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的散文詩序 彭燕郊的散文詩
林賢治詩人與歌手是不同的。歌手帶著他的歌嗓上路，他的目光，大抵關注眼前的事物；作歌是即興式的，歌訖便罷。詩人多出豎琴，手撥琴弦，有靈魂的顫響。詩人的目光是澄徹的，又常常是憂鬱的，迷茫的。他眺望遠方，縱使黑暗，依然眺望而且歌唱。其實遠方是不可見的，而詩人，偏偏喜歡追尋不可見的事物，幻想中的事物，他在想像中達致完美。
彭燕郊先生是一位詩人。
我認識燕郊先生在八十年代初，而稱得上交往，卻也多在紙麵上。
他幾次給我寄來已出版的集子，還有詩稿，說是尋求我的意見。我看到，每次寄來的詩，寫的都不一樣：題材，主題，式樣，風格，不斷地變化著。他發掘自己，發掘周圍的世界，發掘構成命運的神秘的而又確鑿無疑的東西。他讓記憶的陰影重現，讓惡魔獰笑，讓羽毛媚舞；他讓鍾聲響起，讓星光和種子醒來……他在風中行走，在音樂中凝坐；他微笑，親切有如火焰，有時也作雷暴般的咆哮，發出閃電般的嘲笑……他不斷地書寫自己，改變自己，他要讓他的作品有如交響樂般地盛大，富麗，涵泳一切……他每次寄來的詩稿都用的格子紙，藍顏色字跡；上麵一再塗改過，字行間棲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閱讀時，我會從中窺見詩人的專注的目光，有如鍾表匠那在深嵌的放大鏡裏麵透射出來的目光，仿佛聞到他湊近紙張時發出的粗重的、或是輕悄的呼吸……
詩人是美的締造者。即使“大美”，也要求精微，因此，這種締造的工作，是極其繁瑣而艱難的。然而，燕郊先生不惜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辛勤一如工蜂。可是，他並沒有把目光局限於眼前的勞作，他的靈魂，時時飛離他的肉身而翱翔在別處。正如他在《旋梯》中描畫的攀登者那樣，因在無限廣闊中有微光的招引，便不息地追逐，攀登，且沉醉於上升：“起點是上升，中途是上升，終點也是上升……”
燕郊先生寄我的是複寫稿，即使分寄其他友人，想來也不至於太多的罷？這種信任使我發窘——其實，詩這東西是不能快速閱讀的。所以，當時並沒有如他所期待的那樣，可以奉獻一點什麼“建設性的意見”。批評的意見倒有一些，譬如覺得山水詩沒有必要太多的“哲學化”，他的最得意的作品《生生一體》、《混沌初開》似乎有點過於虛玄、高蹈，諸如此類。當然，我不曾坦率地將這些寫出，這種世故的保留，是很對不起燕郊先生的。
及至去年歲末，因為編選一個新詩選本，我用了一個下午仔細閱讀了他的全部詩作，特別是晚期的長詩。一個時代的戰士和囚徒，對於精神自由以及詩美的無盡的追求，著實使我深深地起了感動。終卷時，立即援筆寫就一段評介性的文字，接著撥通電話，把剛剛寫下的文字逐字地念給他聽。他很高興，孩子般羞澀地接受我的禮讚。
待到這段文字正式印製出來時，燕郊先生已經看不到了！那天，他還在電話那頭笑著，大笑著，充滿青年的生氣——他還在“上升”呀！怎麼這麼快，就到了生命的終點！
詩之外，我還讀過燕郊先生的詩論，以及斷片的回憶錄。其中，不但記述而且品評，是我所見到的他與曆史及外部世界的唯一的理性聯係。詩表現的是一種普遍性，而這些批評文字卻是非常的具體，就像雕塑家一樣揮動錘子和鑿子，為了保留這個世界在印象中或是想象中所給予他的完好的形象，而不斷地毀壞著和拋棄著。他熱愛，他憤怒，他厭惡，他痛惜，他悲哀，他無奈，這樣，一個個聖徒、魔鬼、小醜，也就以不同的形貌在他的手中出現了。
最後一次見到燕郊先生，是在去年秋季。民刊《詩歌與人》給他頒發一個“詩歌獎”，他到佛山領獎。事前，他曾請我作“嘉賓”到場為他授獎，我因害怕這類場麵，當即推辭掉。想不到會後，他竟然由詩人黃禮孩和遠人領著找上門來了。
我祝賀他，他也很感快慰。中午，我們在一家飯館裏聚談，所謂“酒逢知己”，可惜都不善飲，隻好一邊吃飯，一邊談話。談詩很少，所談多屬人事，算是文藝界的雜俎罷。前年，我約他一本回憶性質的書稿，他因忙於編輯個人文集而遲遲未交，所以，說話往往涉及書中的內容，也即故人故事。說到丘東平和聶紺弩，話間有一種特別的深情。我告訴他，我寫了一個蕭紅的傳記，他立即稱讚蕭紅，接著批評茅盾，認為茅盾不應當把《呼蘭河傳》當美文看待，對茅盾批評蕭紅的“思想上的弱點”，也深不以為然。