難題，任仲夷不得不親臨現場融通。
正是從這個問題中，他又發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特區的領導班子不夠協調團結，靠這個班子打不開局麵，更別說“殺出一條血路”了。經與劉田夫、梁靈光、吳南生等人協商後，決定馬上動手調整。
經過多方考察後，他認定省委常委、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是最佳人選。
身材魁梧的梁湘是軍人出身，建國之前即隨葉劍英南下接管廣州，他不僅是一位具有開拓精神的實幹家，還十分熟悉城市管理和經濟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溢著一種飽滿的理想主義激情。
但62歲的梁湘畢竟是一位老資格的省級幹部了，而且性情剛烈如火。他明確表示不去深圳，願意繼續留任廣州。
反複談話，梁湘仍然不情願。不少資料在敘述這一段曆史時，都記載了一個相同的情節：梁湘曾為此與習仲勳大吵一架。這應是筆誤或者是以訛傳訛，因為習仲勳此時早已離開廣東工作。如果實有此事，吵架的對象應是任仲夷。這的確是一個頗具戲劇性且無比珍貴的文學細節，隻是缺少鮮活文字的詳細描述。采訪時，我曾多方刻意搜尋，但因為兩位當事人俱已作古，當時無人在場，筆者又不能妄自虛構，所以隻好無奈地望風而歎了。
不過，任仲夷並沒有輕易放棄，他再一次地約見了梁湘。
這一次的談話，他的秘書琚立銘正好值班。那是1981年1月的一天晚上，心事重重的梁湘步履蹣跚地走進了任仲夷的辦公室，這可以從他的滿臉愁雲裏看得出來，也可以從他上樓時拖遝遲緩的腳步聲中聽得出來。任仲夷微笑著從座位上走出來，與梁湘握手後，又親自為他沏了一杯熱茶，而後就隨意地坐在了旁邊的一把竹製躺椅上。
據琚立銘回憶，一直到淩晨時分，任仲夷辦公室的門才緩緩打開。他進去的時候，兩人的正式談話已經結束，原本詼諧幽默的梁湘又回複了本性，他似乎剛剛講了一個廣州時下流行的笑話，任仲夷猛然“哈哈”大笑起來。他仰躺在竹椅裏，一前一後地晃悠著。雪亮的燈光下，渾圓的銀白色的笑聲在四壁間清脆地撞擊著、回響著，他頭上的絲絲白發也仿佛是一綹綹導電的鎢絲，在閃爍著明晃晃的輝光。
1981年2月，梁湘慷慨赴任。
隨後，任仲夷又從各地選調一批專業對口、德才兼備的精銳幹部，為深圳特區打造了一個特別能戰鬥的領導班子。
從此之後，深圳特區建設踏入快車道，開始上演一幕幕驚天活劇！
但是，一切都在試驗探索，樊籬重重，荊棘遍野，跨越常規，衝破體製，特事特辦，很多創舉連最高決策層也無法明確表態，這就使得深圳的道路顯得格外地血腥和驚險。
要加快發展，必須麵向世界招商引資，要招商引資，必須提供誘人的優惠政策，這是一個簡簡單單的道理。對此，梁湘的“螞蟻理論”很是明確：隻有讓第一批螞蟻嚐到甜頭，才會引來更多的螞蟻。於是，深圳特區政府經過相關立法程序，製定了特區土地管理法規，允許外商參與開發特區土地和繳納土地使用費使用特區土地興辦企業，並於1982年1月1日起正式頒布施行。
這項法規剛剛出台，便引起國內震驚，傳統封閉的國民意識如何能承受這種“賣國行徑”呢？一時間，輿論如鞭似刀，黑雲壓城：“深圳除了九龍關門口仍掛著五星紅旗，一切都已經資本主義化了”，“姓梁的把國土主權賣給了外國人，是賣國賊！”……正在這時，中央針對廣東開展了大規模的反走私鬥爭，而深圳又深陷其中。更讓人驚駭的是，中央有關部門還專門下發了一個白頭文件《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直接針對深圳，使得政治氣氛驟然緊張！在高層會議上，某領導人甚至聲言“要收回失地”，“要殺一批頭”。
向來敢說敢幹、敢冒風險的硬漢梁湘此時也膽怯了，常常緊鎖雙眉，沉默不語，緩緩踱步，狠狠抽煙。
梁湘當年的秘書鄒旭東清清楚楚地記得，就在這氣氛最為肅殺的一個多月裏，平時很少親臨的任仲夷竟然連續三次來到深圳，時間分別是2月2日、2月18日和3月6日。每次到來後，他都要與市委領導班子全體成員見麵談話。針對北京方麵和理論界的質疑，他旗幟鮮明地對大家說：“有的同誌懷疑辦特區是否有損主權，是不是會變成殖民地？我們要肯定地回答：不會！恰恰相反，隻有掌握主權才能辦特區。辦特區是對主權的運用，是行使主權的表現！”
談話之後，重點就是與梁湘談心，釋消他心底的顧慮。最後一次談心是在任仲夷下榻的賓館房間裏，關著門，吩咐誰也不許打擾，一直談了3個小時。兩人具體談了什麼內容，誰也不知道，但送別任仲夷時的場麵大家都印象深刻：兩人緊緊握手，相視無言，一個笑靨如菊，一個滿麵春風。
從此之後，梁湘如釋重負，依然故我。
地球人都知道，正是在這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深圳以她特有的“深圳速度”，從一片偏僻的小漁港蛻變成為一座繁茂的大都市，成為麵向世界的最靚麗的東方傳奇……
幾年後，67歲的梁湘悄然卸任。站在市府大樓門口，麵對著近千名依依不舍的深圳人，他滿眼淚花，哽咽著說:“如果我必須生一千次,我願意生在這個地方;如果我必須死一千次，我也願意死在這個地方！”那一天陰雲密布，電閃雷鳴，但所有的人都黯然不動，任憑冷雨澆淋。梁湘汪然出涕，猛地扔掉雨具，雙手抱拳，大聲鳴誓：“我在此先立下遺囑：死後骨灰安葬在梧桐山上！”說到這裏，聞者淚流滂沱，嚎啕失聲。
曆史已經證明，梁湘是這座城市的英雄！而成就梁湘的正是任仲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